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经济外部环境持续恶化，叠加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投资难再，消费低迷，经济发展面临内外交困的双重困境。
琴瑟不调，则需改弦更张，在宏观经济形势一片黯淡之际，反而是我们加速僵尸企业清理，加快市场出清，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利用经济困难时期从速从重改革，去除多年来阻碍经济良性发展的沉珂顽疾，重塑市场生态，有助于我们构筑起坚实的产业结构底部，在推动经济发展生态根本好转的同时，实现经济起底回升。
房地产问题的破立
在行政调控对房地产已经到了无法解决地步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整调控思维，用市场的办法，打出一套组合拳，大破大立，小破小立，不破不立，破立之下，重塑房地产发展生态，让住房不炒、资本流动在市场有效配置下回归本源。
化解房地产泡沫，不应当拘泥于限购、限售、限贷、限价，抑制需求又锁死房市流动性并不能遏制进而有效解决当前房地产市场上的投机炒作现象，恰恰应当放开。可以探索的是，通过试点，在一线城市全面放开“四限”，打开楼市流动性，激活市场活力，基于交易而释放一部分货币的同时，满足另一部分刚需与改善性住房需求，同时基于对前期投机炒作的惩戒，通过借助不动产全国登记平台，征缴房地产税（房地产税及时出台）。
在一线城市选择试点而不是选择三四线城市，理由在于一线城市有着更多的发展资源，有更好的条件对基于房地产市场放开而带来的一时间价格波动进行对冲，三四线城市由于经济基础较差，前期大量的投机房一旦放开，容易引发踩踏风险。
通过打开房地产流动性，维持市场刚需与改善性住房交易需求，同时严打投机炒作，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过度与发展，则金融风险可控，在此过程中，政策引导必然促使新的金融资源向实业配置流动，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正常的市场资源传导机制，这种机制恰恰是我们多年来想办而未能办成的。
换句话说，当前存在和困扰我们的金融、地产与实业的错综复杂的矛盾而形成的新时期的“三角债”，源头在于房地产，一方面占用了我们大量的金融信贷资源，包括违规流入的各种资金，另一方面其本身的牵连广泛也干扰和阻挠了我们力加整顿的勇气，以至于“四限”的推出，进一步收窄了我们调控房地产的空间，不仅锁死了一个可资利用的庞大市场，更造成诸多资源与资金的冻结，久拖不决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要抓住抓好房地产这个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稳步放开，科学约束是我们可堪利用而且必定能够用好的选择。
否则我们将长期陷于束于房地产最终又不得不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以对冲经济下行的无限循环之中，而任由此一情形发展下去，最终不可持续、难以为继的房地产投资“窟窿”必将引爆，最终酿成系统性风险。
而从6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经济数据来看，5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6.8%，较4 月微幅回落。1—5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6.1%，其中5 月增速仅3.9%；1—5 月制造业投资增速回升至5.2%，但依然偏低；1—5 月基建投资增速降至5%，5 月增速下跌转负至-1.2%；1—5 月房地产投资增速10.2%，基本持平，5 月增速略降至9.9%，今年以来，房地产投资持续高增长，成为投资的中流砥柱。5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名义增速8.5%，实际增速6.8%，均创下04 年以来新低，而限额以上零售增速也创下11 年以来的新低。消费增速迭创新低，主要源于过去两年居民大幅举债购房，2016 年居民部门新增贷款从15 年的3.9 万亿大幅上升至6.3 万亿，2017 年继续上升至7.1 万亿，而房贷/收入则高达90%，其结果是购买力被严重透支，不仅令必需消费增速再度全线下滑，可选消费中的汽车增速也大跌转负，石油及制品基本持平，唯有地产相关消费出现改善。
得出的观点是，内需显著下滑，全靠地产托底！这是一个危险信号。
僵尸企业从快清理
既占据着大量的宝贵资源，又连年亏损，积重难返，实现“三去一降一补”，必须认真清理大量的僵尸企业，优化资源布局，提升社会效益，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市场效率，也必须毫不迟疑地着力清理僵尸企业，让要素在优质企业与充分竞争的市场中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形成良性发展的社会自觉。
目前，我们庞大的国有企业队伍存在着众多连年亏损，却又同时拥有着大量政府支持的僵尸企业，一方面这些企业“吃财政饭”，获得了大量额外的政府资源，造成资源输入的“错位”与无谓耗费，另一方面又造成其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渠道受阻，造成资源的短缺与发展空间的严重被挤压，这两方面的严重不对称及形成的效率损失与发展破坏是双倍的，换句话说，能够有效地清理僵尸企业，可以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经济步入下行周期，叠加中美贸易战造成诸多不利局面下，需要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懂得和重视苦练内功，倒逼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通过出强力，下猛药，狠对症，针对长期以来“吃皇粮”又不出效益的一批僵尸企业，坚决下定决心，消除体制性障碍，予以清理破产重组，以激活全社会的企业发展活力，培育企业家精神，通过引入社会资本与战略投资者，发挥它们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激励、主导作用，最大限度地释放企业改革与发展红利。
