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苦

這個問題，就牽扯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武王伐紂，分封諸侯。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周天子作為天下共主，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不是絕對。

周昭王南征楚國，周天子六師全軍覆沒，周天子命喪黃泉，史書上只有很隱晦的短短一句話，周昭王南征不復。可見也就那麼回事。

周天子雖然是天下共主，但實際上也是諸侯國中的一個，接受諸侯國饋贈，承諾保護諸侯國。

這時候，包括最開始的夏商，都沒中央集權的概念。作為共主的周天子無權乾澀諸侯國內政。諸侯國享有經濟軍事政治大權，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微乎其微，所以存在了四百多年。

但漢代就不一樣了，漢承秦制，中央集權。

皇帝獨尊，皇權至上，卻又在地方搞分封制，劉邦認為，秦之所以滅亡是因為贏氏整體實力不強，所以大廝分封劉姓為諸侯王，大多被分配到富庶地區，希望天下大亂時他們可以鞏衛京師，起兵勤王。但是八王之亂，赤裸裸打臉了，只有反王沒有叛郡。

諸侯國享有經濟軍事政治大權，所以往往形成割據勢力，對抗中央集權。諸侯國實力提高，必然會發生叛亂。

但是小編不得不提一句，發展地方經濟還是分封比較好。行政區化越小，管理者對每個角落的瞭解程度必然會提高。

做一個不恰當的比喻。大陸的一個市也就跟香港一個區地位差不多，但是香港區明明更有錢。

逸謙吧唧吧

中學歷史課本告訴我們，秦王嬴政奮六世餘烈，東征西討，消滅了東方六國，統一天下，並改分封制為郡縣制，從此，中國歷史正式告別分封制，正式進入郡縣制。

所謂分封制，從字面意義上理解，是封土建國的意思。

天子拿過地圖，在某一塊土地上畫個圈，跟某某子弟或功臣說，從此，這塊土地就是你的了，你就是這塊土地的王，你可以在這塊土地上組建自己的軍隊和政府，在這塊土地上收稅。

從此，這塊土地就成了某某子弟或某某功臣家族的，父死子繼，世代相傳。

這就是分封制。

而所謂的郡縣制，就是把全天下的土地都劃為郡，郡下又劃為縣

所有土地理論上都歸天子所有，天子在整片土地上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每個郡、每個縣又建立各自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管郡政府，郡政府管縣政府，縣政府再通過基層官吏官吏縣內的所有百姓和土地。

這就是郡縣制，郡縣制的地方行政長官不同於封建制的國王，他只有治權，沒有主權，更不能世代相傳——因為他是由國家統一任命的，有任期，但總任期不固定，他有可能高升，也有可能被貶謫，還有可能退休。

但是，歷史教科書沒告訴我們的是，雖然漢承秦制，但漢高祖並沒有全盤繼承秦始皇的政治遺產，而是在秦始皇所創立的政治制度上做了一些調整，最明顯的，西漢初期沒有完全拷貝秦始皇的郡縣制。

漢高祖劉邦在西楚霸王咸陽分封的既定整治成果和楚漢相爭結束的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實行了「郡國制」的政治模式，所謂郡國制，就是郡縣制和分封制雜糅的產物，在中央政府也就是漢政府管轄的範圍內，實行郡縣制，在向天子稱臣的各諸侯所管轄的範圍內，實行分封制。

說了這麼多，我覺得漢高祖劉邦搞的還是分封制，燕、梁、楚、淮南、長沙諸諸侯王，不過是給漢高祖劉邦上了個皇帝的尊號，承認劉邦天下共主的身份而已。

這一段歷史表明，從西楚霸王咸陽分封開始，封建制在中國歷史上有了一個短暫的回潮，一般認為，這一回潮持續到漢武帝時。

這似乎印證了我們中學課本上的知識，歷史總是螺旋的前進。

但是，在封建制短暫回潮的這一段時間內，便是接連不斷的諸侯造反，先是漢王劉邦造霸王項羽的反，後是燕王臧荼、淮南王英布等造漢高帝劉邦的反，後是齊王劉襄等造漢後少帝劉弘的反，最後是楚王劉濞等造漢景帝劉啟的反。

而同樣實行分封制的夏、商、周，都是發展了幾百年後才有諸侯造反，為什麼明明都是分封制，卻有這麼大的差別呢？

三方面的原因。

①夏商周時，人口有限，全民的生產力有限，人們在原有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就能過得很好了，各諸侯既沒有向外擴張的慾望，也沒有向外擴張的能力，所以那時很少有諸侯造反。

但從春秋開始，人口不斷地爭奪，生產力取得極大的進步，各諸侯有了向外擴張的慾望和能力，諸侯間的相互攻伐也就成了常態，所謂春秋無義戰，說的便是從春秋開始，戰爭已經談不上「義」了，就是對土地和人口的爭奪，城頭變幻大王旗，變得極為正常。

當歷史的車輪滾到秦王嬴政登基的時候，眾多的諸侯國只剩下齊楚燕韓趙魏秦這七個國家了，天下歸於一統是必然的，只有天下一統，才能徹底遏制諸侯王繼續攻伐的慾望，只有天下一統，才能在理論上使人民免於戰爭的苦楚。

