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無論是鼓勵生育，還是限制生育，都是以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為基礎的，是被問題牽著走，但一旦時空背景發生變化，原來的政策就被釜底抽薪。
01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生育話題在網絡上炸開了鍋。先是《人民日報》兩篇文章《生娃是家事也是國事》和《讓人們敢生願生“二孩”》鼓勵為國生娃引發極大關注；緊接著，新華日報刊登的《建議工資按比例繳生育基金 不生二胎退休後才能取》一文和今日之聲《政法大學教授:生育基金要設 丁克稅得交》更是掀起軒然大波。
人們除了表達不想生、不願生、不敢生的各種情緒，一句“昨天只生一個好，明天為國去生娃”，在近乎調侃的表達中透射了對政策“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不滿。
不可否認，自建國以來近七十年的發展歷程中，中國的生育政策確實不斷在進行階段性調整，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備戰思想下從節制生育到鼓勵生育。
建國後，中國進入一個生育高峰，從1950年到1953年生育率達到37‰，呈現出人口快速增長的態勢。以1953年6月30日為標準時間的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總人口為6.02億，完全刷新了此前人們認為中國只有四萬萬人口的估算和印象，計劃生育問題也由此提上日程。不過，這一時期所謂計劃生育政策，重點在避孕、節育措施的宣傳上，且主要是基於自願。
而1958年“大躍進”後在“人多力量大”的思想下，節制人口的思想被淹沒，特別是1959年後中蘇關係破裂，全黨全國開展“批修運動”並準備打世界大戰，“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的思想佔據主導，節制生育問題徹底被擱置一邊，“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在社會上一度演變成“生產”比賽。
第二個階段是全力發展經濟下的計劃生育驟然收緊。
1978年文革結束後，發展經濟成為首要任務，而面對幾近癱瘓的經濟以及全國2.5億絕對貧困人口、人均GDP排世界倒數第2位，人口問題被當作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在“把經濟搞上去，把人口降下來”的指導思想下，計劃生育嚴格化，1982年計劃生育被中共十二大確定為基本國策，同年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對夫婦只生一個”的緊縮計劃生育政策作為一種強制性措施在全國推行。這也奠定了近30多年計劃生育的基本基調。
第二階段中後期是人權影響下的計劃生育從疾風驟雨到緩和執行。
自1980年開始，美國等西方國家就一直以侵犯人權為由攻擊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1990年以後更把計劃生育列入美國政府每年發佈的人權報告中加以批評，指責“中國一胎化是殘忍的政策”、“違揹人的本性”等。這雖是偏見，不過，前期基層人員在開展具體工作時確實普遍存在缺乏人性、簡單粗暴的狀況，這從當時的計劃生育標語中就可見一斑，比如，“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流出來，打出來，墮出來，就是不準生出來”、“通不通，三分鐘；再不通，龍捲風！”、“一人超生，全村結紮”等，而動輒出現的強制引產、結紮也確實引發了群眾的不滿。這固然並不足以動搖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但對人權的考量的確促使後期計劃生育政策不斷有所改進，比如，從執行較為嚴格的“一胎制”到在大部分農村地區逐步允許第一胎生女孩的再生第二胎等，基層計劃生育的野蠻作風也大大減弱。
第三個階段是人口紅利消退背景下計劃生育政策逐步放開。
1992年出生人數低於2000萬，1999年出生人數降低到1150萬，到了2016年，僅有1600多萬年輕人滿20歲，比6年前下降了40%。正是在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的背景下，早在2004年、2009年人口專家就曾先後集體諫言，建議中央及早取消獨生子女政策，但並未被採納。
不過，隨著勞動人口數量降低等問題日益顯現，2011年11月，中國各地全面實施雙獨二孩政策；2013年12月，實施單獨二孩政策；2016年1月，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及至今年，政策開始向鼓勵二孩發力。
從以上三個階段來看，中國的生育政策導向大體經歷了鼓勵生育——限制生育——鼓勵生育三大階段性轉變。某種程度上，歷經六十多年，政策導向以一種新的方式，回到了原點。
02
生育可計劃，變化難“計劃”
顯然，無論是鼓勵生育，還是限制生育，都是以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為基礎的。而在特定階段，相應的政策似乎也確實兌現了當時的訴求。
就拿第一階段來說，除了1959-1962年，因受自然災害影響，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下降，人口出現負增長，隨後，1962-1970年，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這一階段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長率達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達到2688萬人，8年淨增人口1.57億，這是建國以後出現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