上世纪90年代，正是因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施国企改革，通过抓大放小，剥离非核心资产，引入竞争机制，才有了我们后来长达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一大批企业迅速发展成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大型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如今，二十年过去，曾经的改革红利经过多年高速的发展早已释放殆尽，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基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形成新的牢笼与阻碍，因此亟须启动二次改革，打破藩篱，消除体制性障碍，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与加大改革，让改革的惠果与更大空间、范围的开放形成新时期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的动力来与有效支撑。
货币政策保持定力
由于前期我们在货币政策上的宽松，造成货币供应量过大，叠加经济脱实向虚，造成金融与房地产非理性繁荣，在当前金融强监管与房地产调控背景下形成的“钱荒”，一旦后期货币政策不能摆脱多年的货币依赖，很容易因为货币在推动经济发展上的边际效应递减，造成货币投放后的“流行性陷阱”。
尴尬的是，当前一方面市场基于自身发展的惯性依旧缺钱，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基于世界范围内的紧缩周期及国内正在推进的去杠杆与强监管需要维持适度从紧，在缺钱与紧缩对立冲突下，保持定力，严防死守，避免货币继续无序投放，是我们所要着力注意的。坚持货币适度从紧，有利于我们在全球货币政策进入紧缩周期的大环境下，加快低效企业的退出，实现去产能与市场出清，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提质增效创造空间，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在“扫清屋子”后通过盘活货币存量，将可利用的资金有效投入发展资质良好的企业，而非良莠不齐的所有企业中，也非依靠货币宽松，形成经济发展的货币依赖，造成不利后果，就是去真正依靠好的、质量效能式的发展与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形成发展的良好生态。总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通过加快企业退出机制建立，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塑社会发展与市场生态，比什么都重要。
多年来我们在发展转换与结构调整的问题上始终迈不过去，就是该退的退不出去，该转的转不了，由于既要考虑经济增长的需要，又要考虑退出成本与机制的问题，最终久拖不决，相沿成习，竟成尾大不掉。我们要利用好全球货币政策进入紧缩周期，以及中美贸易战这一重要时间窗口，完成对落后产能、库存与僵尸企业的一次深层清理，毕其功于一役。
从某种程度上说，2009年的那次对结构调整的错失，可以理解为是我们实践经验缺乏导致的结构调整最终演变成了人为加杠杆，那么对于这一次的机会回补，我们不应错过，更不应该拘泥于经济增长的固化思维，从另一方面说，由于从上一轮经济危机以来我们对于在经济困难时期大力推动不良企业退出与产业结构调整已经讨论与推演了很多次，心理上早已有了诸多准备，那么对于这一次机会来临，岂能再次擦肩错过？
何况，我们现在万事俱备，只欠决心。
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考量
近年决策层一直要求加大直接融资比例，通过IPO加快推进企业上市的方式，为企业发展筹集资金，在我国这样一个以银行间接融资方式为主导的经济体，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发展规划不科学、支持产业发展的配套措施跟不上，导致基础性制造业发展生态严重破坏，房地产、金融、娱乐等赚快钱与快赚钱行业盛行，叠加资本市场本身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大量的垃圾股份不能退出，形成股票市场的“堰塞湖”，在这种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市场失灵，继而再谋求资本市场，以拓展融资渠道的做法，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融资问题，反而会不断地制造新的问题，导致间接融资市场与直接融资市场最终全部失灵。
从目前来看，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财、委外、信托等各种表外资产出现严重的监管套利，叠加资金空转，所形成的实体融资困境与金融风险高企，以及股票市场长期阴跌造成漫漫熊市，已经让我们在间接融资市场与直接融资市场同时暴出问题，根源就在于我们多年来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各行业野蛮生长，已经到了侵蚀整个经济部门的地步，而必须严加整顿的时候了。
事实上，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市场仍然是我们更应重视的领域，确保银行等金融机构形成对实体尤其是制造业的长期、全面的战略支持，确保实体经济融资顺畅，资金充足，带动研发、制造全面升级，最终反哺利润、回报投资与融资方，让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形成互动循环，才是经济社会正常的表现。
