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张宗逊，在几十年戎马生涯中，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经历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和建国后长期的军队建设实践，他的成长和沉浮一直与毛泽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参加秋收起义，护卫毛泽东上井冈山
1927年春夏，正当国共两党合作讨伐北洋军阀的战争节节胜利之时，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美英帝国主义的策动下，突然背叛了革命，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7月中旬，汪精卫在武汉也向革命群众挥舞起屠刀，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发动武装暴动来对付国民党的屠杀，并指派毛泽东作为中央代表，到湖南和江西边界的浏阳、醴陵、安源等地，领导武装起义。
张宗逊将军
经毛泽东紧张的组织协调，湘赣边界几个县的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从武汉赶来的由中共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警卫团，被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卢德铭出任军事总指挥。警卫团编为第一团，也是起义的军事主力。张宗逊在该团六连任连长。按照中央规定的秋收起义计划，9月9日开始暴动，各团由东向西攻击，目标是夺取长沙。由于敌强我弱，加上缺乏经验，起义很不顺利，损失严重，卢德铭不幸牺牲。张宗逊率领的连队，在第一团编成内行动，向西攻击时，担任先锋；向东撤退时，担任后卫。连续战斗十来天，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初步展现了他指挥作战和管理部队的才干，受到领导的好评，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秋收起义受挫后，人们思想上出现了波动，国民党调集来镇压起义的部队，正向起义军合拢。在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断然决定，放弃西进夺取长沙的计划，改向东南湘赣边境的山区转移。又经十多天转战，起义军余部终于摆脱了强敌的追堵，于9月28日，进至江西省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村。
起义军在三湾休整了五天，在毛泽东领导下，对起义行动作了讲评，对所剩部队进行了整编。将三个团缩编为一个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三两个营（每营三个连）和一个特务连，共七个战斗连队，约一千人。由于建制单位大量减少，干部都降职任用，张宗逊调到特务连任副连长。特务连的主要任务是护卫毛泽东和团部，张宗逊带领一个排，专门担负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实际上成了毛泽东的首任卫士长。当毛泽东听说张宗逊是陕西省渭南人时，风趣地说：“啊，你来自八百里秦川，是姜太公的老乡呀！姜太公垂钓于渭水嘛！”此时，毛泽东把张宗逊和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姜太公连在一起，显然对张含有激励之意。张宗逊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只是以微笑来答谢毛泽东的信任和鼓励。
那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多大名气，在不少职业军人眼里，他不过只是一位有学问的先生。当时的师长余洒度和团长陈浩等，都不服毛泽东的领导，时常同毛泽东争吵。毛泽东的处境十分困难，很需要人们的理解与支持，首先须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弟兄来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并为他施展才华搭建舞台。此时的张宗逊等，恰好起到了这种作用。张宗逊时年虽仅二十岁，但已是一个有三年多党龄的党员和一名干练的初级军官，经过一年多黄埔军校的培训和半年多实战的锻炼，加上他魁梧健壮的身材，显得很威武。而且张宗逊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曾多次到毛泽东在广州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讲演，从那时起就敬佩毛泽东是一位深知中国国情的理论家。指派他领兵直接护卫毛泽东，应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
张宗逊承担的主要任务是护卫毛泽东，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当时到处是反动武装和土匪，内部也时有动摇分子和叛徒闹事，随时需设岗布哨，严防不测。从三湾改编到进军井冈山，张宗逊与毛泽东形影相随，动则并肩行军打仗，歇则同宿一个屋内，经常是毛泽东睡在铺板上，张宗逊等打地铺睡在跟前，随时守候。10月22日晚，部队在遂川县大汾村宿营，半夜突然遭到敌人袭击。住地周围枪声骤起。张宗逊一边指挥抗击敌人，一边护卫着毛泽东从弹雨中突围，很快摆脱了敌人。由于连续爬山越岭，毛泽东的脚磨破化脓了，流出的血染红了草鞋，行走很困难。张宗逊和战士们用路边的竹子绑了一副担架，要抬着毛泽东走。毛泽东摆摆手说：“谢谢大家，我自己能走。”张宗逊坚持要抬，毛泽东坚决不坐。双方争执不下，彼此都很动情。毛泽东退让说：“你给我弄根竹竿，咱们拄着慢点走，好吗？”争执才平息下来。
