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中庸"等思想，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进行新的解读，赋予其更新后的标准和内容体系，沿用过去的产生效用的机制，将可以为新时代的个体人格重塑提供内在的支撑，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关键词： 克己、仁、礼、约束、中庸
在当今技术日益流行得时代,，随着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思想和文化领域也因此遇到了迷茫，导致了个体人格的不健全乃至缺失，本文意在通过对《论语》中包含的儒家经典思想和内容进行现代的阐释，来为现代中国人个体人格的重塑提供借鉴。
"仁"和"礼"作为《论语》中的核心词汇，在《论语》中出现的频率极其地高，其中"仁"出现了109次，"礼"出现了74次，"克己复礼为仁"，"仁"是追求的最终目标。而"克己复礼"是实现"仁"的路径和手段，"礼"更是直接规定了达成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和操作流程。在孔子看来，"仁"是一切道德的最高体现，"礼"则是实现"仁"的具体规范，"克己"则是人们为实现这一自我修炼的过程所必须付出的努力。
有弟子向孔子请教何为"仁"，孔子解释"仁者爱人"，"爱人"即是"仁"在现实生活中最为直接的体现，当然，不同的学生向孔子请教"何为仁"这个问题孔子都会有不同的解释，这说明在实践的操作中"仁"所对应的标准是会不断变化的，绝大多数人在生活中只要稍加注意，把自己的行为向合乎"礼"的方向进行调整，就非常容易在实际生活中通过"克己复礼"来践行"仁"。但真正去实现"仁"却又是困难的，首先是把简单的行为调整坚持下去就是困难的，就好像"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样，其次是真正实现礼又有了一个全面具体的"礼"的标准。达到"礼"本身就是困难的，首先需要知识文化的基础，其次还需要良好的道德修养，这些离开一个好的环境（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是很难实现的。所以在战国时代，儒家会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说，虽然与今天的平等法制的理念不相符，但在当时有其客观存在的基础和道理。
在近代的中国，儒家的"礼"是备受批驳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通过对社会现实的了解和对儒学的解读，从儒家传统的"礼"看到的满页都是"吃人"两个字，通过文学创作反映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诚然，儒学在当时确实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其"礼"的内涵经过不断的变革后在宋之后渐渐陷入僵化和死板，最终与世界的进步潮流渐渐脱节，被指责为吃人、麻木民众的腐学。
然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正是儒学没有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而导致的。汉朝武帝时有董仲舒杂糅阴阳家和五行之说后对儒学进行新的阐释，提出"春秋大一统"，顺应了潮流，助力汉武帝时的强盛辉煌；隋唐有"三教并行"和"三教合归儒"，有了隋唐的富庶和安康；两宋至明前期，又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将儒学带向了哲理化和思辨化的道路，两个时期，尤其是宋，也收获了其带来的硕果。至明中期以后，儒学死气一潭，国家和社会也丧失更新发展的活力，沉醉在"回光返照"式的繁荣中直到噩梦的降临。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欲复兴民族必先复兴文化，新时代个体人格的重塑也必然离不开对于儒学经典《论语》的更新阐释和与时俱进的发展。
那么，什么又是新时代的"礼"呢？剔除不合时宜和进步潮流的封建纲常伦理后，传统优良的尊亲敬长等内容应该予以保留，同时应该加上现代社会所看重的诚信和契约精神等内容，也就是经过删改和扩充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所需要的秩序和行为方式。"仁"是至善，新时代的"仁"也是不难理解的，就是对家庭、社会和国家，当然最本质的是对自己可以尽到责任和义务便可以称为是实现了现代的"仁"。"礼"经过了扩充和更新也便就是为了实现新时代的"仁"所需要的秩序规范。
我们一直强调并践行"依法治国"，其符合现代法制社会的浪潮和趋势，意义自然不必多言。然而随着"依法治国"的战略的不断实施，其中所包含的一些问题也不断显现出来，法律是社会的底线，不断的强调法制便等同于不断地强调底线管理地思维，无法对人们起到道德激励的作用。近年来人们对道德沦丧的担忧和"德治"的重新提出和强调便是对这种不良效果产生的反映。现代社会强调法制的同时强调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也便就不能通过制定事务巨细的法律来解决和处理一切问题，因此"德治"和"法治"并行的提出在客观上是必要的。我认为，"德治"的实现机制便是"克己"（就算有社会舆论的监督压力的作用，但毕竟不是强制，最后都要通过"克己"来发挥作用）。儒家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而法家坚信"性恶论"，两家都有道理，但都有些偏颇，人不过是动物中最为成功的物种而已，论起始，既不会更高贵以至于达到完人，也不会更卑劣以至于禽兽不如。人性的初始本来就应该是善恶杂糅在一起的，不同的时代，对其中的善的成分元素和恶的成分元素也不同（定义的不同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人之初为善恶的杂糅体），就好像吃人在人类起始阶段不为恶，而现在则被视作是不能容忍的恶。新时代的"克己"便是根据新时代的"礼"的规范剔除本性中不符合的成分元素，保留发硬其中合理的成分元素的过程。新时代的"克己复礼为仁"也就将会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得到实现。
《论语》中同样强调"中庸"，这一点和古希腊的博物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有相似之处。"中庸"不仅强调入世有为，更强调"过犹不及"，有一种误解，认为"中庸"就是"内圆外方"式的中国式虚伪，其实不然，"中庸"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积极入世有为的同时加以节制以求得最好结果的表现，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和"克己"的具体操作有了相同之处，而它们的最终目的也都指向孔子所推崇的最高境界的"仁"，我认为这是通向儒家终极目标的路径的另一个角度的不同表达。"中庸"就是克制自己过度有为的倾向，提高不足的方面，使得个人的行为处事如同卫星一样走在符合"礼"的轨道上，通向"仁"的最高境界。
《论语》中"仁"的思想指向天下大同，为儒家理想的世界，与我国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有很多的相通之处。目前看来虽然理想化，但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必然会带来良好的效果。国家的妄动或是过于超前的改革可能会脱离现实基础，带来负面的影响（这些我国在过去的实践中曾经遇到过，并且已经更正了其中的错误），而个人则不然，个人遵循此道路，不断提高个人的修养，可以净化社会风气，也可以革新个人价值观中偏差错误的部分，从而对个人和集体都产生良好的效果，而从政府国家的角度来看，最适合做的，而且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就是推动这种风气的流传以成风气。
和西方倡导"自由"和发展人的本性不同，《论语》中更为强调的是约束和规范，儒家不太强调法治，即使有，也是"内儒外法，济之以道"时期融入进去的。儒家强调社会舆论和社会道德的约束，但更为重视的是人自己内心对自己的约束。这些约束的标准曾经在近代曾遭遇批判，因为确实不合时宜，但约束本身则是重要的。这样的一种内在的约束机制与法治相结合，自然有利于营造更为良好的秩序和和谐的社会环境。也正是通过发扬这样一种内在自我的道德的约束机制可以使得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获得更多的稳定和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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