而秦始皇不過是那個摘桃子的人而已。

②秦始皇和秦二世執政時期，國家並未如預料的那般，減輕人們的負擔，人們依舊要像戰時一樣，不斷地付出，甚至由自由人淪為刑徒，人們再也受不了這種苦楚了。

秦始皇死後，這位曾經了統一了六國極度權威的帝王歸為塵土，政府內原本唯秦始皇命是從的大員逐漸掌握話語權，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執行力下降，原本被打壓的東方六國百姓和野心家也趁此機會揭竿而起，秦二世胡亥又是一個典型的昏君，於是，大秦亡了。

秦亡於項羽和劉邦所代表的楚軍，也亡於陳勝、武臣、魏咎、田儋、趙歇等各諸侯四處點起的烽煙，更亡於秦帝國治下的百姓對秦政的憤怒。

因為武力的不濟，項羽只能在咸陽主持分封，而不能稱帝；主持分封時，項羽把自己可以自主處置的秦楚兩地皆一分為四，秦地分給劉邦、章邯、司馬欣、董翳，楚地分給項羽自己、英布、吳芮、共敖，而項羽和劉邦的老領導楚懷王熊心，則被遙尊為義帝，有個名義上的天下共主的身份。

其實，只要我們稍稍仔細地看項羽的分封，就能發現，項羽的分封其實是在給各諸侯埋雷，項羽要的並不是一個平衡穩定的政治形態，而是一個隨時會不斷起火的天下大勢，項羽要在當滅火隊長的同時，逐步地兼併天下，最後成為秦始皇那樣的帝王。

「彼可取而代之」，項羽當年可不是隨便說說就算了的。

隨時會起火的天下大勢也確實如項羽所料，但項羽料到了開頭，沒料到結局，沒料到局面會徹底失控，在失控的局勢下脫穎而出的，竟然是漢王劉邦。

劉邦於垓下擊敗項羽後，被諸侯推舉為皇帝，而後燕王臧荼、淮南王英布等人的造反，不過是秦末諸侯混戰的延續罷了。

③劉姓諸王意識到自己的地位並不穩固後，不會坐以待斃，必會奮起反擊，這便是漢景帝時的七國之亂。

但其實，在七國之亂前由齊王劉襄主導的誅諸呂，雖被漢文帝、周勃君臣給予了正面肯定，但實際上，也是一種造反。

呂后死後，呂后時期遭受打壓的劉姓諸王意識到，雖然自己也姓劉，但自己的地位並不穩固，自己隨時可能被調離封地（梁王、淮陽王），隨時會被削去部分封地（齊王），自己隨時會絕嗣（燕王），當他們被打壓後，呂家和惠帝的兒子就會過來填補這些空白，他們不但不能坐以待斃，還要發起最猛烈的反擊，一舉拿下最高的權力，主導天下大勢。

這其中，齊王劉襄做的準備充足，也差點就成功了。

可惜，當年跟隨劉邦一起打天下的老臣害怕劉襄登上皇位後秋後算賬，把呂后打為負面人物後，他們也會被打成附逆之臣，他們的爵位、前途都將不保，因此，以周勃、陳平、灌嬰為代表的老臣迎立了皇四子代王劉恆為帝，功臣和皇子達成政治同盟，僅在軍事上短暫佔優的劉襄也不得不妥協，回到封地齊地繼續做自己的齊王。

在這裡，我們看到，劉姓諸王之所以要反，是因為怕，怕失去，所以主動出擊，這跟春秋、秦末的諸侯戰爭都不一樣，春秋和秦末的諸侯之所以要打，是因為想要更多。

參考資料：《史記·周本紀》、《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項羽本紀》、《史記·高祖本紀》、《史記·呂太后本紀》、《史記·孝景本紀》、《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史記·黥布列傳》

遙望燕園

這個問題確實非常有意思。

其實，我們不明白倒也沒什麼關係，最不明白也最死不瞑目的，是項羽。項羽本來覺得他可以像周武王那樣，分封諸侯後，就安心地過周天子的生活，讓他的西楚帝國也延續800年。但是，基本上他的屁股還沒坐穩，他分封的那些諸侯就造反了。

（劉邦劇照）

第二個不明白，死了又忍不住睜開眼發火的，是劉邦。他為了他的子孫們，誅殺異姓王，把江山都分封給他的子孫們。為了做成這件事，他擔了多少驚，受了多少怕，遭了多少咒，捱了多少罵，可是幾十年不到，他的子孫又打起來了。如果他地下有知，他都不知道要嘆息成什麼樣子。

那麼，為什麼秦漢時期，分封制不能像西周時期那樣，繼續推行呢？

第一，兩個時期天子與諸侯王的待遇差別太大了。

周武王分封的時候，除了周天子對諸侯們有節制能力外（靠什麼來節制？我們一會兒討論），在土地和臣民的分封上，是按照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等等這樣的等級往下分配的。天子佔有的土地和臣民最多，但也並沒有多到哪兒去。因此可以說，天子和諸侯王的等級差別並不大。