张宗逊除负责护卫毛泽东外，还兼负着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收集情报。那时尚无侦察机构，更无电话、电台。外界的情况，主要靠收集报纸和打探消息得知。一天，派出去打探消息的同志，带回几张旧报纸，上面登有朱德等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汕头地区活动的情况。张宗逊立刻把报纸拿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并决定派人去联络，由此才引出半年后的朱毛会师。
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历次反围剿作战中，张宗逊一直在毛泽东率领下行动，紧随在毛泽东身旁。毛泽东从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张宗逊都能较早地得知，认真学习领会，并积极贯彻执行。患难结挚友，危急见真情，张宗逊以自己诚实、忠勇和勤奋的品行，赢得了毛泽东的器重，遂逐步提拔他担任大队长、支队长和师长。张宗逊率部打了多次硬仗恶仗，两次身负重伤，为保卫根据地和维护毛泽东竭尽了全力。在毛泽东遭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挤时，张宗逊也受到了牵连，被免去了师长职务，派往红军大学学习。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去探望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向毛泽东倾诉了心中的郁闷。毛泽东安慰他说：“现在这种情况，像是秀才遇见了兵，着急也没用。”并指点他说：“周恩来不是你在黄埔由团员转为党员的主持人吗？你心里的这些话，可以去找他说说。”后来，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张宗逊被重新起用，率部参加了长征。
长征到达陕北后，护送毛泽东进驻延安城
红军万里长征过程中，张宗逊先任红一方面军三军团主力第四师师长，在彭德怀直接指挥下，率部强渡湘江、攻克遵义、四渡赤水、夺占娄山关，立下了汗马功劳。1935年1月，中央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地位，一、四方面军在川北会师之后，毛泽东派张宗逊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任参谋长。在红四方面军，张宗逊同张国焘的分裂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历经千辛万苦，于1936年冬，在陕北的保安县城与毛泽东会合。此时，毛泽东就任中央军委主席不久，一看见张宗逊便亲切地说：“张宗逊你好幸运呀，三次爬雪山过草地竟然无恙，革命反倒把你由南方送回了家乡，给了你更便于施展才智的地理环境，我真替你高兴呦！”张宗逊则恳切地说：“我希望还是跟着主席做点具体工作。”毛泽东爽朗地说：“我们已决定调你到总部机关来，陕北的风土人情你都熟，来给我们当向导吧。”随即对张谈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以及由此引起的时局变化。
当时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经万里长征虽然在陕北会师，但却都驻扎在保安县及其西北最贫穷的一些地方，自然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地方，都驻有国民党的军队。经国共两党代表协商，国民党的军队自行退出延安及其南面的几个县，让红军进驻，以利红军休整，然后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1月6日，毛泽东任命张宗逊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张宗逊时年二十八岁，正值人生体力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中央军委一局，也称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一局，是军委指挥机关的一个综合部门。下设作战、文秘、机要、警卫和行管等业务单位，并直接指挥中央警卫团。其性质与职能，类似于现在的军委办公厅加总参作战部再加机要局、警卫局和管理局。张宗逊到职后，毛泽东指示他立即筹划把军委机关迁往延安的事宜。张宗逊率警卫团一部及先遣人员，乘马星夜赶往延安，划分了各单位的驻地，布设了警戒，制订了迁移方案，返回保安呈请毛泽东审定并下达各单位后，便跟随毛泽东由保安向延安转移。两人都骑着高头大马，驰骋在奔赴延安的大道上，边走边聊。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张宗逊说：“十年前你护送我上井冈山，现在又护送我去延安，这是缘分吧？还记得你强迫我坐担架的事吗？”张宗逊还是以憨厚的微笑作答。斗转星移，转瞬十年。毛泽东由初涉军阵的领导人，变成了三军统帅，张宗逊则由卫士长，变成了统帅部的高级幕僚。1月13日，中央军委机关全部进驻延安城及其附近地区。从此，延安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圣地。
