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陈泽河出生在于都县罗坳镇一个贫苦家庭。1933年春，中共中央局提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的号召，整个苏区掀起前所未有的“扩红”热潮。1933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于都“扩红”，陈泽河和本村的朱茂发、马贵发踊跃报名，在于都的大佛寺参加完体检，一同加入了革命的队伍。
陈泽河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主力分别从瑞金、兴国、宁都、长汀等地撤离下来，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在于都集结完毕后，陆续渡过于都河开始战略大转移。
“我们是在1934年10月17日晚渡河的。”陈泽河回忆，渡河前，全军团在于都县城东门沙坝召开大会，军团长彭德怀在会上告诫他们渡河时要镇静，不要拥挤，并要求每个人要写信回家告知父老乡亲“红军一定会回来”。
“家家都给红军打草鞋、捐粮食，为了搭浮桥，有的把家里的门板全拆了。”陈泽河说。红军分别在于都的八个渡口先后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
“长征路上，我们不停地转移，不停地打仗，不停地走。”陈泽河说，一路上敌机特别多，丢下的炸弹一炸就是一片，途中不少战友因此牺牲。在一次躲避敌人袭击时，陈泽河的右脸颊被流弹擦伤。“没有被打死真是我命大！”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到了广西梧州。那天，敌人向占据在一山头的红军发起进攻。这场战斗，红军凭借险要地势，固守阵地五天五夜，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然而在最后一次激战中，由于红军弹药接济不上，加上援兵未至，大部队接到上级命令：迅速转移！也就是在这次激战中，和陈泽河一同参军的马贵发因胸部中弹而牺牲，另一位同村战友朱茂发腿部中弹，身负重伤。战斗还在继续，连长叫来陈泽河：“你留下照顾朱茂发，伤养好了，去找部队。”
大部队转移离开了，只留下陈泽河照顾朱茂发。十多天里，他们就一直停留在山上。那时广西已沦为白区，老百姓招呼红军是要杀头的，因此他们隐姓埋名，乔装打扮。陈泽河一边照顾朱茂发，一边靠乞讨过日子，整整坚持了3年，却怎么也找不到部队。1937年12月，陈泽河和朱茂发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老家。
《喋血湘江》作者伍禄香曾听一位县党史办主任讲，当年红军进入山区后，“有山必有路，有路必有红军”。
筲箕窝，记载着谢水莲刻骨铭心的思念
她在这里与师政委胡定坤相识相爱，成为一对革命伉俪。她至今还记得结婚的那天晚上，胡定坤为她唱了一曲湖南调，歌中的词句谢水莲能够声情并茂地将它完整唱出：“送郎送到天井边，毛雨霏霏不见天，保佑老天下大雨，留我哥哥歇夜天，一夜就当得大半年。”
一年后，胡定坤调往中央，而谢水莲则经常去各地慰问演出。第五次反“围剿”时，谢水莲送慰劳品去老营盘的丝茅坪红军阵地，被敌人飞机炸伤了脚，一块弹片擦伤了膝盖。等她回到县里时，县苏维埃政府已经迁走了。她四处奔走，寻找胡定坤，最后得知胡定坤曾派人来接过她，但又不知她会不会回来，等了一天便走了。
谢水莲沮丧地回到家，这时，敌人的兵已经来了，她被当作“土匪婆”抓了起来，押解到九江的监狱，后来好不容易逃回家，父亲却因为长期隐蔽在家，郁郁不乐，病死了。谢水莲和大伯住在一起，替人打短工生活。胡定坤在金沙江畔牺牲后，有人劝她嫁给县政府的一个科长做填房，谢水莲坚决不肯，却嫁给了一个普通的农民，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
曾宪文，江西赣县人
1928年在井冈山参加革命，湘江战役时，他在红五军团34师100团3营第9连做后勤工作。
1934年12月1日上午，红五军团34师接到电令，在水车过浮桥赶往新圩枫树角，接防红三军团红六师18团，过灌江时遭到敌机轰炸，200多名红军将士牺牲。
曾宪文被当地村民救下藏在牛棚。他得了一场大病，病愈后左腿跛了。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在广西重操江西的旧业——竹匠。他会花十天织一床晒谷子的竹垫，这手艺在当地很新鲜，当地人因此接纳了他。几年后，他娶了一位丧偶的女子，做了上门女婿，成了两个孩子的继父，四十多岁时才生下自己的女儿。此后，曾宪文再也没回过江西赣县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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