股票市场需要重大改革，沿袭当前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诱导各路企业盲目上市寻求圈钱，一夜暴富，损害的是整个实体经济以研发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发展路径，并造成股票市场投资者投机炒作的根本扭曲。当整个社会缺乏正确发展路径与思维，岌岌于赚快钱与快赚钱，一旦失利，造成银行系统大量呆坏账，冲击资本充足率，最终迫使银行不得不借助于股票市场增发以充实资本，其所形成的链式骨牌效应将严重威胁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而目前已有多家银行不良率飙升，急于通过股票增发充实资本的现实例子。
大规模减税降费要有真作为
大规模减税降费仍然是我们要重点对待与及时推出的问题，避免盲目求增长，转而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不可缺少的政策激励，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刺激消费，需要我们从速从重给企业与居民部门松绑、减负，也是在当前经济下行与中美贸易摩擦情势下不应漠视的一环。
长久以来，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始终是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道硬伤，极大伤害与打击了经济发展生态与市场效率。融资难、融资贵有我们银行等金融机构资金空转、监管套利的问题，也有资本市场效率低下，不能发挥资本带动实业的作用，但是抛开金融机构与资本市场的问题，在政策上能不能直接通过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减轻实体经济负担，从而达到缓解融资不畅带给企业的发展困境呢？
在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融资难、融资贵的系统性问题，仍然需要假以时日，才能缓解奏效，那么势必需要在政策层面及时为减税降费实施寻求空间，尽管一定时期内会造成税收规模的降低，给财政收入带来压力，但基于减税效应而释放的红利可以在后期基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改善，以及社会整体营商环境的巨大好转，在带来社会效益的同时，实现税收规模的稳定增长。
对居民部门而言，也是同样道理，居民部门多年来在购房上不遗余力的折腾跟风，叠加医疗、教育等各种生活成本飙升，很难再为消费提供正向拉动作用，减税降费，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加大住房、医疗、教育等专项扣除，切实提高可支配收入，是我们在当前投资、出口双双陷入泥潭情势下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
随着美国大规模减税的付诸实施，制造业回流，以及加息周期的逐步确立展开，我们仍然固守着那点财政收入，不敢在大规模减税降费上迈出实质性步伐，势必遏制着我国的消费空间，也对我国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长足发展形成严重压制。
乡村振兴，围绕里子做文章
我们当前存在的农村凋敝，城市繁荣，农村人口大量流出，城市人口爆满，最终演变成典型的“三农问题”与几近束手无策的“城市病”同时产生，需要我们重新作出合理的顶层设计，最终依靠城乡两个系统形成劳动力、技术、资金等的合理配置与流动，协同发展。
经过多年“以城市为中心”的政策发展导向，我们在城市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不能掩盖我们在城乡发展失序上造成的严重问题，城市过度膨胀，农村不断被蚕食，以及抛荒、撂荒造成的大量田地荒芜、闲置，到了该重新拾起，并依靠科学有力的政策引导，激励广大农民种地种田，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收入，激发农业经营积极性，同时因地制宜，在广大的田地、林地、草场、湖泊等各种地貌，进行多种经营，充分利用大自然给我们提供的地理多样性，在农村这片大地上发展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充分建立健全农村水利设施，依靠节水、蓄水设施建设，将雨水、河流等各种水源集中起来，科学管理，免为浪费，确保农业经营过程中的用水需要。
根据需要，在农村大片地区建立完善、发达的道路交通网，包括村际铁路，形成农业经营过程中保障有力的物流系统。
发展农村企业，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将各种农产品就近收集加工，发展农村工业，形成农业种植与农业加工的有机衔接体系，带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与农村繁荣。
建立完善城乡发展合作机制，通过城市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帮助农村在农业经营、科学管理、生产加工等方面走向科学化、现代化，打造城乡发展合作共同体，实现城乡和谐发展。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城市更像城市，农村更像农村，在基于禀赋差异的基础上，发展适合各自不同又密切协作的产业体系，让劳动力、技术、人才等在城乡两个系统得到科学配置与流动，如此城市与农村相对独立又密切合作的社分工协作，形成社会的完整发展体系，才是一个社会文明与进步的现代标准，也是我们所要着力打造的方向。
乡村振兴，必须围绕里子做文章，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尊重多样化，形成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的科学发展机制，最终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关系，实现和谐发展。
一个强健的经济体，必然是在产业体系与城乡体系形成完善、紧密的发展机制，并基于科学的管理体系与政策设计、引导，发挥协同效应，拧成合力，汇聚发展的力量，最终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发展哲学与危机防御系统，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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