然而，在鼓勵生育政策下，人口從1949年初的約5億增長到1980年的9.87億，31年間幾乎翻了一番。但時過境遷，這樣的人口規模已經從當年的“人多力量大”變成了經濟社會發展負擔。
再看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這項政策的推行顯然也是卓有成效，不但“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的思想深入人心，而且中國的生育率從1980年的2.71下降到如今的1.4-1.6左右（1.4-1.6是學者們普遍認同的數字。國家統計局的生育率數字要更低，2010年中國總和生育率為1.18，2015年為1.05），低於全球平均水平2.45。
與低生育率相伴的是，中國老齡化的規模前所未有，老齡化速度不斷加快。早在2001年，中國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並將在大約7年後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顯然，超低生育率和“未富先老”並不在當年計劃生育的“計劃”之內。儘管由於生育本身也有自身的規律，因此這並不能全部歸因於計劃生育，但計劃生育的推波助瀾是毋庸置疑的。
而無論是當年的鼓勵生育，還是後來的的計劃生育，都是“一時之策”，是被問題拖著走。雖然不能用現在否定過去，但一個值得特別關注的問題是，人口之於社會是動態變化的，一旦前提和基礎變了，原來糾結的人口問題也就煙消雲散了。
就拿計劃生育的理論基礎——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來說，站在當下來看，某種程度上就被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證偽了。
“馬爾薩斯陷阱”理論認為，人口增長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生存資料僅僅是按照算術級數增長的，多增加的人口總是要以某種方式被消滅掉，人口不能超出相應的農業發展水平。但是他對人口膨脹恐怖前景的描述是基於18世紀英國資本主義大發展與勞動人民大窘迫的背景做出的，是受限於特定歷史條件的。
而後來出現的兩個變化則對該理論釜底抽薪：一是技術和經濟的發展使得人類能夠供養更多的人口；二是由於經濟社會的發展，生育非但沒有保持慣性延續，反而開始隨著經濟的發展出現萎縮。也就是說，馬爾薩斯預測的“人口增長快於食物增長”不但沒有普遍出現，而且“食物”增長了，生育率反而普遍降低了。
上述情況表明，基於有限的認知而做出的生育安排，難免會被其所累，從一個問題走向另外一個問題。
03
鼓勵生育依然是吻合當下需求，能否應對未來變化猶存疑問
當下從限制生育轉向鼓勵生育，無疑也是基於變化了的經濟社會環境。毫無疑問，停止原來嚴苛的“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孩”是順應形勢的必要之舉。問題是，從限制轉向某些專家建議的那樣，用經濟手段刺激、鼓勵生育是否必須呢？要知道，如今，人口又將面臨新的變化，即新經濟，特別是人工智能登堂入室以及生命經濟的發展又將改變人口對社會的意義。
長期以來，人既被看作是生產要素，又被看作是消費要素，因此，在一定限度內“人多力量大”。可是，當規模化大生產越來越多地被新經濟替代，人越來越多的生產和服務功能被機器取代、“霸佔”，人的存在方式和意義正不斷被肢解。換句話說，新經濟正使越來越多的人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抓手和根基，成為無用群體。
相關數據也反映了這一點。世界經濟論壇2016年發佈的《就業前景報告》預計，受第四次工業革命影響，未來五年內全球就業崗位將減少500萬。
如果說過去幾年就業崗位的減少主要表現在工廠把愈來愈多的工人趕出工廠，未來服務行業加入“趕人”行列將變本加厲。事實上，這已經在發生。比如金融業，2000年頂峰時期，高盛在紐約總部的美國現金股票交易櫃檯僱傭了600名交易員，如今只剩下2人。這背後是一名計算機工程師取代四名交易員，自動化交易程序已經接管了高盛集團紐約總部大多數日常工作量。未來這種勢頭只會更猛烈。
另據2017年年報顯示，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2017年中國上市銀行員工總數首次出現下降，其中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員工人數連續2年下降。
波士頓諮詢公司（BCG）與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聯合發佈的《取代還是解放：人工智能對金融業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報告中就預測，在穩健發展的情況下，到2027年，銀行業將削減104萬工作崗位，降幅22%；剩餘78%的工作崗位將提升42%效率，相當於每人每天花在同樣職能活動的時間可減少2.4小時。
此外，從新聞編輯室、體育賽事到電視節目電影製作，人工智能已經不僅代替人類完成繁瑣複雜的規模化生產工作，而且能夠做到以前人類無法做到的工作。路透社的一份報告顯示，在所有被調研的對象中，近四分之三的新聞發佈者已經在使用某種人工智能。
而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發佈的《2016年全球就業與社會展望》報告，2015年內，全球新增2600萬未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適齡勞動人口，使得這一人群總數目前已經超過20億。也就是說地球上，近三分之一的勞動人口沒有工作，且全球勞動參與率處於下降趨勢，到2020年全球勞動參與率將從62.8%緩慢下降到62.5%。
此外，在人類就業崗位將不斷被替代的同時，人的壽命卻將因為基於技術、生命經濟的發展而延長。在2009年因為染色體終端和老化遺傳學研究獲得諾貝爾獎的 Elizabeth Blackburn博士就曾預言，人類壽命最長將達到150歲，而且120歲將成為常態。