項羽分封、劉邦分封時期就完全不一樣了。由於秦始皇當了皇帝后，給天下做出了一個皇帝的標本，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有的土地和臣民都是皇帝的。雖然秦朝按照軍功，有一定的分封。但是秦朝的法律太嚴酷，基本上皇帝隨時隨地就可以奪去諸侯的土地和臣民。而且事實上，秦始皇建立大秦帝國後，沒有封過一個諸侯王，不管是他的兒子還是功臣們，都沒有一個是王。

（秦始皇雕塑）

秦始皇樹立的這根皇帝標杆，讓後世的人知道，當皇帝有多麼重要，當皇帝和當王當侯完全是不同的概念。所以，人人都想當皇帝，都要爭奪皇位。

第二，兩個時期的生產模式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周朝建國的時候，是典型的奴隸制社會，大批奴隸被侷限了井田裡生產，而且勞動力水平低下，就算是奴隸主，很多時候都要親自參加勞動，親自參與順應季節的農耕及祭祀各種事項，所獲得的物質利益，也不是很多。同時，由於忙於繁重的生產活動，奴隸主也沒有更多的時間去爭權奪利。只有到春秋開始，鐵製農具的使用，生產力水平提高了，爭奪土地和臣民才變得很有意義。

秦漢時期，生產模式已經完全不同，井田制已經被廢棄，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生產，變成了主要的生產模式。同時，鐵製農具的大量使用，這樣，貴族地主不需要親自指揮佈置生產，更不需要親自參加勞動，只需要到時候收取地租就可以了。因此他們有更多時間忙於政治事務以及打仗的事情。而且，佔有的土地和臣民越多，獲得的地租等利益也越多。

第三，兩個時期的文化形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

周朝建國的時候，社會秩序，是按照周禮的規範來要求的。

作為奴隸等勞動者來說，不需要什麼禮儀，他們在棍棒和繩索下勞動。對於王公貴族來說，禮儀則非常重要。那時候，周禮成為整個社會唯一的運行規則。誰要是違背的周禮，都會遭到大家的譴責。而周禮的核心，就是維護尊卑秩序。位卑的人，不可能通過造反，獲得更尊貴的爵位。所以，在周禮的規範下，社會秩序井然，造反很少。

（周武王畫像）

但是，經過春秋、戰國400年的大動盪後，周禮已經完全破壞，並且沒有建立起其他維護社會運行的新秩序（儒家秩序，是漢武帝之後才開始有的，而且一直不成熟）。社會秩序完全由利益來操控。每個人都敢造反，都敢向最高的權力中樞靠攏。陳勝敢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項羽敢說“彼可取而代之”，劉邦敢說“大丈夫生當如此”。

可以說，雖然項羽、劉邦都進行了分封。但是，因為維護分封制的周禮缺失，分封肯定是不能維持下去的。所以分封不久，又開始造反，重新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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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分封時，分封制已經是種很成熟的體制，至少夏商周三代已經成為了一種慣性，他最起碼照顧了每一個諸侯，讓每個諸侯都享受到了作為君的好處，這是個分權的時代。但是到了秦始皇時期，這套成熟的體制被破壞殆盡，直接採取了在中央加強君權的體制，那在地方上將全部權力收歸中央甚至到皇帝手中再重新進行分配，那最好的方式就是郡縣制，也就是說郡縣制實際上是中央君主集權制的一個對於地方政策的配套措施，這個時候的地方官，雖然對於他們的下級而言，還是君，但是對於中央對於皇帝而言，他們是完完全全的臣子，是沒有任何權力的，所以才會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之說。這就是後來司馬光資治通鑑開篇之論，我個人深深贊同。如果說以前的社會只是讓權力地位的觀念在貴族之中根深蒂固，那到了秦漢時代，對於權力地位的追逐則深入到每個平民老百姓的骨髓之中，比方劉邦說大丈夫當如此，比方說陳勝吳廣所說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他們乾的所謂何事？都是乾的秦始皇的勾當，當皇帝，一統天下。為什麼？因為當了皇帝后所擁有的權力可不是夏商周三代的天子可能比擬的，所以說從秦漢時代開始，人人都在做著皇帝夢，其實到了現在人也一樣。所以說，在君權面前，人人平等。你憑啥能當皇帝，我還想當呢。你剝奪我權力，我在名分上不能反對皇帝，所以也只能打著誅晁錯清君側的口號，幹著殺人越貨搶奪地盤當皇帝的勾當。這就是時代背景和人的觀念上的變化所造成的現象上的變化。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要說清楚，不論是分封制還是郡縣制其實本質上是一樣的，只是名分上不同。所以分封制下的中國會天下大亂，而郡縣制下的中國依然會天下大亂。有人會說是小農經濟的分散性絕對的，實際上這種說法純扯淡。那按照這種說法，夏商周時代的小農經濟在哪裡？現在的小農經濟又在哪裡？所以這個問題反應了一箇中國幾千年來都沒有解決的矛盾，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夏商周時代如此，帝國制時代如此，現代一樣如此。所以，劉邦搞分封會造反多少不是偶然，他不搞分封一樣要造反也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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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劉邦比起周武王姬發來說它的手段完全不比對方強！如果說真的要我找到劉邦的漢朝裡面有哪一個皇帝做到跟周武王姬發一樣的話，那就只有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招看似平常，看似有一點點多此一舉，但實際上對於漢朝接下來的統治，正巧是因為這個措施使得漢朝能夠延續400年的時光！