我军进驻延安后，延安西北边的几个县都成了红区，建立了由我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但南面紧邻延安的富县和甘泉县，还是缓冲区。国民党的正规军虽然撤走了，但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依然保留着。为了妥善解决两个县地方政府的更迭和地方武装的改编，毛泽东任命张宗逊兼任富甘地区警备司令，负责收编该地区的地方武装、清剿土匪和建立人民政权。这一工作很快取得了成效，为延安创造了比较安全稳定的环境。从1937年1月至7月，张宗逊跟毛泽东同住在延安城内凤凰山跟前一个院子里，直接协助毛泽东和军委总部的首长处理军务。此时的张宗逊成了联接红军各大单位的中间环节，从而也结识了红军总部和各个方面军的领导同志。在这半年多的相处过程中，毛泽东对张宗逊诚实、厚道、勤奋、谦虚的人品和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 ，有了更深的了解，张宗逊也获得了近前向毛泽东学习的大好机会。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毛泽东讲话，看到毛泽东起草或批改的文电，耳濡目染，大长了见识。对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兼听各方意见和辩证分析问题的工作方法，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相互间建立了更深的信赖和友谊。随后，应贺龙的请求，毛泽东派张宗逊到红二方面军工作。
率部赴华北抗日，奉命回防陕甘宁边区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在北平的芦沟桥地区，向中国守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毛泽东率红军将领发表声明，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抵抗，从此开始了全国抗击日寇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按照国共两党协商的统一编制，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的部队，缩编为八路军及所辖的三个师，每个师辖两个旅，共六个旅。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缩编为第120师，贺龙任师长，原来所辖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分别缩编为第358旅和359旅两个旅。此前，贺龙提出，请毛泽东指派一位从井冈山成长起来的将领，来接替他直接率领由红二军团缩编而成的358旅。经过反复协商确定，毛泽东任命身边的张宗逊担任358旅的旅长。这一任命，深印着毛泽东与贺龙两位伟人沟通的心迹。从此，张宗逊在贺龙的直接指挥下，于1937年秋，率部由陕西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奔赴抗日前线，创建晋绥（绥，指当时的绥远省，即现内蒙古的中西部）解放区，并转战于华北大地。张宗逊率358旅与兄弟部队相配合，在吕梁山、五台山、大青山和冀中平原，广泛开展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屡战屡捷，消灭了大量日伪军，并逐步壮大了自己。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实际上推行的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在国共两党之间制造摩擦，千方百计地削弱八路军和新四军。1941年1月中旬，蒋介石调集重兵，在安徽南部的茂林地区伏击我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致使我新四军六千余将士阵亡。毛泽东为了防止“皖南事变”在陕北重演，对蒋介石保持着高度警惕。一方面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奋力抗日；同时，在军事布势上又确保能及时调集力量，对付蒋顽军，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所以将张宗逊率领的358旅，经常配置于晋绥地区。作为野战主力部队，358旅的行动方向，常随日寇和蒋顽军的动向而定，多次处于东拼西挡的机动作战状态。
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论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鼓吹中国只能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主张，发出了强烈的反共信号。公然叫嚣“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并调集盘踞西安的胡宗南所部十多个旅，妄图攻占我陕甘宁边区，“闪击”延安，一举消灭我中央首脑机关。此时，我党政军大批高级干部，正集中在延安进行整风。延安的安危，关系着全党乃至中国的命运。毛泽东及时察觉了蒋介石的阴谋，遂于6月初，电令正在晋绥抗日前线的张宗逊，率领358旅立即西渡黄河，开赴延安以南的富县地区，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358旅经过五年多对日伪军作战的锻炼，由1937年秋出征时的两个团、四千余人，已扩编成了现在的四个团及三个直属营、共一万多人的精锐部队。
张宗逊返回延安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华北作战和建军的情况。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凝视着张宗逊亲切地说：“你三十而立，块头更大了，比井冈山时期阔气多了，成了万军首领！今天留你吃饭，以示祝贺。”席间毛泽东谈到：“蒋介石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点新战术，企图闪击延安。把你们调回来，就是为了对付他。”张宗逊说：“指战员们听说蒋介石要进犯延安，个个义愤填膺，决心誓死保卫党中央，请主席放心。”毛泽东说：“那你们就认真准备吧！斗争的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蒋介石在新四军那里占了便宜，陕北不是皖南，不能再让他占便宜。”张宗逊说："决不会让他占便宜！我们要像在冀中对伪军张荫梧那样，只要他敢进犯，就把他消灭掉。”毛泽东说：“胡宗南比张荫梧难对付，要认真准备，防止轻敌。”张宗逊立即说：“一定把主席的指示传达到全体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