那麼，一旦智能化時代全面到來，更多的勞動人口將被擠出勞動崗位，無用階層或將全面覆蓋。據此來看，當下的低生育率也是福禍相依，或許未來某一天，人們將感嘆“禍兮，福之所倚”。
實際上，當下對人口的預測都是基於過去而對未來的線性推導，但一旦時空背景發生變化，這樣的預測立刻化為烏有。退一步來說，即便低生育率難以扭轉，且給社會造成負面影響，也並非浩劫，技術的發展使得人工造人成為現實（比如皮膚造人、無卵造人等），今天的生育焦慮就將成為明天的杞人憂天。
04
生育權向家庭實質性迴歸已是大勢所趨
即便拋開未來可能的變化不談，人為干預生育的政策也難以收到預期的效果。
隨著形勢的變化，決定生育的因素已經開始從宏觀走向微觀，生活狀況、生育態度、生育成本正成為人們決定是否生育的首要考慮因素。
從世界範圍內看，經濟越發達，社會越發展，生育率就越會下降。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也揭示了同樣的道理。數據顯示，全世界生育率水平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就處於下降趨勢，目前全球生育率已從上世紀80年代的5-6下降到2016年的2.5，其中，發展中國家生育率下降速度比發達國家還快，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目前的生育率都普遍低於2.1的更替水平了。
而中國生育率已經低於全球平均水平。出現這種狀況，主要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婚姻家庭觀念都開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傳統“多子多福”的觀點日漸淡化，現代人更注重追求個人生活質量、自我提升等，而不是到生兒育女中去尋求幸福感，甚至把生育孩子看成是負擔、累贅，讓個人生活就此被“綁架”。
而且，由於經濟社會發展節奏變快，人們生活、就業壓力大，也抑制了生育的慾望。更何況，如今生活成本和生育成本都大大提高，生育子女往往意味著不菲的支出。
根據美國農業部的報告，美國一箇中等收入的家庭，將一個2012年出生的孩子撫養到18歲，平均要花費24.11萬美元（約合147萬元人民幣），這還不包括上大學的費用；另外，根據英國媒體，2013年英國撫養一個孩子需要花費22.2458萬英鎊（約合211萬元人民幣）。
而中國生育孩子的成本也直逼發達國家。據測算，在中國養一個孩子至大學畢業，至少要花50-100元萬人民幣，而這樣的花費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可能還是最低水平。前幾年坊間流傳的一份“中國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就顯示，北京以276萬元居首，上海以247萬元位居第二，深圳則以216萬元居第三，武漢居第七為160.8萬元。
因此，如今“生孩子不划算，生多更不划算”的想法甚至在經濟不發達的地區甚或農村都開始深入人心，即便有些人有心多生育也會在現實的壓力下無奈放棄。人們的生育權正被“客觀”壓縮、剝奪。對於大量的中國家庭來說，以前是“政策不讓生”，如今則是“我不想生”。事實上，全面二孩政策出臺後預期與實際的生育狀況的落差也印證了這一點（2017年我國出生人口為1723萬人，比2016年的1786年下降了63萬人，且遠低於國家衛計委的預測數值）。
這也就意味著，今後政策決定生育的權重將下降，而當事人的選擇權則上升。鑑此，即便鼓勵生育，其對人口增減的實際作用已經有限。其實，歐洲以及韓國、新加坡等國家不斷鼓勵生育卻阻擋不住生育率下降已經是前車之鑑。
更何況，從控制生育到鼓勵生育，如此恍若隔世的逆轉已招致不滿，再按照某些專家的“出謀劃策”硬性“逼”人生育，恐怕適得其反。
事實上，既然以計劃經濟的思維解決人口問題已經愈發難以奏效，政策手段對生育的控制作用日漸式微，放開生育、將生育權交還給家庭就是大勢所趨。
05
從“開發”人口轉向“開發”年齡
當然，一個現實問題似乎無法迴避，如果任由生育率如此低下去，那麼，在人工智能還無法填補勞動力下降帶來的影響時，豈不是很被動？如何化解中短期內人口增長下降帶來的衝擊？
既然隨著生育決定權的變化，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已經無力迴天，在原來的思路上已經不能化解上述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只能換思路，由“開發”人口轉向“開發”年齡。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60週歲及以上人口24090萬人，佔總人口的17.3%，其中65週歲及以上人口15831萬人，佔總人口的11.4%。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把著力點放在挖掘老齡人口的“寶藏”上更具有現實意義，甚至可以化腐朽為神奇。
比如，對於一些有專長的老年人，可以鼓勵其再就業，到相關崗位上發揮餘熱，或者是做兼職顧問、導師等；為老齡人口提供轉換工作或再就業的相關技能培訓，幫助老齡人口向更適合的工作、領域轉換、轉行；鼓勵老人承擔社區工作，實現老年人在社區生活、服務等方面的自組織，讓老年人自我服務。
這其中最為關鍵的問題是，隨著人的壽命延長，傳統的年齡劃分已經與現實脫節，人們也要走出傳統的老齡人口觀念，對人們傳統印象中的老齡人口進行職業生涯和生活的再安排。其實，美國的退休年齡普遍在65歲，一些領域更是達到70歲，“只要身體健康，就能繼續工作”並非是對老齡人口的安慰託辭，而中國很多人的思想還停留在過去，為延長退休年齡爭執不休，多少有些迂腐。
此外，中國在發展老齡產業上也有更為廣闊的空間，服務於老齡人口的保健護理、醫療衛生、文化娛樂、休閒旅遊、人員培訓等產業既有廣闊的市場，也是新的就業空間。因此，只要肯動腦筋、換思路，新的人口紅利也將由此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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