荀子曾經說過，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商湯和周武究竟強在哪裡？曾經商朝有一個皇帝叫做武丁，他把國家的祭祀權和國家的王權糅合在了一起，使得商朝出現了中興的局面，周朝為了能夠打破商朝之間的統治就必須打破商朝所建立起來的神學，如何打破周公提出了自己的理論，那就是重新制造一種崇拜，重新制造一種信仰，周禮！

周禮看似是一種裡實際上這是一種信仰，就連大聖人孔子都拜倒在這種信仰之下，可見這種信仰對當時的人民有多麼大的一種影響力，天下百姓都知道周王是個廢物，（今日頭條漩渦鳴人yy首發於悟空問答）但是天下百姓又服從周禮的安排，並且周禮的最終解釋權在姬發的後人手裡面。

所以說戰國百年所做的一切，全部都是打破周禮這個信仰，並且為了自己而戰。

劉邦依靠著武力上的優勢戰勝的西楚霸王項羽登頂了天下之巔，但是他卻沒有給國民創造信仰，一方面國家形勢有點不容樂觀，需要長期的處理各種乾的叛亂，另外一個方面，劉邦沒有這個意識，手底下的人也認為秦朝既然制定下了一個很好的框架，那就順著這個框架繼續建設，也不需要多費心思去建立新的信仰，這樣的話對於整個政治行政的壓力來說，可以稍微減輕一點兒。

在這之前，戰國打破信仰的傳統，得到了延續，所有人知道叛亂那些頭頂的人，他們並不是那種神聖不可侵犯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擊垮他們擊敗他們，從他們手裡把權力打過來也是可以的，這也就造成了劉邦登基的幾十年的時間裡面可以說戰亂一直不停。

直到漢武帝。直面了這個問題以後才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理念！除了武力上面是我服，其他的外來勢力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思想上面徹底統治！

我們看到在封建制度的後期，很多帝王並不是主張武力上面的絕對是強勢，而是主張精神上面的統治，很明顯是通過一次又一次封建王朝的倒臺，人們從廢墟之上剪出來的一兩點道理。

漩渦鳴人yy

任何一個社會制度的成功，都離不開當時的社會歷史語境。周王朝的分封制，奠定了中華帝國的初始版圖。漢朝時的分封制，則是一種歷史的慣性的修正緩衝行為。在完成了必要的民眾心理和制度的完善後，中華帝國的中央集權制度成為了歷史主流。

周王朝：親親善恩的分封制度

周王朝施行分封制的原因是，周武王在一天之內革命成功，滅掉了商王朝，是小兵臨大國。

王朝初建，天下土廣民眾，如何能夠用最小的人力，快速地消化商王朝的政治遺產，是擺在統治者面前最為棘手的任務。周武王夙興夜寐，“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懷著開天闢地的政治情懷，對於頑固的殷商遺民，周王朝沒有實行“剃髮易服”的強制同化之策，而是採取了“存人國、繼人祀”的方法，封虞、夏、商之後於陳、杞、宋，盡最大可能地降低了民族矛盾。

（周武王）

姬發在克商四年後病逝，他的弟弟周公旦在商王朝的“內外服”政治制度基礎上首推“親親善恩”的分封制度，將眾多的王室宗親封建到各地，為新興的周王朝開疆拓土，保駕護航。

這個時候的各個諸侯國，於公是國家的臣子，需要為君主打仗開疆；於私是家族的成員，需要為“族長”周王排憂解難。宗法制，是與封建制同時建立起來的倫理制度。

周王分封出去的諸侯國，看似劃拉一大片地方，但實際上並沒有事先在當地建立起穩固的、深入人心的統治，並沒有充足的政治合法性。當地還有很多土著政權，抵抗新來的諸侯王軍隊。這樣，諸侯國就不得不依賴“族長”的力量來形成局部優勢，在當地站穩腳跟。

比如，姜尚得到了齊國作為封國，然而齊國地處東夷，民風彪悍，紂王時期也沒有將齊地的東夷人打服。姜尚被任命為齊國公，在沒有打下來之前，就是一個空頭支票——周王室實際很聰明，慷他人之慨，對後來的秦國也是如此。姜尚在前往山東的路上，一個當地的部落長告訴他：“周公、召公都封諸侯，可是他們沒有上任，還在朝廷，這是因為他們是姬姓王族的緣故，他們即使沒有封國，依然也是朝廷重臣。你是一個外姓人，這次齊地建國是你為自己的子孫留下一片基業的好機會，怎麼還慢騰騰地走呢？”姜尚聽後，快馬加鞭，史稱“黎明即至”，然後靠著周王朝給予的“徵東大元帥”的名義，充分調動了周王室力量，一連打了三年，才站穩腳跟，為諸侯國封土建國開了一個好頭。

（西周諸侯王：殖民據點）

諸侯國紛紛就國後，他們建立了一些城鎮充當殖民據點。因此，實際上，當時的周王朝的領土實際上並不是連成一片的。在全國各地散落著大大小小的殖民據點，大邑數千人、小邑數百，有裝備著青銅武器的周人嫡系部隊守衛，對城外的數萬“野人”進行軍事、政治壓制，文化同化。“野”這個詞，之所以現在具有了“粗俗”、“矇昧”的內涵，與周朝時期用這個詞來稱呼那些“未開化”的人有關。

