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1927年以前，我軍的先驅還只是一群遊走在學生、工人、農民、軍隊中的演說家，那麼在南昌起義時，這些演說家放下了筆桿、拿起了刀槍，走下了講臺、走上了戰場，開始了從言教到身教的轉變。
起義前，我黨聯合其他力量，建立了革命委員會，下設參謀團、秘書廳、財政委員會、宣傳委員會、農工委員會、黨務委員會、政治保衛處等辦事機構。除了專司軍事的參謀團，其他辦事機構成員在起義前大都是知識分子。
圖注：吳玉章
秘書廳秘書長吳玉章很早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一生致力教育事業。起義前，他先是創辦留法儉學預備學校，後任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四川大學前身）校長、南充高中校長。財政委員會主席林伯渠早年是在長沙振楚學堂教書，宣傳委員會代主席惲代英早年先後在四川瀘州川南師範、成都高等師範學校等地教書、任職，黨務委員會主席張曙時早年任南京建業大學校長，而總政主任則是著名的詩人、文學家郭沫若。這些知識分子在沒讀過書的士兵眼中就是文化人，說出來話就是金玉良言，所以起義前，有很多士兵都喜歡聽他們的演說，是他們的“粉絲”。
可是南昌起義後，部隊按照原計劃開赴廣州，準備再次建立革命根據地，組織二次北伐。在前往廣州途中，部隊卻面對了極大的困難。首先是受敵人“共產共妻”等惡意宣傳影響，民眾對起義部隊避之不及，難以徵集到糧秣、藥品。其次一路上敵人圍追堵截，戰事頻頻，傷亡慘重。再加上起義部隊是從舊軍隊改編而來，所以戰士們在飽食安平時聽到的金玉良言就成了過眼雲煙。一路上士氣低迷，逃兵不斷，而且還有戰士將彈藥、槍炮丟棄。政工幹部想發揮自己的“嘴皮子”給戰士搞搞演講，鼓動鼓動士氣。但正如惲代英所說：
“一般的政工幹部，走路累得要死，能跟上部隊就算不錯，還有什麼力氣再‘賣狗皮膏藥’”？政治工作人員本身就不振作，怎麼還能振作士氣呢？”
圖注：電視劇《亮劍》中的李雲龍和趙剛
在這種窘境下，政工幹部既犯愁又無奈。到底怎樣才能激發戰士的熱情呢？漸漸地，大家發現
鼓動士氣最好的辦法就是自己帶頭模範、以身作則。就像《亮劍》中的政工幹部趙剛一樣，作為一個學生官，一開始只講大道理，戰士們完全是不予理睬的；後來，他自己衝在一線，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後來的趙剛，不僅打動了戰士，連李雲龍這樣倔的人也被趙剛的人格魅力所折服。那時候，在戰士的眼裡，他們這些知識分子手無縛雞之力，沒吃過什麼苦，而且是部隊裡的大委員，應該是有馬騎馬，累了就歇的模樣。可是如果政工幹部們跟著他們一起行軍，他們就會在想，連大委員們都跟著走，我們怎麼可以掉隊，當逃兵呢？所以就像惲代英，他給自己剃了光頭，在酷熱的天氣裡和普通戰士一樣揹著揹包行軍。結果因為臉上曬脫皮，又帶著副眼鏡，被大家笑稱是甘地。其他政工幹部也不再喊口號，而是先保證自己不掉隊，然後力所能及的幫助病號和弱者背東西。這種無言的舉動，在戰士中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所以攻佔瑞金後很少再出現逃兵。
圖注：惲代英
作為知識分子的革命者從來不怕犧牲，所以有像李大釗這樣在反革命的屠刀下不曾低頭的先驅。但當革命需要武裝鬥爭，知識分子作為政工幹部時，不僅要坦然犧牲，還要能忍受苦行。因為喚醒廣大民眾，特別是戰士，最有力的工具不是慷慨激昂的演講，而是凡是模範帶頭，先人一步的流血與奉獻。
“八一”建軍節，向這些從南昌城頭走來、一路浴血奮戰的先輩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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