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江，地处重庆东南武陵山腹地，90%以上是山地，73%的人口是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背篓，黔江山里人祖祖辈辈出行的必备，是道路崎岖狭窄、陡峭多险地区货物运输的首选。在黔江乡镇，随处可见用背篓装个肉菜、背个小孩赶场的村民老乡。
然而，如果你去到黔江县濯水镇的田间地头、老百姓的家院门口，可能还会发现几个新奇的身影……
他们背着与山里人一样的背篓，却身穿笔挺的西装制服。他们还随身携带一枚大个铜制检徽，在背篓中斜插着一个印有“流动检察室”的标牌。“洋气的制服+土气的背篓”的混搭看起来“囧”得很。
如果你问他们背篓里装了什么，他们会告诉你：“电脑、打印机装进背篓，要现场办公；宣传资料装进背篓，开展“宣讲十九大,莎姐大普法”活动要用；法律书籍、检民联系卡装进背篓,要以案释法；馒头装进背篓,不能给老乡添麻烦……”；他们走访老乡家中，坐下来就问家里几口人,跟别人有矛盾没有,还会用当地的土话说：“有么子法律事情可以跟我们摆摆……”
是的，这几位年轻人就是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检察院驻濯水、石会检察室的检察官，也是乡亲们口中的“背篓检察官”。
2015年，濯水检察室主任潘珂来到黔江濯水镇检察室工作。黔江属于老少边穷地区，外出务工人员多，村里基本都是留守人员，除了赶场天，镇上居民很少。一个星期下来，检察室只接待了5名群众。检察室的大门像是一堵无形的墙，让老乡们望而生畏。他便和和同事合计在检察室门口支个摊子“现场办公”，希望能“混个脸熟”。然而一天下来，依旧是门可罗雀的冷清场面。“你们夹个包包，拿个‘干部杯’，老乡不识字的多，不知道是做啥的，理你们才怪。”镇上的一名老村支书见状，跟他们说道。潘珂一想，的确是这么回事。他回到检察室，又向老徐寻求建议。老徐，徐维新检察官，是土生土长的黔江人，平时老背个背篓，装点宣传资料什么的。老徐说：“年轻人，乡里有乡里的办法，你把我的背篓背起，走走农户，脸皮厚才能搞工作。” 潘珂觉得老徐的话不无道理，干脆来试试！他背上背篓，装上宣传资料、办公用品，组织干警开始走村串户。由于大山里的村民对检察院认知度较低，再加上检察制服上的检徽不明显，潘珂和同事们决定再做一枚大个的检徽，工作时带在身边。这样，老乡们能认得背篓，也能认得检徽。
第一次,那叫一个“囧”。老乡们见了,哈哈大笑说:“你们检察官也背背篓？见过检察官和村里的货郎一样搞工作。”但久而久之，“洋制服+土背篓”成了检察室的活名片。老乡们也不拿潘珂当外人了，开始和他们摆龙门，提供各种法律监督线索，无形中拉近了检民之间的距离。
“土”办法知民情
背篓给潘珂上了一课，让他意识到了接地气的重要性。不要怕“土气”，因为越是“土气”,就越靠近群众。潘珂慢慢总结出许多“秘诀”，比如和村民打交道要说当地方言，喊年纪大的老人为老辈子，这样老百姓才不觉得见外。遇到村子里的老人，潘珂马上从普通话切换成当地话：“老辈子，早饭吃的莫子（什么）？”除了学讲土话，他们还制定了一套“最土的制度”：“热情接待群众,进门先倒一杯水，出门发检民联络卡。”“中午休息时，检察室必须留人值守；驻地赶场天，正常上班。”“接待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不说普通话。”……潘珂坚持根据乡村实际情况更改工作制度。按照标准，检察室接待窗口需要安装半封闭的防爆玻璃。他们怕把老乡们不习惯，就一致决定建成开放式接待台，面对面交流。接待台设计成1米高、40厘米宽，老乡们背个背篓提个菜来办事,往上一搁，刚刚好。
乡村的工作经验告诉潘珂：最土的东西恰好是老百姓自觉选择的结果。从10条，到13条，再回到10条，最终变成11条，两年来经过与老百姓的反复磨合，“高大上”的“花架子”变成了 “最土的制度”。但就是这个“最土的制度”才是最有生命力，是最能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的好办法。
“小”事大做解民忧
