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我初到高湾塬上的那个小山村落户后没几天，就赶上村里一家人家娶媳妇。因为是正月里，属于冬闲期，按照当地习俗，这个时间段谁家要是过事情，生产队就自动给社员放假，全村人都去那一家跟事情。老人们去了，就被安排在一只只燃烧着牛粪、羊粑的火炉旁边熬罐罐茶边喧谎；婆娘媳妇们每人从自己家里拿一条围裙包一把菜刀前去帮灶；在生产队里属于青壮劳力的男人们，则去帮助干各种各样的杂活，人们把这种帮忙干活叫“代劳”。
那天，我和村子里几个小伙子一起去那家代劳。临进院子，负责招呼客人的人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根纸烟，我刚把烟点上，就见一个四十多岁、脸色奇黑的中年男人站在上房门台子上，扯着一腔尖细的声音给前来代劳的人安排活，听人说，这就是东家请来的“总理”。这位总理的声音虽然有点像一个泼辣的老女人，男不男女不女的，听着让人很不舒服，但他安排活计倒是井井有条。他让有的人负责搭帐篷，有的人负责支摊场，有的人拉水，有的人出去借东西，有的人打扫卫生，安排我在大灶上架火。
接受了任务以后，大家就分头各干各的活。我一边抽烟，一边找架火的炉子。炉子找见了，是一排用胡墼和泥砌起来的土墩子，中间有一道槽，当地人把这种炉子叫“槽炉子”。我问身边一个人架火的柴和炭在哪？这人还没有给我说清楚，那个总理就站在院子里骂开了。他开始骂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在骂别人，怎么听着听着感觉他的话头不对，是冲着我来的：“一个锤头子大的娃娃，烟火还紧得很，手手子抄下像个闲畜生一样，你转过来转过去的转毬个啥着哩？”这时，一大院子人的眼睛都在齐刷刷地瞅我，我一下感觉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我一把从嘴皮子上摘下半截烟甩在地上，狠狠地踩了一脚，准备上前和他论理，结果被东家老人拦住了，他们家的小儿子就带我从房后的山窑里把柴炭搬来，帮着我把火架着。这里人过事情，总理一般不给东家安排活，这家的小儿子就一直帮我，他在教我怎样架火时，还一个劲地劝我不要生气。我也知道，自己来是给人家帮忙的，我也不能为了自己出气而砸了东家办喜事的场子，扫了大家的兴，所以我还是把那一口气忍着咽下去了
我当时非常纳闷：我才到这个地方没有两天半，还没有和村子里的几个人打过交道，更不要说得罪谁了，这个总理为啥平白无故地和我过不去？后来有人给我解释，说总理骂我也不是完全对着我，他是“打黑牛惊黄牛”，通过骂某个人，给所有代劳的人一个下马威，代劳的人就都听他的指挥了。我心里想着这是什么狗屁逻辑？这不是“软处好取土、硬处好打墙”、诚心欺负我这个外来户吗？当时我心里就暗暗琢磨：要是有一天我能当总理，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当，以欺负弱者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这样的本事也太有点小儿科了。
（二）
自从那次代劳受了那个总理的一肚子气以后，总理这个角色就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只要去哪一家跟事情，我都十分认真地观察那些总理们都是怎么当的。时间长了，渐渐地也就看出了一些门道。当总理，无非是事情开始前根据东家的经济状况和主人的意愿，作计划，布置采购物品，过事情的这一天安排代劳的人干活。这当然是比较称职的总理才能够做到的。大多数总理其实就是在过事情的这一天喊叫咋唬一阵子，让人能够感觉到这里是在过事情，有人管事，营造那样一种氛围，事情也就稀里糊涂地过了。每一家事情过完，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要评头论足，评论事情过得好不好，总理当得怎么样。要是事情过得好，总理当得攒劲，人们就夸奖；要是当得一塌糊涂，人们就骂。可是，再过上一些时日，事情过得再好或者再糟糕也就都被人们淡忘了。
那一年，我堂哥在靖远县城结婚，我去参加他的婚礼。给堂哥的婚礼当总理的是在兰州和堂哥一起工作的一位同事，姓白，一个非常干散麻利的大小伙子，我把他叫“白哥”。白哥到底是大城市来的人，见多识广，当总理的水平就是高，让我真正见识了一下总理的风度和能力。