這種壓制並不穩定。在周王朝勢力上升期，周邊的少數民族不敢打諸侯國的主意——打狗還要看主人。當年周王可是連續三次南征“楚蠻”，最後昭王都被“楚蠻”偷襲淹死在了漢水。齊桓公帶著九國諸侯，興師問罪楚國時，還把這件事跟楚國不上供祭祀用的茅草相提並論。由此可知，當時的周王朝非常尚武，能夠壓制一般的“野人”，為諸侯國提供強大的外援和底氣。

春秋戰國：分封制漸顯頹勢

周王朝晚期，情形發生了變化了。“邊緣民族”由於受到了周王朝先進的文化的影響，漸漸開化，形成了原始的政權，紛紛遷往中原居住，翟、狄等部落都已經把黃河流域當家了。周王室卻漸漸開始腐朽墮落，終於發生了犬戎攻破鎬京的事件，堪稱周朝時期的“靖康之變”。此後平王東遷洛陽，周王室力量衰敗，開始了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的故事。

到了春秋戰國時，原先設置的分封制的基礎，就已經沒有了社會環境。西周300年的發展，各個諸侯國都已經積累了相當的實力，如中原的鄭國、山西的晉國、山東的齊國，其人口和軍事能力都已經與周王室並駕齊驅。因此，“禮崩樂壞”的時代開始了。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各個諸侯國，開始主動尋求社會制度的改變，這種努力在戰國時代，形成了一股變法的高潮。

（春秋早期:周王已式微）

不管是哪個國家的變法，其根本目標都是富國強民，兼併討伐其他國家。戰國時期，中原各地都已經開發完畢，少數民族都已經被同化、被趕跑。比如，秦國把義渠人同化了，趙國把樓煩和林胡趕到了漠北，就是弱如燕國還把東胡從遼東趕跑了。戰國列強越打越大的戰爭規模，終於催生了中央大一統政權的來臨。

中央集權政府，能夠充分調動全國的戰爭資源參與競爭，這是戰國時期犧牲的200萬士兵們用生命寫就的政治經驗。因此，分封制逐漸沒落，各個國家都開始了中央集團的變革。其中，由於秦國發展最慢，貴族勢力最弱小，秦國的中央集權改革最為成功。歷史選擇了秦國，作為中華帝國大一統的開創政權。

漢代分封：歷史的慣性

在缺乏強大的外部競爭壓力下的中央集權，受到了以項羽為代表的舊六國貴族以復辟為目的的軍事叛亂。最終，秦朝二世而亡。

歷史終於演進到漢朝了。

漢承秦制，但是漢朝並沒有採取秦朝一樣的“革命”做法，而是採取了漸進式的改良。

不管是出於承認既成事實，還是遵從了人們恢復古制的願望，劉邦開國，分封諸侯國，天下凡有36郡，分封且佔21郡。

（劉邦分封形勢圖：守內虛外，佔據關中四周關隘，立於不敗之地）

此時的天下州郡，已經大都開發完畢，尤其中原各郡，經過周秦兩朝800多年的開發，民族、文化高度統一，經濟發達。劉邦佔據了關中和四周的險要隘口，形成四塞之地，借鑑了以往的歷史經驗，以關中對關東形成了戰略地緣優勢。在中原地帶，控制了洛陽作為前出基地，威懾諸侯王。

異姓諸侯王首先發難，憑藉著封地裡的經濟和軍事能力，發動了反叛。劉邦在去世前一年，還在平叛的路上。劉邦臨死前，已經削平異姓諸侯國，殺白馬立誓：非劉不王。

劉邦是第一代天子，家族人丁不旺，因此不排除劉邦分封諸侯國的個人動機——在中國傳統的宗族概念裡，劉邦希望能多封眾建，快速提升宗族實力。

但是此時的分封，已經與周王朝初期的分封不可同日而語了——周王朝分封，是為開拓；漢王朝分封，是為眾建。時代不同，同樣分封制，產生了不同的後果。

劉邦在世時，就曾考慮過諸侯國會不會造反的事。吳王劉濞在就國前，劉邦曾直截了當地問他：“劉濞啊，以後，你會不會造反啊？”

唬的劉濞馬上趴在地上，連聲說：“不敢，不敢！”可是最後造反的，就是這個劉濞帶頭。可見，劉邦當時也不認為在當時中原土地都已經開發的時候分封是一件好事。劉邦在平叛的過程中也意識到，關東土地肥沃，生齒日繁，經濟發達，封土建國必然會使諸侯國對中央權力產生覬覦之心。諸侯王對皇位，有著極大的道統優勢，從納什均衡理論來看，天生具有奪取皇位的利益動機。七國之亂中，楚王就曾說過：“都是高皇帝的子孫，為什麼我不能做皇帝？”