毛泽东在调兵遣将准备抗击蒋介石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同时，又主笔撰稿通过报刊和广播电台，揭露了蒋介石挑动内战、破坏抗日的阴谋，唤起了国内外公众的警觉，以同声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由于我军作了充分准备，加上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蒋介石才未敢轻举妄动，并于7月10日电令胡宗南：“暂停闪击延安的军事行动”。但是，胡宗南的部队在陕甘宁边区南边，仍然摆成一个合围的弧形阵势，虎视眈眈。张宗逊的358旅及边区的其他部队，针锋相对，也仍旧部署在这个弧形的对面，警惕地保卫着中央首脑机关。
1945年7月21日，胡宗南的部队突然袭击了我边区南端关中地区淳化县的爷台山等地，侵入我边区宽一百多里、深二十多里包含四十一个村庄的地区。毛泽东立即通电国内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挑动内战的阴谋，并组成爷台山反击作战指挥部，任命张宗逊为司令，统一指挥358旅及附近的部队共八个团，执行收复失地的任务。张宗逊指挥所部，经过周密的准备，采取正面牵制、两翼包抄战术，激战一昼夜，全歼入侵之敌。对张宗逊指挥的这次作战，毛泽东极为满意。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盛赞了这次反击战，他说：“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胜利收复爷台山，全歼入侵之敌，震慑了胡宗南，大大改善了陕甘宁边区南部的敌我态势，有力地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随后，毛泽东命令张宗逊率部再次东渡黄河，再赴晋绥抗日前线。
率部转战晋绥大地， 回师延安保卫毛泽东
1945年8月20日，中央军委调整了晋绥军区的指挥机构，一是在晋绥军区和十一个军分区之间，加设吕梁、雁门、绥蒙三个二级军区；二是组成晋绥野战军，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贺龙兼任司令，张宗逊任副司令，同时兼任吕梁军区司令，仍直接指挥358旅。吕梁军区位于晋西的吕梁山山脉及其周围地区，与陕北隔黄河相对，是晋绥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也是连接陕甘宁边区与其他根据地的枢纽地盘。从战略上看，是陕甘宁的东大门。张宗逊坐镇吕梁，实际上仍兼负着护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张宗逊率部重返晋绥后，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在贺龙的直接指挥下，立即对日伪军展开了反攻，收复了汾阳、离石、文水等县城，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扩大了晋绥解放区。随后依国共两党签订的协议和毛泽东的命令，就地停战休整。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对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又奋起抗击。从此，全国各解放区，转入解放战争。晋绥军民也展开了保卫边区、保卫抗日胜利果实的战斗。
为了围歼侵入晋北煤都——大同的国民党军，中央军委决定，把晋绥和晋察冀两个军区的部队，合编在一起作战。经毛泽东批准，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任命张宗逊为司令，统一指挥两区野战部队八个旅及附近的地方部队共30个团的兵力。于8、9月间，在大同外围激战一个多月，歼敌一万二千余人。从大局上看，这也是个胜仗。但由于两个大战区的部队首次合在一起打攻坚战，以致出现了一些锣齐鼓不齐的问题。未能攻克大同，也未能全歼援敌。这是张宗逊指挥过的所有作战中，打得最不理想的一仗，成为他历史上和心目中的一个阴影。
在大同战役后，贺龙报请毛泽东批准，于11月初，把晋绥军区的野战部队，分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张宗逊兼任第一纵队司令，下辖358旅、独1旅等主力部队，遂行机动作战任务。
1946年夏秋，蒋介石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战略遭到挫败后，改为集中兵力向我鲁南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突施重点突击。蒋介石紧锣密鼓地在向陕北方向调集兵力，延安告急。毛泽东致电贺龙，调张宗逊率领的晋绥第一纵队西援陕北。张宗逊接到命令后，立即收拢部队，进行人员和物资补充，然后日夜兼程，西渡黄河，赶赴延安。主力于11月底开抵延安以南地区，再次承担起直接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任务。张宗逊赶回延安后，立即去见毛泽东。一见面就自我批评说：“没有把大同打下来，辜负了主席的信任。”毛泽东笑着说：“打下来当然好，没有打下来也不必垂头丧气，贺龙同志来电说，主要责任不在你，自己总结经验吧，争取把以后的仗打好。”接着，毛泽东又亲切地说：“等你们部队到齐后，我和朱老总去看看。就是去看望同志们，你不要张罗。”毛泽东短短几句话，不仅除去了张宗逊心目中一个阴影，而且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从内心深处感激毛泽东对自己的的体谅和理解，决心全力以赴，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12月7日，晋绥第一纵队全体指战员在延安机场列队，接受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检阅。张宗逊陪同毛泽东缓步从各旅、团队前走过，并逐一介绍各旅、团的主要领导干部。毛泽东从排头走到排尾，从前排走到后排。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兵，而是最高统帅在看望他的近卫军。延安的12月，天气已很冷，寒风扑面，但毛泽东神采奕奕，面含慈容，频频向指战员招手致意，而指战员则振臂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这次检阅是毛泽东给予这支远道而来的劲旅的殊荣，极大地鼓舞了士气，部队随即转入紧张的作战准备。