在办事的头一天晚上，白哥把所有代劳的人召集在一起，安排了一桌简单的酒席，大家在一起喝了一会酒。看喝得差不多了，白哥恰到好处地宣布结束了酒场，适时召开了一个小会，给各位代劳的亲戚朋友有条有理地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安排完后，他特别强调了三条注意事项：一是所有代劳的人明天一定要准时到场，坚持到底，谁要是不能坚持到底，现在就提出来他另外安排人；二是每一个岗位的人都要尽职尽责，保证把事情办好；第三条十分重要：除了他专门安排的人为客人敬酒而外，其它岗位上的人都不能划拳喝酒，待把客人招待完了，他专门安排酒场招呼大家喝酒。白哥说完，让大家发表意见，实际上就是表态。所有人都异口同声表示服从安排，一定把自己的那一份工作干好，保证把整个事情过好。
会议结束后，白哥又让人用大红纸写了一张《理事表》，把每一个人的任务清清楚楚地写在上面，贴在上房前墙最显眼的位置，责任到人，分工明确，让人看了一目了然。有这样亮豁的总理，不用细述，堂哥的喜事办得不但顺利而且热闹喜庆，我也从中学到了许多当总理的知识。
（三）
在我们那个小山村，并不是有能力的人就可以当总理的。当总理不是队长指派的，也不是毛遂自荐的，而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得到群众公认的人才有资格当总理，也才有人请。当时村子里有两个中年人经常当总理，据说他们在村子里当总理有好多年了，谁家过事情都得请他们。而据我观察，他们也不是多么优秀的总理。首先他们都没有啥文化，全凭经验办事，有时喝上几盅子酒，说话颠三倒四，顾了东忘了西，事情办得也很糟糕。可是由于他们在村子里的威望，谁也不敢说什么。就是平时，人们见了他们也都巴巴结结的，谁家年头节下没个大小事情呢？在他们的把持下，其他人，特别是年轻人就是有那个本事，也很难有当总理的机会。
那是我下乡后的第三个年头，有一天，和我关系很好的当地青年张仲千来找我。说他弟弟张仲万准备下个月结婚，想请我当总理。虽然我老早就跃跃欲试想当一下这个总理，经常苦于没有机会，可是，一旦这个机会真的来了，我却有点发怵。我问张仲千为啥不请那两个老总理？他面有难色地说，他弟弟结婚的这一天是个大好日子，村子里还有一家人也办喜事，那两个人，一个已经给别人答应了，另一个他去请，没有请动，说是已经给外村一家人应承下了。张仲千还说：其实那个人是在推诿，不想给他们当总理，因为他们的日子比较困难。听到这里，我就有点沉不住气了，立刻就答应张仲千，他弟弟办喜事的总理，我当定了！
张仲千家的父辈是旧社会从南边邻县迁徙过来在我们村子落户的。虽然那时候大家的日子都很穷，而他们家的日子比一般家庭还要困难一些。我平时经常去他们家玩，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对我都特别好，我在他们家感觉就和在自己家里一模一样。接受了张仲千的邀请，我当天就去他们家进行筹划。
他们家为了娶这个媳妇，一年以前就开始喂猪。我看到他们家的猪喂得还可以，大概能宰个一百三四十斤肉，还有一只小羯羊，再就是已经磨了两百来斤小麦，还在亲戚家借了两百多块钱，这就是他们准备娶媳妇的经济状况。那时的农村青年找一个媳妇非常艰难，在结婚之前还要“抬礼”，基本上就把家里的一些积蓄折腾光了。所以，办喜事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讲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事情还不能过得太寒酸，还有个平时在村子里活人的面子问题。
面对他们家的经济状况，我开始也感觉很为难。张爸看出了我的意思，问我是不是让娃娃再出去借一些钱？我想了想说：不用借了，咱们就这样的力成，就根据这个力成办。事情办得好不好，并不是完全取决于吃得好不好，要从各个方面来努力。我还很老气地对他们说：事情好过，日子难过，不能把所有的家底全部投在过这个事情上，还要考虑事情过完以后一大家子人平时的日子怎么过。我的意见得到了他们全家人的一致支持。
当张仲千请我当总理的消息在村子里传开后，虽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却还是引起了一些议论。当然这些议论没有直接传到我的耳朵里，但我从张仲千的情绪中感觉到了。有一天放工后，我们俩在最后走，我问他是不是有啥心事？他吭吭哧哧一会，就说他听到村子里有人议论，说一个城里娃娃怎么会当总理？好多人都等着看笑话，他有些压力。我问他担心啥？他说害怕事情上乱了套。我心里想：就那么大的一个事情，就那么些人，怎么能乱套？可是我嘴上还是说我们尽量努力，尽量把事情办好，尽量不要让事情乱套。
