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 22 日，螞蟻金服宣佈與光大銀行、光大科技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三方將在雲繳費、金融科技等方面展開深入合作。
這是近期螞蟻金服密集的與金融企業開放合作的又一嘗試。就在短短的一個五月，螞蟻金服已經先後向兩家基金公司的貨幣基金開放了餘額寶的入口，向銀行開放了旗下消費信貸產品花唄。
當然，開放與開放是不同的。上述這些開放，除了共同能表現出螞蟻金服在打造科技賦能金融生態圈的決心之外，其實內涵和模式是在不斷深入的。
從FinTech到TechFin 表述差異的背後是什麼？
“我們更願意用 Techfin 而不是 Fintech 來定義自己”，早在 2017 年 1 月的達沃斯世界論壇上，螞蟻金服的 CEO 井賢棟就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
放在一年多之後的此時此刻來看，這顯然是螞蟻金服發展過程中戰略定位的一次鉅變，但是在當時，卻並未引發太多的人關注。
無它，之前螞蟻金服作為一個金融產品創新者甚至於顛覆者的形象太過於深入人心。餘額寶的誕生，就對整個銀行存款體系，對基金業傳統的貨幣基金都產生了衝擊，以至於許多銀行一度將餘額寶視為 “勁敵”。畢竟，2014 年，馬雲那句“如果銀行不改變，我們就改變銀行” 的豪言壯語，還歷歷在目。
但是 2017 年開始的一年多時間裡，螞蟻金服一次次的開放，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讓業界感受到了螞蟻金服開放的決心
為什麼螞蟻金服越來越專注科技服務金融，而非直接用科技優勢去做金融？
要明白這個問題，才能理解 2017 年初螞蟻金服從 FinTech 到 TechFin 的巨大轉變。
其實，從經濟學而言，這並不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一切答案都在六個字 “ 比較優勢定律 ”。
早在 1817 年，大衛李嘉圖出版的那本經濟學輝煌鉅著《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就已經鮮明的提出了關於國與國之間分工與貿易的一個重要原則：每個國家都應該生產自己有比較優勢的商品，進口自己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即使在比較劣勢的產品上，實際效率比進口來源國更好——雖然這樣看起來不理性，但其實卻通過 合作 讓所有的國家都能發揮最大的優勢，讓整個經濟生產的效用最大化。
類似的原則，其實也適用於當下 科技巨頭與金融巨頭的共生關係 。
螞蟻金服能不能成為一個成功的金融機構？對於這個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但是在大衛李嘉圖的理論下，這是一個毫不重要的問題。
因為沒有人會否認，作為科技巨頭，坐擁海量工程師和技術儲備，同時又利用科技聯接了海量用戶的螞蟻金服，在科技領域，擁有著遠超過金融領域的 “比較優勢”。
而這也意味著，在資源和人力有限的前提下，即使螞蟻金服能夠做好金融業務，甚至比現有的金融機構做的更好，它依然應該將科技作為核心業務，並且將服務金融的科技作為一種商品貿易輸出給金融機構，以此才能實現整個金融科技領域的效用最大化。
我們還能看到那隻鯰魚嗎？
是的，甘於擁有比較優勢，只做 “用科技為金融” 服務的螞蟻金服，不管是對行業，還是對它自己，都意義更大。
如果套用漫威超級英雄蜘蛛俠的那句名言，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對於擁有巨大科技能力的螞蟻金服，不應該將時間和精力浪費在過去十幾年金融機構早已探索嘗試了許多年的傳統貨基、消費信貸等業務本身，而是應該用新技術、新渠道，去探索金融產品的服務疆界——就像曾經震撼整個行業的餘額寶，其價值不是在於行業裡面又多了一隻貨幣基金，而是產生了內置在支付寶的餘額寶這樣一個嶄新的聯接用戶的新渠道新方式。
事實上，回望過去五年乃至十年的金融行業發展，也可以清晰的看到，整個金融行業單單就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本身而言，並無太多激動人心、改變社會的創新——尤其是在 2008 年次貸危機之後，金融行業的過度創新，反而成為了引發整個社會反思的問題。
與之相比，金融行業這些年發生的大量激動人心創新，比如中國的 “餘額寶”，比如美國的智能投顧，比如催生比特幣的區塊鏈，這一切真正在改變整個社會的金融創新，都來自於信息技術層面，來自於移動互聯帶來的與用戶連接方式的創新。
從這點而言，立足科技，服務金融，對於螞蟻金服而言顯然是一條用好 “比較優勢” 的正道。
事實上，伴隨螞蟻金服開放業務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科技企業也意識到了自身的價值不應當是用科技做金融，而是以科技服務金融。比如京東金融明確表示，現在定位為服務金融機構的數字科技公司，用 B2B2C 的模式，為金融機構提供數字化的企業服務；又比如樂信，其 CEO 肖文傑宣佈樂信 “不做金融業務、不參與金融業務競爭，做各大金融機構最好的合作伙伴”。
不做金融，看似是一種自我受限，是一種放棄。
但是，俗話說的好，“捨得捨得，有舍才有得”，而莫文蔚那首膾炙人口的《盛夏的果實》，更是告訴我們 “也許放棄，才能靠近你”。
就像螞蟻去年對基金行業開放了財富號的平臺後，螞蟻金服不再需要自己去儲備人才，去學習如何對基民進行類似股票型基金這樣的投資者教育 ，而是通過科技配合基金公司去培育服務客戶。
這樣各司其職的合作，效果是顯著的。這才有了入駐財富號的機構非貨基交易金額增幅，是同期未入駐機構的 21 倍；非貨基的保有量增幅，是同期未入駐機構的 11 倍。
有人會說，相比餘額寶的一飛沖天和帶來的行業震撼，這算得了什麼？
但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已經過了餘額寶爆發的那個年代。換一個角度看，哪怕餘額寶再怎麼輝煌，一個餘額寶也不能解決數字金融、普惠金融的所有問題。
馬雲曾經有一個觀點，一個長的技術週期，前 20 年是技術的大爆發階段，後 30 年則是技術跟社會深度結合的階段。在我看來，這樣的週期中，前 20 年固然創新頻發，無比絢爛。但看似寂靜無聲的後 30 年才是技術真正創造價值、改變生活的階段。
這一輪的互聯網科技對金融的影響剛好也到了 20 年的關口，我們要開始習慣平淡中孕育的進化。這也是中國當前的金融大環境更加需要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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