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晚报记者 龙 凌 摄影记者 田建明
寻亲，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且不说过程多么艰难，能不能找到也是无法预料的，它让人既期待又迷茫，既向往又畏惧。
昨天，200多名来自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等地的寻亲者齐聚嘉兴人民公园，来参加首届寻亲大会，他们有的手里拿着幼时物件、有的举着牌子、有的拉着横幅、有的拿着写有自己信息的纸张……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找到自己的亲人。
姜宝锋，1969年6月在苏州吴江和嘉兴交界处的一个乡镇被抱养到山东临沂，手中是他被抱养时穿的衣服。
寻亲之切
在寻亲活动现场，来自桐乡的刘建华和二弟只要碰到来自山东的人，都会上前仔细打听一番，一旦听到跟三弟的信息有点吻合，就跟人家继续聊下去，当发现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刘彦雷跟三弟长得有点像时，立即就去跟刘彦雷比对信息……
“不是的不是的，刘彦雷是在毛纺厂被抱走的，我弟弟不是。”发现信息不对，刘建华和二弟一脸失望。为了寻找弟弟，兄弟俩什么方式都尝试过。
1971年，因为家里穷，刘建华的父母将几个月大的三弟通过姑姑牵线，经当年嘉兴自来水厂的党委书记（来自山东）介绍，送给了山东的一户人家。
十几年后，刘建华的父亲向刘建华的姑姑提出要去看看三儿子，刘建华的姑姑却说：“他在好好读书，不要去打扰他。”七八年前，刘建华的姑姑一家来看望刘建华的父母，刘建华又提起找弟弟的事，但年迈的姑姑已经记不起很多事情，和中间人也断了联系。
后来，刘建华托表哥去嘉兴自来水厂查资料，得到的回复是档案已经没有了，找不到他们说的党委书记。再后来，刘建华的父亲去世，母亲什么事都记不起来了。
“妈妈老了，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她经常哭着叫弟弟的名字，希望在有生之年再见上弟弟一面，一家人团聚。”看到记者肯帮忙，刘建华兄弟似乎又看到了一丝希望。
与刘家兄弟现场寻亲的方式不一样，来自河南郑州的王莹声情并茂的寻亲演讲感动了很多人。
王莹出生于1964年12月30日，11个月大时被养母从嘉兴福利院抱走，户口签发地是当时的嘉兴县派出所，在福利院的名字为元丽。
“我一到家乡，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掉下来，心里十分难受，但看到家乡的美丽风光时，又感到十分亲切，仿佛父母和家就在眼前。”“养父母相继去世，我再次成为一个孤单的人，思念之心倍增。”“希望当年不管什么原因送走孩子的父母，放下思想包袱，来认领这个孩子。”“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我想你们!”
说着说着，王莹流下了眼泪，引得众人也红了眼眶。
“我叫史红亮，出生于1972年2月14日，今年46岁，也许这个年龄是嘉兴福利院给写的。”轮到来自河南安阳的史红亮讲述自己的寻亲故事时，这个河南汉子多次因为激动流泪而中断。
“如果找不到，那将是我一生的遗憾。”“希望亲生父母能来现场，看看有没有你们要找的孩子。”
与王莹一样，当年史红亮也是被人从嘉兴福利院抱走的，当时大概7个月大。
这么多年来，王莹和史红亮不知花了多少精力来寻找自己的生身父母，他们都表示，无论花多大代价，都要在有生之年找到自己的家乡，找到自己的亲人。
寻子之痛
一位“老人”颤颤巍巍地走到台上，拿出一张纸，开始念自己的寻亲信息，声音虽然不洪亮，但却很用心。因为对他来说，任何一次机会都充满了希望。
这位“老人”姓仇，外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而这与他的女儿失踪有关。
仇师傅的寻亲历程充满了苦痛和创伤，听罢不由叫人潸然泪下。他与妻子长期被失女之痛折磨得痛不欲生。
1978年8月8日，夫妻俩喜得千金，取名仇金芳。孩子乖巧可爱，被他们视为掌上明珠。然而，1980年5月24日上午9点30分左右，一场浩劫突降在这个家庭。