过事情的头天下午，我让张仲千和张仲万俩弟兄把村子里关系好的年轻人全部请来。一般来说，村子里的年轻人在谁家过事情时帮忙代劳都是自己去的，从来没有请的习俗。这一请，这些年轻人都感觉自己受到了抬举，当然很高兴了。这哥俩平时在村子里人缘不错，不管谁家有大小事情，他们都主动前去帮忙。按照“工变工”的常理，他们前来帮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再加上这一“请”，平时关系好的年轻人那天晚上基本上都到齐了。我提前安排大灶上做了臊子面，并且把自己存下的一瓶金徽酒拿出来。臊子面吃过后，我给大家敬了一轮酒。当时，一般人家过事情用的酒都是红薯干做的散酒，因为价格是一块一毛一分钱，所以人们都把这种酒叫“幺幺幺”，而我的金徽酒就是好酒了。当他们知道这是我这个总理用自己的好酒犒劳大家，他们都非常激动。当然，我的酒数量有限，只能象征性地敬一下。在他们正高兴的时候，我就开了一个小会，把第二天过事情时的工作作了分工，拜托大家各负其责，一定要把明天的事情办好。我还给大灶上帮忙的女同志也开了一个会，郑重其事地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并且强调了每一个岗位的重要性。然后，我用大红纸写了一张《执事表》贴在墙上。虽然经过开会每一个前来代劳的人都已经知道了自己是干什么工作的，但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大名上了墙，都围在那里一个劲地看。特别是那些在大灶上帮忙的婆娘媳妇，她们大多数都不识字，听说墙上有她们的名字，就叫上识字的女人给她们指，那个高兴劲，就如同金榜题名似的。
在给代劳人安排工作时，我把负责接待亲朋的工作看得最重要，特别安排了张仲千的一个在外面工作的堂哥张仲清负责此事，并且给他配备了两个助手。因为根据我的观察，好多人家过事情对这些细节容易疏忽，客人到了门口没有人上前迎接打招呼，这就给人一种冷漠感。要是客人在快走到大门跟前的时候，有人迎接，那心情就要好得多。张仲清接受了任务以后，我又强调了一番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他感觉受到了我的特别“重用”，对自己的工作高度重视。
在全体代劳人员和东家的共同努力下，张仲千弟弟的婚事办得不但很顺利，而且气氛相当好，所有前来恭喜的亲戚朋友都非常满意。虽然他们家的经济条件不怎么样，“桌”（席）比较薄，但我们能够保证所有前来恭喜的亲朋都安排上桌，并且能够吃饱。因为有些人家过事情，开始还有些秩序，到了客人来的高峰期，往往除了记礼收钱的两个人在那里坚守而外，总理也看不见了，代劳的人想走就走了，一些不太起眼的客人来了就没人管，客人记完礼后空肚子回去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是过事情最大的忌讳，这样的失误在我们这次事情上绝对没有出现。
那天在待客进行到中间时，有两个乞丐来到门口，被负责接待的张仲清看见，他准备端两碗菜，拿两个点心（花馍馍，在喜事上叫点心）给他们吃。我看见以后，赶快让把他们请进来，也把他们安排上桌。几个年轻人看见桌上安排了乞丐，就不愿跟他们一起坐，被一个老者一顿教育。老人说：事情上来了“要告吃”（乞丐）那才是喜客，那是给这一家人送福气来了。经过这位老者这样一说，大家对两个乞丐的态度立马就改变了，待他们吃饱喝足后，我们把他们送出门，他们用袖头擦着油乎乎的嘴，又高高兴兴地上路了。那一天，所有人对我招待两个乞丐的做法都大加赞赏。
张仲千弟弟的婚事办完以后，村子里绝大多数人还是评价不错。俗话说：乡里人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正好那一天我们村子和另外一个村子一共有三户人家过事情，而且都是娶媳妇，这就有了可比性。人们好多天都在议论。乡亲们普遍认为，张仲千家的事情，吃的桌虽然比较薄，但事情过得最整齐，对亲朋也最热情。也有人说我这个总理在事情上没有大声喊叫，好像事情上没有总理的样子。因为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事情上的总理就是大喊大叫的，如一旦来了客人，总理就在院子里喊：“代劳的，招呼亲戚！”再如看到哪个桌上的菜少了，就喊“代劳的，上房桌上上添菜！”这样大喊大叫，当然可以营造一定的气氛。可是，我提前把所有的工作都安排得扎扎实实，每一项工作的衔接都天衣无缝，感觉没有必要再那样虚张声势。再说，那时候我还不太习惯在人前面咋咋呼呼，这就落下了个我当总理不会喊叫的话柄。
那一天事情过完后，在我和代劳的一帮年轻人吃饭时，张爸和张妈端着酒杯来要给我“看盅”（敬酒），举行“谢总理”仪式。一般来说，这项程序由新郎和新娘给总理敬个酒表示感谢就行了，由老太爷和老太太亲自给总理看盅、谢总理还比较少，搞得我当时左右为难。可是，那么大年龄的两位老人双手端着酒盅，我也不好意思拒绝。我端起两位老人手里的四盅酒一饮而尽。在以后的岁月里，我走南闯北，几乎喝过所有的好酒，但回想起来，任何酒都没有当年张爸张妈给我敬的那四盅叫做“幺幺幺”的劣质红薯酒醇香绵长。
（四）
