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8年4月30日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挪威特羅姆瑟大學教授詹姆斯·路易斯的專著《法輪功：精神戰與殉葬》，該書集中討論“法輪功”和暴力，關注李洪志的教義是如何促使習練者“故意尋求”折磨及殉教。為方便反邪教人士參閱，中國反邪教網將陸續摘編翻譯該書部分內容，部分題目系編者所加。
“法輪功”關於器官“活摘”謠言的宣傳
器官摘取爭議與宗教和暴力問題沒有直接關係，更像是一場宣傳謠言。此外，探討這個問題還可以讓人們深刻認識到“法輪功”關於受迫害的言論往往是誇大其詞的，對批評者採取攻擊策略。
這場爭議始於2006年。當時，“法輪功”開始宣傳中國為了在國際器官市場上出售器官而謀殺被監禁的“法輪功”修煉者，從他們身上摘取器官。這一譴責的核心參考文章是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 ）在2006年發表的題為《關於指控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獨立調查報告》的報告。從積極的角度來看，這兩位作者都有一定可信度：喬高曾是加拿大前國會議員，麥塔斯是維權律師。然而，這份報告是一個由與“法輪功”有關聯的組織——“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聯合調查團贊助的。此外，這份報告的“調查人員”從未在中國進行任何原始研究，而是依賴可疑的來源，其中大部分是“法輪功”組織提供的信息和根據可得到的移植相關數據做出的推斷。三年後，喬高和麥塔斯對該報告加以擴展，更新後的版本以《血腥的器官摘取》（2009）為題發表。最近，伊桑·葛特曼（Ethan Gutmann）撰寫了一本相關作品，名為《屠宰：大規模殺害，摘取器官以及中國對異議人士的秘密處理方法》（2014）。
從非自願的“法輪功”囚犯身上大規模採摘器官的說法最初出現2006年3月。兩名匿名人士聲稱他們直接瞭解遼寧省瀋陽市蘇家屯血栓病醫院的器官摘取手術。後來，我之前提過的一份隸屬於“法輪功”的報紙《大紀元時報》報道了這些控訴。在《大紀元時報》發佈控訴不久之後，包括美國國務院的官方代表在內的非調查人員參觀了蘇家屯，並得出結論說沒有足夠的證據能證明這些指控。
此外，同年9月，首先披露中國從死刑犯身上獲取移植器官的吳弘達開始公開發表言論稱，“法輪功”所說的很多人在蘇家屯被殺的說法根本不可能成立。吳弘達指出“法輪功”的說法沒有照片、文件或詳細信息證實，而是基於少數沒有第一手資料的證人的證詞。“我多次嘗試見見證人，但被他們拒絕了，”他解釋說。“即使在今天，我也不知道他們的名字。”現在這兩名證人住在西方國家，拒絕與國際機構會面、提供更詳細的信息。由於他們稱自己知道成千上萬的人的生命可能面臨危險，所以他們必須要更加坦誠。吳宏達表示，他派出了自己的調查員，但他們未能找到集中營，也未能證實被迫摘除器官的說法。據吳宏達介紹，“法輪功”聲稱他們是類似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受害者，這一說法可能被視為“政治宣傳”（亞洲新聞 2006）。
但是，故事並沒有結束。吳宏達後來撰寫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他調查“法輪功”集中營這一指控的經歷。在那篇文章中，他清楚地描述
……受到“法輪功”高級代表的威脅，他們勸他保留自己的意見。吳宏達並沒有聽從這個建議，而是寫信給一位美國國會議員，表達了他的擔憂。這位議員的員工把信洩露給了“法輪功”在美國的高級代表。此後不久，與“法輪功”有關的媒體，包括“看中國”（與”法輪功”有關的YouTube活動）和《大紀元時報》開展了針對吳宏達的誹謗運動，譴責他是“屠夫”、“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間諜”，“背叛了他的良知和中國人的良知”（桑頓Thornton 2008,200）。
總之，為了讓批判聲音消失而採用高壓手段，在所有直接影響媒體的戰略中，這當屬最笨拙的一種。這種方式（甚至會威脅），用桑頓的話說是“幫倒忙”——會敗壞它將自己打扮成無辜的精神修煉運動團體的公關策略。“法輪功”本可以主動作為，挽自己的形象於既倒。然而，李洪志似乎對國際媒體越來越敵對，並不打算讓他的信徒停止各種挑釁和好戰行為。不久的將來，國際媒體終將清醒，並重新意識到“法輪功”是個和“中國版的科學教派”一樣的不良組織。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當李洪志最終退場，“法輪功”的信徒人數和影響力將會慢慢削弱，直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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