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 ”
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礼记》，作为国人第一本系统性的人际交往指南，对男女交往有着一套近乎苛刻的规定。我们看到，红楼世界里的人和事，尽可能地体现了“男女有别”这一原则、精神，也大致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基本的生活风貌。具体地，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活动场所回避。传统社会里，男子和女子有各自不同的生活场所，男外而女内，彼此之间不能随便出入。例如，第3回，写荣府的正室：
“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门的。进入堂屋中，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匾上写着斗大的三个大字，是‘荣禧堂’”。
那么，它是不是女主人王夫人的活动场所呢？非也。
“原来王夫人时常居坐宴息，亦不在这正室，只在这正室东边的三间耳房内。”
荣府的正室，是贾政待客的地方，而作为女主人，王夫人绝少在这里出现。这即体现了“男女有别”的要求。当然，最典型的是大观园，它由专人把守，发挥着重要的隔离功能，除了贾宝玉，没有特殊事由，那些“泥做的、浊气逼人的”男子一律不能入内，由此形成了一个由女儿主导的自由天地。这些贵族少女平日里在此游玩嬉戏、作诗抒怀，貌似风花雪月、五彩缤纷，可细究起来，她们所有的活动都被限定在指定区域，过着“贾母处——王夫人处——大观园”这样“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第56回，平儿笑道：
“这有个原故：姑娘们所用的这些东西， 自然是该有分例。 每月买办买了，令女人们各房交与我们收管……没有一个我们天天各人拿钱找人买头油又是脂粉去的理。”
由此，我们明白，因为不能随便走出家门，即便女孩子日用的化妆品，她们也不可能自己去挑选，而是由他人代为采买。
其次，日常交往回避。就日常生活而言，贾府里的人们时刻注意男女之间的性别回避。用第65回中贾琏的小厮兴儿的话说，这些事项叫做“正经大礼”。例如，第13回，写秦可卿之丧：
可巧这日非正经日期， 亲友来的少，里面不过几位近亲堂客，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并合族中的内眷陪坐。闻人报：“大爷进来了。”唬的众婆娘唿的一声，往后藏之不迭 ，独凤姐款款站了起来。
第48回，写薛蟠远行：
薛姨妈命人请了张德辉来， 在书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饭， 自己在后廊下，隔着窗子，向里千言万语嘱托张德辉照管薛蟠。张德辉满口应承，吃过饭告辞……
像上述描述，在我们今天，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了。然而，它却是那个时代人们真切的生活，非但不违“礼”，恰是合乎“礼”的。
再次，隔绝内外信息。《礼记·内则》云：“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所有这些，都意在强调，男人谈的事情不得让女人知道，女人谈论的事情也不可让男人知道。街谈巷议不得带入闺房；妇女在闺房所讲的话也不得拿到外边宣扬。例如，第48回，言及香菱学诗：
宝玉道：“这也算自暴自弃了。前日我在外头和相公们商议画儿，他们听见咱们起诗社，求我把稿子给他们瞧瞧。我就写了几首给他们看看，谁不真心叹服。 他们都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问道：“这是真话么？”宝玉笑道：“说谎的是那架上的鹦哥。”黛玉探春听说，都道：“你真真胡闹！且别说那不成诗，便是成诗，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到外头去。”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许多人常常利用炒作手段，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作品扩散、传播，以求获得广泛的关注。然而，探春、黛玉的年代，她们的智力成果只能限定在内部交流的层面。如果流传到外面，且不论诗歌的创作水平，她们很可能面临“闺门不谨”的负面评价，因此，探春、黛玉都极力向宝玉强调，她们写的诗是不能拿到外面去的。正是严格的信息隔离，限制了女性的视界，禁锢了她们的思想和观念，也极大地影响了她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在这方面，我们看到，探春、湘云、黛玉等人都表现出知识和经验的不足及匮乏，而宝钗则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如第56回，探春说了“外行话”：
“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宝钗笑道：“真真膏粱纨绔之谈。虽是千金小姐，原不知这事……”
第57回，湘云、黛玉不认识“当票”：
一语未了，忽见湘云走来，手里拿着一张当票，口内笑道：“这是个账篇子？”黛玉瞧了， 也不认得。地下婆子们都笑道：“这可是一件奇货，这个乖可不是白教人的。”宝钗忙一把接了，看时，就是岫烟才说的当票，忙折了起来。
这里，宝钗之所以在社会知识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原因在于其特殊的家庭环境（薛家属于皇商）使她有机会参与到了社会实践之中，从而较少地受到男女之间信息隔离的影响。由此，当探春说“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时，这表明了她对闺阁之外的知识的敏感，是其精细、聪明之处。她虽然终日被封闭在闺阁之中，但这并没有使她失去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能力。