虽然有人对我的初次当总理的事鸡蛋里面挑骨头，可打那以后，村子里就经常有人请我当总理。有娶媳妇、嫁姑娘的，有为老人送终的，还有盖房子、过满月的，还有提坟的。来请我的这些人，大多数都是经济状况比较差的，他们普遍认为我料理事情能操上心，很细致，不浪费。这其实就是对我的最高评价了，我当然没有任何理由推脱。每一件事情我都认认真真地去料理。而且我给自己定的规矩就是在给人家料理事情时，不管事情大小，我都不喝酒，这样就能始终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不至于误事。另外，就是不收取任何报酬。当然，其他总理也都不收报酬，但东家酬谢的两瓶瓶子酒、两盒盒子烟、一半斤茶叶一般还是收的。但是这些我都一概不收。不是我那时有多高尚，而是我感觉为人家料理个事情，好几天都在人家家里吃好的喝好的，最起码这几天不饿肚子，不用做饭，在人家家里前前后后好几天混吃混喝，这已经是不错的报酬了。
按照当时的那种势头看，要是我不离开那个村子，真的“扎根农村”了，那我们村子里的总理角色我可能会把持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可后来我还是进城当了工人。
（五）
进城以后这些年里，我又为城市里的许多朋友们过事情当过总理。客观地讲，城里人的经济状况普遍比高湾塬上人要好得多，有了在塬上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当总理的经验，城里的总理就好当多了。但那是另外一篇文章的内容，这里就不赘述了。
回想那些年不管在高湾塬上还是在城市里为亲戚朋友们过事情当总理的那些事，我还是有一些感悟：要当好这个总理，首先要有热情，这是最重要的。没有热情，就不要去揽这些事情了，因为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不但要操心，还没有任何报酬，有时还吃力不讨好。只有有了极大的热情，才能够体会其中的乐趣，为朋友们成功地料理一次事情就会有一种成就感。热情，是当总理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要素。
其次，套用一句政治术语，叫“一切从实际出发”。因为每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主人的兴趣爱好、为人处事的态度都有很大的差异，这就要求总理必须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情况，根据具体情况作方案，定标准。对于经济条件好的人家，要是主人比较慷慨大方，事情就应该办得阔绰一些；而对于那些经济收入一般化的家庭，就要“量体裁衣”，不能一味追求阔气排场，作计划、定方案要完全尊重主人的意见，万不可“先入为主”，替主人做主。
再次，要特别注重细节。不管过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纷繁复杂的过程。在作计划、定方案时一定要考虑周全，注重细节，因为很多事情都是细节上考虑不周而出现问题的。注重细节是每一项工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当总理当然也在其内，考虑细节越周全越好。
另外，安排工作就如同干公事一样，要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每一个岗位都要有人管事。最好开一次会进行安排，然后用纸写出来张贴在最显眼的位置，使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责任感。只有安排细致，每个人都能够负起责任，事情不可能过不好。
作为总理本人，在事情上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发现问题要及时进行处理，并且一定要做到善始善终。总理身负重任，最好在事情进展过程中不要喝酒，哪怕事情过完以后再怎么喝都无所谓。
只要生活继续，老百姓中间的过事情就会永远延续，为老百姓料理事情的总理就永远都不会被淘汰。只要能够做到以上几点，以我的经验，当好总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018年6月4日完稿于独石斋
作 者 简 介
宋育红，1953年生于甘肃靖远。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白银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任白银区文联主席、文学杂志《金凤凰》主编。出版散文集《故乡流过一条河》，诗歌集《凤凰山放歌》。作品曾获白银市凤凰文艺奖一、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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