中央军委决定，把张宗逊率领的晋绥第一纵队和陕甘宁边区的新四旅、教导旅、警备一旅、警备三旅共六个旅、合编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毛泽东任命张宗逊为司令。集团军刚组建完毕，即遇到胡宗南以五个旅的兵力进犯我陇东的庆阳和合水两县地区，张宗逊率集团军主力前往迎战，将其先头之48旅大部1500余人，歼灭于西华池地区，击毙敌少将旅长何奇，拉开了陕甘宁边区大规模保卫战的序幕。此时侦知，在蒋介石严令督促下，胡宗南从晋南和豫西向我陕甘宁边区周围调集了34个旅的兵力，超过我边区兵力的9倍，企图直取延安，捣毁我中央机关。在此严峻形势下，毛泽东决定，暂时主动撤离延安，以诱增敌之骄狂情绪，将其调动起来，与敌在陕北的山区里周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予以各个歼灭。并致电贺龙，调王震率领的晋绥第二纵队西援陕北。为了便于协调，中央军委决定，把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和即将来到的晋绥第二纵队，编组为西北野战兵团，统归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彭德怀直接指挥，同时撤消了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张宗逊任西北野战兵团副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率部同兄弟部队协同作战，主要担任保卫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任务。
从1947年3月底至5月初，西野兵团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连打三个歼灭仗，歼敌三个主力旅，毙伤俘敌一万余人，打掉了胡宗南的嚣张气焰，振奋了边区军民的志气。在我军与胡宗南部周旋之际，青海军阀马步芳和宁夏军阀马鸿逵勾结，侵占了我陕甘宁边区西北部的陇东和三边分区，我西野兵团主力于五六月间前往迎敌，毙伤俘敌6000余人，全部收复了失地。西野兵团经四个月连续作战，遏制了国民党军的进攻，稳定了西北战场的态势，确保了毛泽东的安全和对全国各个战场的顺畅指挥。7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兼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8月20日，西野主力于沙家店地区，一举歼灭了胡宗南的王牌整编第36师，毙伤俘敌6000余人，从此扭转了西北战场的战局，使党中央毛泽东的处境转危为安。
在上述几次重要的作战中，张宗逊直接指挥第一纵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8月23日，毛泽东专程到野司驻地来祝捷，接见了旅以上干部，在热情洋溢的讲话中，赞扬彭、张指挥果断，部队打得好。在同张宗逊谈话时说：“彭德怀同志提出，让你到他身边工作，我们都同意了；到野司来担任第一副司令，就不要再兼一纵司令了，由你的副手贺炳炎接替你；在你的任职命令上，‘副司令’三个字前边，我加了‘第一’两个字 ，是想让你增强点责任感；你的长处是稳重厚道，不足的地方是该厉害的时候厉害不起来；这一点你应该向彭老总学习；对上，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对下，该批评的一定要批评。”张宗逊本不愿意离开一纵队，但他不便直说，只好表态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接受主席的批评，努力照主席的指示去做。”从此，张宗逊协助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指挥了解放大西北的历次战役，先后攻克了西安、兰州、银川、西宁等大城市，歼灭了长期盘踞西北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的主力部队，促使新疆的国民党军起义，解放了占全国国土总面积四分之一的大西北，迎来了新中国的朝晖。
1950年10月，彭德怀赴朝鲜出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后，经毛泽东批准，由张宗逊代理西北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的职务，主持西北战区的工作，他指挥所部完成了围歼国民党军队残余和剿灭土匪的任务。大西北完全平定后，1952年10月，毛泽东任命张宗逊担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1955年后，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10月，毛泽东以最高统帅的身份，代表党和国家授予张宗逊上将军衔，并同时授予他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褒奖了张宗逊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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