“最土的制度”中有一条是:“老百姓的事都是大事，老百姓的求助都是大案”。说起这一条款的增加，背后也有好多故事。郑宜龙是“90后”，他有个诨名叫黔江“侯亮平”。2017年,《人民的名义》大火,他被主人公侯亮平所感染,毅然辞去广州的工作,考回重庆,成为“背篓检察官”的一员，没想到等待他的是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小郑理想中的检察官生活是：蓝制服、戴检徽，惩恶扬善办大案；然而现实生活却是：背背篓、穿胶鞋，家长里短解纠纷。不是“李家的狗把王家的鸡咬了”，就是“东家的污水流到西家的田里”，小郑在心里寻思着什么时候才能像院里人那样办大案，做大事。直到今年1月15日，一句“检察官，你要为我做主啊！”彻底打破了这种情绪。石会镇80多岁的侯绍清，无儿无女，文盲，生活困难，被一对不讲诚信的夫妇拖欠2000元。但老人一不知道对方名字，二没有欠条，三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而且2000元的金额也没有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对普通人而言，2000元不算什么，但它对于侯绍清老人来说,却是一笔巨款，是养老钱，是后半辈子的大事儿！潘珂和郑益龙从细小的线索中找到欠款人——黄某夫妻。黄某接受了批评教育,不但将2000元欠款结清,还多支付给侯绍清100元,作为赔礼道歉。老人拿着那2100元钱,老泪纵横,紧握住他们的手说:“这2000块钱相当于我4年的积蓄，年轻人，感谢你们啊！”
办了这件“大案”,检察室里的精气神为之一振。小郑感到了自己对于乡亲们的意义和价值，原来自己认为极小的事情在山里老百姓那里真的就是天大的事情，那种使命感和之后的成就感其实和侯亮平没什么不同。
“黑”科技创新为民生
除了“80后”的检察室主任潘珂，和“90后”的郑宜龙，另外三人是谭森明、杨森和朗荣，他们是更加年轻的“94后”。别看他们背着传统的背篓，里面装的可是现代高科技。乡村小学条件有限，没有声光电的多媒体设备，他们就把多媒体背进去。电脑笔记本、投影仪、幕布等放映材料一样不落，就为了让留守的孩子们同城里的孩子一样，上法治课接受普法教育，看上人生的第一场电影，给外出务工的父母打一次“亲情电话”。
村民举报河道水体发黄、发臭，他们就装上执法记录仪和航拍无人机，寻找公益诉讼线索，把污染源“抓个现行”，今年截至6月20日，他们已移送公益诉讼线索20余条。
2017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7个“智慧检务”建设典型事例，其中一个是“重庆市检察机关建设惠农扶贫资金项目数据共享信息系统”，这正是出自潘珂之手。黔江区人民检察院的绩效考评系统、检务通App、检察室办公软件、流动检务车多媒体操控等也是由潘珂团队研发的。
如今，这群年轻的“背篓检察官”们走遍了辖区全部219个村居，他们奔走在田间地头，也走在“智慧检务”的前沿，把法治与正义送到大山深处，送到群众身边。
“背篓检察官”背的是竹篓，里面装的其实是百姓。来之不易的百姓口碑、“让群众少跑一里路”的为民情怀、深一脚浅一脚走出来的群众经验、割舍不下的群众感情都装在这群青年肩上的背篓中，成为他们的力量源泉，提醒着他们不忘初心，坚守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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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7月16日起，《法制日报》开设“新时代‘背篓检察官’日记摘抄”专栏,摘编了10期“背篓检察官”的日记。小编从这些朴实的日记摘抄了一些感人的话语，让我们来一起听听“背篓检察官”们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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