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作品叫《树枝灯》，构图很美，拍摄者说：
“我觉得这盏灯摸起来像一棵树，一颗颗小灯泡就像结在树上的果子......”
你可能和我一样，并不相信这样的照片会出自一位双目失明的小姑娘之手。
“如果我们拍一个主题——热，你能想到什么？”蔡聪问小姑娘。
“夏天，走在大街上，听到空调外机轰轰作响，能感觉到阵阵热浪，有点害怕。”
蔡聪笑了，“那你现在伸手去摸一下这盏灯。”
为什么要亲手摸？
因为在小姑娘的心中，光就像火一样，会把手烧伤，令她恐惧。
只有鼓起勇气亲自试一下，才知道原来有这么温暖不烫手的光。
蔡聪培训视障人进行非视觉摄影已经很多年了，听到人们对小姑娘作品的赞赏，他很高兴：
“
即使失去了视觉，视障人依然可以用听觉丈量距离，用触觉和嗅觉发现事物，依然可以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
是啊，都二十多年了，蔡聪对此深有体会，因为他自己的眼前也一片漆黑......
小时候，蔡聪家住在湖北荆州一个农药厂旁边，每天农药厂的烟筒里就昼夜不停地冒着废气。
那里很多孩子眼睛会发红，医生说这是结膜炎，开种眼药水，点完就不红不痒了。
最先感觉到他视力出问题的是爸爸，有一天，爸爸指着路边的一辆汽车问他车牌号码。
蔡聪看不到，走近一些还是看不清楚，直到贴近车牌他才能念出那串数字。
家人赶紧带他去看病，医生很惋惜地说：
“可能是药物导致的青光眼。”
那年蔡聪才10岁。
各种寻医问药，针剂偏方，都败下阵来。这个漂亮的孩子，视神经已经无法挽回的萎缩了。
不过，即便如此，蔡聪的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
老师经常拿他这个榜样来教育其它同学：
“你们看人家蔡聪都这样了，还能考第一！你们不觉得惭愧吗？”
蔡聪开始也这么认为，“是啊，你们一个个就不觉得惭愧吗？”
但听的夸奖多了，蔡聪慢慢觉得有点不对劲，
“视力不好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
在2005年高考前，蔡聪向教育考试院申请志愿者读题考试，却被无情地拒绝了，理由很简单——没有先例！
“我的人生好像没希望了，我完蛋了！”
蔡聪好绝望，而绝望对于一个只有十八九的大男孩来说，似乎远比失明更为残酷。
一天，蔡聪的爸爸翻阅杂志时，意外地看到一则报道：
一个低视女孩从小用望远镜学习，最后考上了一所特殊的盲人大学。
全家人很兴奋，倒不是因为这个励志故事令人动容，而是从中得知了中国还有两所单考单招的盲人大学。
“我已经把自己的母校黑得不行不行了。”蔡聪的语言总是那么幽默。
原来盲人高考只提供两种试卷：一种是盲文试卷（适合全盲），另一种是大字试卷（适合低视）。
“一个号称招收盲人的学校，居然不知道有些人是后天失明的，那些人怎么办？”
是呀，对于学霸蔡聪来说，他一直在普通学校读书，自然不懂盲文，而眼睛什么也看不到，大字对他也没意义。
“全国一共就两所，却被称为盲人中的清华和北大，你说这是不是有点搞笑？”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蔡聪说。
后来，蔡聪恶补盲文，最终地考上了其中一所“搞笑”的大学。
而在大学第一堂课上老师的一番讲话，却使他彻底崩溃了。
“盲人的传统三大行业是：乞讨、卖艺和算命。”
老师语重心长的说：
“现在你们有学上了，以后可以去学按摩，一定要常怀感恩之心，千万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此时此刻，那个困扰了蔡聪很多年的疑惑，再一次浮现在脑海里。
“视力不好有什么问题吗？”
盲人就应该是这样吗？只能上盲校，只能做按摩？
高三毕业时，蔡聪曾和几个同学把毕业班同学们的书收起来，然后在校食堂门口摆摊卖给低年级的学生。
蔡聪虽然眼睛看不见，不能收钱，但他却是一个称职的好销售，通过对辅导书优劣和用法的耐心讲解，还卖出去不少书。
“尽管有很多不方便，但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不方便，只要发挥各自的长处就好了，”
蔡聪回忆说：
“怎么到了这种特殊大学，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2010年，蔡聪从“搞笑”大学毕业回家。
一天清早，他突然对老爸说：“爸，晚上回家帮我买张去北京的火车票。”
“啊？你要去北京按摩吗？”