第四，禁止情感沟通。准确地说，传统社会里，并不是要禁止男女之间沟通情感，而是禁止他（她）们私下里进行沟通，要沟通的话，就须符合礼法规定的样式。这就是所谓“发乎情而止于礼”。除了无休止地试探，惴惴不安地担心未来，即便彼此深爱，宝、黛两个人始终没有勇气再向前跨出一步，甚至，他（她）们连向贾母、贾政夫妇袒露心迹的勇气都没有。因为在当时的文化语境里，即便内心里有这样的想法，都是逾礼的。此外，透过薛蝌与邢岫烟、宝钗与宝玉婚事的描写，我们看到，即便定亲之后，这种禁止也丝毫没有松懈。第57回，写道：
如今薛姨妈既定了邢岫烟为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贾母因说：“这又何妨，两个孩子又不能见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个大姑，一个小姑，又何妨？况且都是女儿，正好亲香呢。”邢夫人方罢。
这里，薛蝌和邢岫烟的婚事一定，邢夫人马上就要把后者接出大观园，为的是避免两人可能的私下碰面和接触。只是由于贾母根据实际情况，认为即便住在大观园里，两个人也没有见面机会，邢夫人才打消了起初的想法。第90回，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及感慨命运对未婚妻的不公，薛蝌还写了一首诗：“蛟龙失水似枯鱼，两地情怀感索居。同在泥涂多受苦，不知何日向清虚。”其实，这首诗的字里行间很值得推敲，薛蝌和邢岫烟同住在荣府之中，怎么能算作“两地情怀感索居”呢？两人根本就是在“一地”，这样说来，薛蝌错了。然而，如上分析，即便他（她）们两人同住在荣国府，可是从订婚至结婚这段时间，两人也根本没有见面的机会，这么说来，真的可以算作“两地”了，薛蝌又是正确的了。一向知书达理、模范地遵守传统礼法秩序的薛宝钗，当然在这方面不会降低自己的行为标准。第95回：
宝钗也知失玉。因薛姨妈那日应了宝玉的亲事，回去便告诉了宝钗……宝钗自从听此一说，把“宝玉”两个字自然更不提起了。如今虽然听见失了玉，心里也甚惊疑，倒不好问，只得听旁人说去，竟象不与自己相干的。
按照礼法，经过订婚程序，两个人就成了未婚的夫妻关系。按理说，关系得到了认可和确定后，男女双方之间的情感交流会变得更频繁、密切，然而，我们看到，事实恰恰相反，订婚后的两个人更要注意回避。这里，当薛宝钗知道自己已经成为贾家的媳妇后，对贾府的事务事事回避，即便宝玉生病也不过来探望，甚至连宝玉的名字也不提及，硬是装出一副素不相识、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
综上，结合文本，笔者归纳了传统社会里“男女有别”原则在生活中的一些具体表现。阅读《红楼梦》，如果我们不留意这些制度，就很难理解其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如果对这些制度缺乏基本的认知，我们也很难理解文本所反映的社会风貌。那么，我们怎么看待和评价这些制度呢？
对此，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总是习惯 “标签化”地解读，认为这是传统社会里的“糟粕”。 事实上，如果立足当时的语境加以审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制度的被“发现”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的长期实践，表明其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体现了古人在构建家庭以及社会秩序方面的持续性努力。众所周知，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们基于亲缘关系聚族而居，人口很少流动。那么，在一个很少自然流动的小型社区，“何为个体需要的最基本的秩序？如何形成、维系和保持最基本的秩序？”这个问题就变得尤其重要，甚至，在人类社会早期，这也是个普遍的问题。在《纲常、礼仪、称呼与秩序建构：追求对儒家的制度性理解》一文中，苏力教授把这一问题，称为“安提戈涅问题”。在他看来，安提戈涅最大的痛苦不是外部世界的：亲人（父母兄弟）的相继离世，城邦政治动荡，或克里翁不让她安葬自己的哥哥。她最大的痛苦是内心精神世界的：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的真相暴露，完全摧毁了安氏界定自己与生活世界的坐标系、参照系。毕竟，“没有基本的秩序，就没有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每个人都无法安排自己的生活，无从理解自己生活的意义。”而“子弑父”、“少凌长”的社会实践及安提戈涅寓言一再表明：血缘的秩序维系功能不总是有效的。
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早期儒家学者提出了“齐家”这一系统性的方案来回应这个问题，其中，就规范男女关系，他们倡导“男女有别”、强调践行严格的性别回避，来“防止性的冲动和僭越， 防止小社区内经常交往日久生情”，从而尽可能地防范社区中出现“安提戈涅问题”。可以说，儒家的这种秩序建构的努力大致上是成功的，很多时候，它只是表现为一种家族法层面的规范，不见得是正式的法律制度。然而，它却比正式的制度更能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不但反映在红楼的世界里，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民族心理，进而沉淀为一种“身体记忆”。卢梭说，真正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在这一意义上，它是真正的法。（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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