在人类工业文明崛起之后，世界超级城市群大多分布在湾区。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世界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湾区”——入海口，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海岸带地区。美国的两大湾区分别是纽约和旧金山湾区。美东的纽约湾区，是全球的金融中心、商贸中心和制造业中心，人口达到65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20%，制造业产值占全美的30%以上。
美国西部的旧金山湾区总人口数在700万以上，硅谷就在这一区域之内，这一湾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高科技研发中心。东京湾区，则以先进制造业、金融和化工业为主，GDP占日本全国的40%。东京湾还集中了日本最优良的港口群，包括了横滨港、东京港、千叶港、川崎港、木更津港、横须贺港等六个港口，年吞吐量超过5亿吨，是日本与全球的“货物通道”。“湾区”为什么会这么“牛”，无一例外都成为各国的经济中心？
最直接的原因是濒临大洋的地理优势，这意味着发展工业，或者必要生活资料运输会享受最低的物流成本。在工业时代的物流成本优势，奠定了湾区的产业先发优势。之后，无论产业如何变动，湾区都能够顺应变革，一直保持着在一个经济体内的领先位置。比如，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是世界公认的知名三大湾区。它们最初勃兴于人类工业时代之初，但到了21世纪，它们依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得益于改革开放，珠三角最初也是成为了“世界工厂”，然后随着转型升级的推动，这一地区正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国制造”开始向着“中国创造”迈进。
此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长三角相对珠三角，其实有着纵深更大的腹地、更发达的工业基础以及更完善的文教卫资源，但如今，在很多领域，珠三角却早已一骑绝尘。这背后的根源在于地区的“先发优势”。以IT制造业为例，它最显著的特点是产业链极长，比如手机整机厂，它需要数千家供应商。硬件制造巨大的固定投资，意味着它们无法轻易迁移，最终形成在一个地区不断积聚的“主动循环”，最终推动区域经济总量的不断膨胀。
广东省有关部门曾援引数据指出，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规模为1.36万亿美元，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超过6500万标箱，机场旅客年吞吐量达1.75亿人次。产业结构也颇为优质，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港澳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均在90%左右，内地9市制造业基础雄厚，已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产业体系。
粤港澳三地在经贸、技术、金融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交流，正进入全面、深层次合作阶段。某种程度上讲，珠三角的崛起本身就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因为，港资一直是广东制造业资本的主流。但是，当“粤港澳大湾区”要转型升级，真正进军世界经济版图的“高地”的时候，这一“湾区”的融合却还需要不断克服一些障碍。很简单的道理是，香港目前实行的金融体制、经济体制和内地差异很大。比如，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人员的流动还不能做到“完全平滑”。
此外，另一种要素——资金更是如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金融市场却被称为“境外市场”，它并没有和内地完全连接起来。无论是股权资本，还是债务资本，港澳和内地的双向流动，还需要很多“审批程序”以及面对背后的行政成本。与此同时，香港低税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两大“优势”，客观上也导致了珠三角内地城市的很多高端要素不断流向香港。而且，很多方面的流动是单向的，而非双向。可以说，要有效整合“粤港澳大湾区”，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和世界上其他“湾区”不同，“粤港澳大湾区”存在着不同的经济体制和文化心理。
作为珠三角的经济“枢纽”和岭南文化的发源地，广州如何发挥其“枢纽”价值，将是这一新兴湾区未来整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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