漢武正道：天下終歸一統

可劉邦為什麼還要分封呢？除了前文中說過的劉邦的家族私心外，劉邦朝廷的權力架構的平衡設計，才是漢代分封制的另一個主因。

在漢朝的權力架構設計中，中央政府與地方封國，實現外部制衡。功臣集團與外戚勢力，形成內部制衡。外戚、功臣、宗親，又形成了三方制衡。

在朝堂上，皇權與功臣集團充分合作。因為功臣集團的利益與皇權一致。通過強化中央集權，以朝廷直轄的政治、國力優勢，壓制對中央有威脅的諸侯王。

在地方上，諸侯王都是劉氏宗親，在外部形成了龐大的家族勢力，對朝廷裡的功臣集團形成戰略威懾，使得功臣集團不敢變成權臣集團，同時宗王鎮守地方，在漢朝的官僚制度沒有完善前，也有助於漢朝統治的穩定。

漢朝初期，皇權在微弱時期，也要借外戚的力量來施展皇權，免於被功臣集團架空。可是外戚一旦坐大，勢必要引起功臣集團和宗親的抵制，這兩方會合作剷除外戚。

這樣，外戚、宗王、功臣集團實現了三方制衡，在皇權不是很穩固時的漢朝初期，實現了平穩過渡。

（漢武帝時的擴張）

這樣的過渡本來就是妥協式的，三方制衡的，經常會由於突然的政治變故而打破平衡。因此，漢朝初年政治鬥爭不斷，但是總是能化險為夷，再次建立平衡。這種局面，在漢景帝“七國之亂”時被打破，諸侯國的勢力開始被削弱。到了漢武帝時，他一口氣做了54年皇帝，從小字輩熬成了爺爺輩。漢朝的初年的幾大勢力中，宗王勢力被“推恩令”削弱，外戚勢力嚴重依賴皇權，漢初功臣集團基本被連根拔起。漢武帝此時，又不失時機地完善了察舉制和徵辟制等官僚選撥渠道，使得漢朝中央完成了大一統集權。

（漢武帝劇照）

所以，漢朝劉邦的分封制，實際上只是一種向中央集權政治的過渡，是由周王朝的開拓式的分封政治向統合式的中央集權政治轉變的緩衝制度。戰國時期諸侯封建叛亂的舊例（三國分晉、田氏代齊等），也毫不例外也發生了叛亂的行為。只是，由於劉邦設計的權力架構的制衡體系，等到了漢武帝的雄才偉略，完成了中央集權。

而知而行

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則不簡單。因為它到處了兩個雖然看似分封制，但實際上並不相同。

上圖為西周分封諸侯圖

西周分封的特點：

1、西周分封的核心是拱衛防禦。周武王時的第一次分封，是為了圍堵商朝，雖然商朝在帝辛時被西周擊敗，但疆域遼闊，實力不必西周弱小；周成王時的第二次分封，是為了防禦東夷和淮夷，這才有齊和魯兩地的分封，而商採取分而化之的策略，將底層人員和貴族分佈處置，徹底解決商朝問題。

2、西周時被分封的人員，以姬姓血親為主，不是以功臣為主。周、魯、晉、燕、鄭、蔡等很多大而重要的諸侯國都是姬姓。真正以功臣分封的只有齊一個國家，還是因為東夷的存在而分封的。因此，西周分封主要是以姬姓血親為主，功臣分封為輔。

3、西周分封時的諸侯國實際有效管轄分為很小，基本上就是以城邑為中心。想要造反，哪有這個資本。

4、在西周時期，西周王室一支都是最強大的

上圖為秦末漢初項羽分封的十八路諸侯國圖

再來看項羽或者劉邦時的分封制度：

2、秦末漢初的分封，都是以功績為標準來分封。這和西周時以血親來分封是不一樣的。在劉邦滅異姓王后，漢朝及後世王朝以血親分封也同樣保障了分封的相對長久。

3、秦末漢初的分封，都是大塊土地的分封，和西周時只是分封一小塊土地不一樣。西周時的諸侯只有一點點土地，沒有足夠的人力和資源來對抗周王室，造反是有心無力。秦末漢初的分封各王都是佔有相當大的土地，有足以支撐的割據實力。

4、在劉邦稱帝時異姓王時期，西漢的劉邦雖然是皇帝，但劉邦的西漢，和韓信的齊或楚，彭越的梁，英布的九江等國相比，優勢並不是特別明顯。即便是齊國之亂時的吳楚，軍力一點不比西漢低，逼得西漢軍隊不得不以梁為誘餌來保存實力和尋找戰機。

實際上，和西周分封最為接近的是秦朝的一次流產分封方案：

即丞相王綰的封王建議：

“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

如果這個方案得以實施，以秦始皇20多個兒子來尖酸，燕、齊、楚三國就要分裂為20多個諸侯國。這和西周時以血親分封的做法是一樣的。目的也是一樣的（鎮壓遠方）。

至於能不能像西周那樣那麼久，就不得而知。

歷史哨聲

這就要好好研究一下，分封制到底是怎麼回事了。

很多人理解分封制，就是皇帝把自己手裡掌握的土地分封出去，造出一堆大大小小的諸侯。這樣理解好像沒毛病，但是，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

至少周初封建的時候，遠遠不是。

我們在大一統的傳統中過習慣了，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句話的理解可能跟它最初的意思並不相同。