老爸问这话时，心里应该是很高兴的。因为像儿子的很多大学同学一样，去北京按摩院工作那是他们最好的出路。
蔡聪却显得很无奈，“都二十一世纪十年代了，全社会，包括自己的亲人还用这种老眼光看盲人。”
这时他才真正想明白了从小困扰他的那个问题的根柢在哪儿：
“盲人自小生活在一种否定的封闭环境里，周围人对你有一个低的期望值。
觉得你都这样了，能有个自谋吃喝的归宿就相当不错了。
如果你意外得很出色，别人就会觉得太了不起了。”
蔡聪在几乎所有采访中反复提到：
“伤残或者看不见本身，只是一个人的特点和条件，
真正让他们生活遇到问题的，是这个社会的物理障碍，以及大众脑海里的刻板印象。”
来到北京，蔡聪并没有走进“众望所归”的按摩院，而是步入了南三环洋桥附近一个不起眼的小区。
早在2006年，同样是一群盲人，他们在这里注册了中国第一家残障人自助组织（简称：DPO）——北京一加一文化交流中心。
“亚当和夏娃初尝禁果的那一瞬间，也许和我们一样，是无畏者！ ”
“一加一”这样定义自己的第一步。
蔡聪最终坚定地走进了“一加一”的办公室，也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
在这里，从学做广播开始，后来做中国残障领域的第一本社群杂志——《有人杂志》。
再后来，蔡聪开始做非视觉摄影培训师，培训视障人群：
“每个人的经历都有价值。”他说。
前段时间，蔡聪和同事组织了一千位盲人给某手机厂商写信，建议修改一些系统设置，好让盲人操作更方便。
类似的事情他还做了很多，他跑去和很多家app开发商聊，
“如果你们不做，是你们的软件有bug，我们用不了啊。”
“做了这么多，你感受到大家的意识开始有变化了吗？”有记者问他。
“这些年，媒体用‘残障’更多，‘残疾’、‘残废’更少了......”
而更让蔡聪高兴的是残障人群正在越来越多的获得与普通人同等的社会权利。
2014年，河南46岁的盲人李金生为自己争取到参加普通高考的权利，并顺利参加，那一年被称为“盲人高考元年”。
2015年，我国首度颁布了盲人高考的暂行文件。当年，19岁的宁夏盲人考生黄莺以530分的好成绩，最终被武汉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录取。
黄莺在考试
2017年，“暂行”两字被拿掉，变成正式实施。
这意味着盲人不用再像过去一样，只能被封闭在“按摩”的命运里了，蔡聪感到很开心。
蔡聪在《奇葩说》
去年，在综艺节目《奇葩说》中，蔡聪演讲了7分钟，一时间刷爆朋友圈。
一夜之间“盲人小哥”成了“网红”，他代表中国1200万视障人群“红”了一把。
不过，今天的互联网更多承载了娱乐属性，“娱”一波，再“娱”一波。
往往是突然惊涛骇浪、风起云涌，转瞬间就风平浪静、云开雾散了。
蔡聪也不例外，他很快便被世人遗忘。
不过，即使热度过了，他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失落：
“只要有机会，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做一些倡议。”
幸福的一家三口
2014年，蔡聪和同是盲人的妻子生了一个健康的宝宝，他说：
“我爱这个孩子，
并不是因为他将来会成为我希望他成为的那样，也不是因为他可以照顾将来老去的我们，
我爱他，是因为他有着跟所有孩子一样同等价值的生命。
这种价值不会因为他的任何的外在表现有所减损。”
写蔡聪，使我想起了四岁就因车祸失去右腿，但总是满脸带笑的谢仁慈。
她曾以627分的高分考取了西南政法大学。
但她的成长史并不是一部苦情的奋斗史，正如她送自己的雅号“想得开居士”一样，
在她眼里拿着拐杖，就像戴了一副眼镜，多了一个辅助工具而已。
我一直认为：
一个国度和一个人是一样的，都需要经历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
在幼稚的国度里，对于残障人群，更多的是漠视与歧视。
比如：在赵本山曾经的小品中，无数次地模仿半身不遂者的不堪，而我和您一样也曾笑得前仰后合；
在走向进步的国度里，人们会更多的给予残障人群同情与帮助，但从心里却把他们当做异类来隔离。
而在一个成熟的国度里，社会会发出“残障其实没有什么”的声音，残障人能获得超过悲悯的社会认同。
所以，希望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自己都能尽快的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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