“就半个小时，就半个小时呀，孩子就被偷走了！”想起那个不堪回首的时刻，仇师傅的妻子杨女士泣不成声。
原来，当天上午，孩子在门口玩耍，杨女士在家里干活，半个小时后再找孩子，孩子竟不知去向。
发现孩子失踪后，仇家发动了很多人来帮忙寻找。然而，孩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一丁点儿消息。
一开始，仇师傅总认为慢慢寻找的话，女儿会回到自己身边的。然而，一个月过去，一年过去……38年依然没有任何消息。38年来，他们不但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还经常被人欺骗。有一次，有个陌生人说知道仇金芳的消息，但要好处费，寻女心切的仇师傅一口就答应了，结果当然是上当受骗。
从别人那里得知8月2日嘉兴要在人民公园举办大型寻亲活动后，仇师傅激动不已，一大早就与妻子从嘉善坐公交车赶到嘉兴。
杨女士记得，女儿失踪时身高0.74米，黄短发、双眼皮、肉脚板，左眉旁有白斑，两侧耳朵上方各有一颗黑痣，带一口苏北口音，失踪当天用红绒线扎了一个小辫子，上身穿绿底小花猫衬衫，下身穿蓝条白格裤子，脚穿淡色尼龙袜、绿色凉鞋。
记者发现，寻亲现场跟仇师傅情况类似的还有好几个，每个寻亲的人一谈到自己的寻亲故事，马上就变得激动不已。失去孩子，几乎改变了一个家庭。
寻亲之难
王友峰来自山东临沂，这次和妻子一起来参加活动。他的情况特殊，通过这么多年辛苦寻找，居然找到了当时的奶妈，但奶妈不肯提供任何信息。
王友峰很是绝望，几次做工作都未果，最后不得不另外寻找线索。
“太难了，难度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在寻亲过程中，王友峰经常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他是回来争财产的，这让他很难受。昨天在活动现场，他再次听到有人这样议论，心里极度失落和伤感。
王友峰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只是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兄弟姐妹是谁，就算认亲后不来往也可以，否则，心里总是有个解不开的结。
据王友峰的妻子介绍，在山东很多地方，老百姓的思想比较封建，亲生的与抱养的有不小区别，实际上很难真正融入当地。
在寻亲者姜宝峰的心里，他们这样的人叫“外庄户”。王友峰和姜宝峰在山东的家距离很近，哪里有“外庄户”他们都知道。虽然大家都有家室，但总感觉很难融入当地。因此，找到生身父母，成了他们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姜宝峰寻找亲人10多年，历经千辛万苦，光是DNA就做了好几次，但都以失败告终。有一次，他与吴江的杨姓人家什么信息都对得上，但一比对DNA结果却不是。不过两家人却从此成了“亲人”，昨天，姜宝峰和杨先生都来到了现场。
一大早，来自山东临沂的王莉莉就来到人民公园。为了帮她圆梦，丈夫和两个孩子也陪着来到了嘉兴。王莉莉的寻亲信息少得可怜：1975年5月28日出生，约两个月大就被养父抱走，走时买了一个椭圆形六角眼的竹篮和一个刻着西湖的塑料桶。
王莉莉三言两语就介绍完自己了，每次说完后她都会补上一句：太难了，找不到。
其实，她也有顾虑，不想让养父母知道自己在找亲人。类似她这样的顾虑，很多寻亲者都有。
记者发现，在现场寻亲的人中，几乎每个人的信息都很少，很难通过这些信息去判断他们来自哪里、父母是谁。这也是他们苦苦寻找多年没有找到的客观原因。
在王友峰、姜宝峰等人看来，民间自发组织的寻亲效果十分有限，他们希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能组织这类活动，这样不但权威，而且相关信息查找起来也比较方便。“比如由两地民政局牵头联合起来组织大型寻亲活动，但是这似乎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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