夏、商、周，上古三代，名義上也是大一統，但天子只是天下共主，對各個部落、各個方國、各個諸侯國，並沒有直接的統治力。歐洲封建社會，有所謂“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之說，三代亦然。不是天子不想管，而是實在管不到。這還是受限於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不發達，通訊手段過於落後，對於“廣土眾民”的中原大地，只好採用分而治之的間接統治方法。

這也就是柳宗元在《封建論》中所說的：“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不是天子不想直管，而是管不過來，只好分封諸侯鎮守之。

例如，武王伐紂，滅了殷商，但是對於殷商遺民，並不能直接管理、統治，還是要封殷商的王子在殷商故地。先是武庚、“三監”，後是宋、衛，都是分封殷商遺族或者同姓諸侯在那裡世代鎮守。

而很多地方的分封，只不過承認個既成事實，納入到納貢體系裡來，維持表面的“禮法”罷了，關起門來，人家就是自成一體的獨立王國。

再加上，那個時候的封建，實際上是開拓性質的。天子把哪位諸侯封在某處，並不見得是那個地方已經處在天子的治下，而是劃定個大概的範圍，有本事你自己去佔好了。

封到封地的諸侯，有本事的能漸漸做大，沒本事的，就可能經營不下去了。上古三代，中原是”華夷雜處“的環境，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並不是“四夷”就只處於四境，而是就在中原諸侯國之間的縫隙裡，跟華族居民犬牙交錯。周天子尚可以被犬戎攻滅，何況諸侯國？衛國那位玩兒鶴的衛懿公，不就是被狄人滅了國？為什麼春秋的時候齊桓公提“尊王攘夷”可以有那麼大的號召力？就是因為當時諸侯國面臨的最大的威脅，還並不是彼此兼併，而是在蠻夷的洪流面前如何生存。燕國也是差點被滅國，就是賴齊桓公才得以保全。本來帶領各諸侯國應對蠻夷的責任，應該是周天子的，但是東周以後，周王室衰微，就由有力的諸侯負起這個責任了。

說到這裡，回到題目本身。首先，周實行分封制後，諸侯並不是四百多年後才造反。其實剛剛分封了，諸侯就造反了，就是“三監之亂”，周公還親自東征，後來西周的歷代周王都沒少征伐。但是相對於後面的諸侯亂世來說，這個頻度的確少得多。這一方面是史料記載得比較少，另外就是，剛剛分封的很長一段時間，各個諸侯國之間親緣關係比較緊密；各國都還只是在自己封地周圍開拓，並未直接接壤，也就沒有那麼多的直接衝突；而當時諸國直接的威脅並不來自彼此，而是蠻夷之國。

可劉邦分封就不一樣了。其實何止是劉邦分封，在之前的項羽分封就已經是了。那時候中原地區已經開發比較成熟，這個時候分封，相當於戰國的延續，各諸侯國間直接衝突，利益當然難以平衡。項羽分封完十八路諸侯，馬上就有人造反了，還不是後來得天下的劉邦，而是齊國。劉邦分封也不是幾十年後諸侯才造反，他當皇帝的時候，異姓王就已經該反的、不該反的，都被他整得差不多了。文景時代對付同姓王，武帝時還要用“推恩令”最後定局。

時代已經不同了，經過戰國廝殺、秦並六國，統一的帝國開始成為穩態，這個時候再搞分封，就是逆潮流而動了。

說白了，上古三代分封，要麼是承認既成事實，要麼是開疆拓土。周初封建最為典型，也證明了在開拓期，封建制度卓有成效。而當中原地域已經開發相對成熟，這個時候搞分封，就都是從自己已經可以直接管理的郡縣中設置封地。一個是封的反正還不在自己手裡，一個是從自己兜裡掏出來的都是肉，這是有本質不同的。

在開拓進取階段，分封制非常有效；一旦天下定鼎，分封就不符合郡縣制下大一統帝國的利益，就要被翦除了。這就是為什麼從秦漢開始，封建制雖然屢有反覆，但逐漸不再成為主流的原因。

軒轅十四Rex

開宗明義，這個問題完全是錯誤的。

第一，周實行分封，是在武王伐紂之後，封三個弟弟為三監，鎮守殷商故地，監視統領殷商遺民的紂王之子武庚。

然而，武王死後不久，就爆發了“三監之亂”。

《史記·周本紀》：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叛周。”

《史記·魯周公世家》：

“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

《尚書·金縢》：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第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這些史書記載表明，在周武王剛剛死去時，武王的弟弟們就發動了“三監之亂”反對攝“踐阼”的周公旦，而從一些記載也能看出來，周公當時確實自行稱王了，並以王的口吻行事。

那麼，上述的時間間隔是多久呢？

周武王克殷後三年即駕崩……

也就是說，諸侯們冊封了3年左右就反了……甭管是反昏君還是反奸臣，反正是反了。

第二，劉邦分封幾十年後就有諸侯王造反的說法，實際上是以“七國之亂”作為標記，其實也是錯誤的。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

《史記·楚元王世家》：

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

《史記·吳王劉濞列傳》：

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

吳王受封的時間，為高祖十二年十月辛丑。

而劉姓諸侯王的反叛，其實是在呂后死後，齊王劉襄即起兵，首先奪取了琅邪王劉澤的封地和軍隊，進而西進與漢將灌嬰對峙，得到承諾後又回軍攻佔為呂后割取的齊國舊地。

事實上，這並不是齊國一家的行動，而是齊、楚聯合行動，《漢書·高後紀》記載：

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

也就是說，反對漢朝中央朝廷的軍事行動，要比七國之亂早得多。

以漢高祖六年齊、楚封王算起，是公元前201年，到呂后死是公元前180年，也就是21年後，諸侯王反叛，以吳王受封算起，就再減6年，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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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相比較一下，哪個造反來得快？？？

劉三解

首先，問題中的結論就有違史實。

長期以來，史書對於西周初期就有著不少美化之處。比如，《史記·周本紀》就說：“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以說明周初時的教化天下之功。但實際上是否真是如此？

考古學家們在考古發掘過程中，找到了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銅器，師旂(音旗)鼎。

師旂鼎的鑄造時間是在西周初，屬於周成王時期的青銅器。師，是西周軍隊官職名稱；旂，是鑄鼎者之名。師旂，是伯懋父手下的將領；而伯懋父，則是周成王時期的王室大將。（《西周史》許倬雲 著）在師旂鼎銘文中，就記錄下一件發生西周軍隊中的稀罕事情。

據銅器銘文記載，在周王室準備前去討伐“方雷”時，師旂屬下“眾僕”集體“罷工”，都拒絕服兵役。師旂用盡了一切命令、威脅、恐嚇等等手段，下屬們都絲毫無動於衷，不肯從命。萬般無奈之下，師旂只能求助於上級，向周王室執政大臣伯懋（音毛）父告發此事。

周王畿之地，居然有人敢煽動集體逃避“兵役”，這簡直是等同造反！人人都拒服“兵役”，周王室還憑什麼去打擊異族恐怖主義活動？還怎麼去鎮壓那些不聽話的諸侯？所以，伯懋父一聽到師旂的告發，大感震驚：這些目無法紀的頑固抗法分子，絕不可姑息遷就！他立刻給出批示，對於這些不肯服兵役的人，依法就應該——處以罰款！

集體拒服兵役，周王室的處罰居然如此之輕，已是大大出乎人們意料之外。但是，更令人吃驚的事情還在後面。

目無法紀的“眾僕”們，居然連罰款也拒絕上交！師旂的命令，部下們都視若無物，這讓他根本無計可施！無可奈何之下，他只有再次向大將伯懋父求援。伯懋父聽聞此事，對目無法紀分子如此冥頑不靈表示高度震驚，對此類不法行為予以最強烈的譴責。他嚴厲地指出，對這種拒絕服兵役之人，依法就應該驅逐出境！但是，現在正值國家用人之際，特地從輕發落、法外施恩，只要能把當初王室定的罰款上交，那就……算了！

周王室出征，居然有人敢逃避兵役，而且從銘文“眾僕”分析，這還是一次集體逃避兵役的重大事件；不僅僅是拒服兵役，他們甚至連周王室開出的罰款也敢拒交！更加令人意外地是，伯懋父最終給出的處罰，卻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頗有些息事寧人的味道。

拒絕服兵役的“眾僕”，有學者認為，應該通於“眾附”，即指眾附庸國。（《對西周銅器“師旂鼎”中的幾個問題探討》陳曦 著）所謂“附庸”，是指那些領土面積狹小的方國。說是“國”，實際上也許就只是一座城。《孟子·萬章下》：“不能五十里，附庸於諸侯。”這意味著，師旂鼎所提到的“眾僕”，實力甚至連最低等級的諸侯國都不如。但是，“眾僕”們卻因王室的徭役負擔過重，敢於聯合起來，公然抗命、不聽從周王室調遣！

從周武王到周公旦再到周成王，周國“國父”、“國叔”所推動建立起來的分封制（封建制），運行才不過幾十年。因為《史記》有“成康之際，刑錯四十年不用”的說法，很多學者因此質疑師旂鼎的年代，把它定在了西周中期。但是，師旂鼎中伯懋父在成王時期的其它青銅器銘文中也時常出現，那麼它屬於成王時器當然更具說服力。

成康之際，連小小的附庸國都敢公開違抗周王室法令、不聽從調遣，那些勢力更為強大的諸侯國，調動之困難，就可想而知了。師旂鼎的銘文，真實地反應出西周建國以來，周王室權威每況愈下的殘酷事實。

所以，不管是西周還是西漢，分封制實施了不到幾十年，中央集權都已經遭遇到來自分權勢力的挑戰。只不過，西周王室應對這種挑戰是採取容忍退讓的策略；而西漢皇室則採取了更加激化矛盾的對抗策略。這就是西漢“七國之亂”陡然爆發的原因，並不是西周分封制比西漢分封更加高明。

然而，即便西周王室如此容忍退讓，到周夷王時，仍然出現了“當週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的現象（《史記·楚世家》）。這表明，天下諸侯方國已隱隱有不臣之心了——而此時距離西周分封制的建立，也不過才一百多年！

因此，西周不過是因為有了“刑錯四十年不用”的光環效應，讓後人對西周教化之功更為仰慕；但社會和歷史有其本身固有的發展規律，不會因朝代的不同就出現差異。所以，不會出現西周分封制維持了四百年而西漢分封制僅維持了數十年的本質差異。

關鍵字: 分封制 生活 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