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抓獲一名涉案者
專案組兩個負責人會合一處，互相一說各自領導的小組面臨的窘況，都是一臉愁容。這時，電話響了，焦允俊從那急促的鈴聲中似乎已經意識到來者不善，假裝咳嗽，示意郝真儒接聽。郝真儒接起電話，竟是專案組成立時那位領導親自打來的，說話的口氣透出一股惱火。郝真儒尋思，領導必是已經看到了專案組的書面彙報，批評是理所當然的，這個，他已有思想準備，倒並不感到意外，於是中規中矩地說：“請領導指示！”
“立刻和焦允俊到我辦公室來一趟！”
放下電話，郝真儒看著焦允俊說：“聽見了吧？”
焦允俊苦笑：“那麼大嗓門兒，只怕聾子也該聽見了。去就去吧，工作沒做好是我這個組長的責任，領導發火，咱就聽著唄。”
一路上，兩人說著應該怎樣“正確對待領導批評”，卻不料這根本不是批評不批評的問題，領導透露的情況無異於晴空霹靂，不但使平時似乎啥都不當一回事的焦允俊感到震驚，就連一向遇事不慌不忙的郝真儒也瞠目結舌——
領導告訴他們，華東社會部剛剛截獲了一份臺灣“保密局”的密電，收件人是潛伏在滬的一個代號“老六”的特務。密電內容是：已經收到船臺改進工程的數據情報，總部予以嘉獎，發給黃金十兩，將於近日通過特殊渠道送達。另附局長毛人鳳在嘉獎令批覆件上的手諭：望你部再接再厲，儘快收集蘇俄提供之新型魚雷艇圖紙等一應技術情報。
這就是說，之前雖然截獲了敵特“老六”一夥收集的“101工程”三號船臺的情報，可是敵特在迅速擺脫我方偵查的同時，竟然再次下手，成功獲取了已經丟失的那份情報，且順利送達臺灣。對於專案組來說，這簡直是奇恥大辱！焦允俊呆愣在那裡，早已沒有了一貫滿不在乎的表情，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恨不得在地板上找條縫鑽進去，即使躲上片刻也是好的。
郝真儒定定神，推了推鼻樑上的眼鏡：“報告，這是我們——尤其是我的失職，請求上級給予嚴厲處分。”
領導揹著雙手，在焦、郝面前來回走動：“你們專案組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主要責任應該由焦允俊來負，小焦你是組長，你是怎麼抓偵查工作的？”
焦允俊不聲不響。他知道，事到如今怎麼辯解也沒用，說不如干，你再說得花好稻好天花亂墜，也不如快速尋找到新的線索來得有效。這時，另一位焦允俊從未見過的領導從裡間屋踱出來，那副架勢，一看便知其職務不比前一位低。這位領導倒是沒有急赤白臉，說的話也和焦允俊的想法一致：“好了，叫你倆過來就是通報這個情況。上級說了，像這種案子，在華東社會部的對敵鬥爭記錄中算是數一數二的，其分量之重，我們大家都應該清楚。情況你們也知道了，是壞事，也是好事，這是破案工作的動力。說不如干，你們好自為之，回去仔細研究，立刻採取有效措施，迅速偵破本案。從臺灣密電判斷，敵特方面已經進入了下一個刺探重點，要搞魚雷快艇的技術情報了。我們絕不能讓他們得逞。北京有指示，這是蘇聯老大哥對我們首次以直接方式實施的軍事援助，如果出了問題，可能會影響以後老大哥對我們的援助走向。二位同志，這個任務，拜託了！”
用焦允俊事後的說法，聽了後一位領導的這番話，他當即就有一種跪地謝罪的衝動。當然，他什麼也沒說，什麼也沒做，只是默默點頭。
9月6日下午，專案組七名成員在駐地開會。先由郝真儒傳達了那個令人震驚的消息，一干偵查員聽著都覺得臉面無光。然後，由焦允俊主持討論案情，著重分析一個問題，敵特究竟是通過什麼途徑輕而易舉地獲取船臺相關情報的？焦允俊要求大家先把可能竊取情報的每一條途徑都羅列出來，然後採取排除法，最後不能排除的多半就是出現漏洞的原因了。
一番分析下來，眾人認為有機會收集船臺情報的應該是以下四種人員——首先是參與船臺改造工程的船廠方面員工；其次是工程指揮部的全部成員，包括領導、一般成員和警衛；再次是蘇聯專家組的五名專家以及為專家組提供工作、生活服務的人；最後就是上述三種人之外的其他人，這個範圍就不好確定了。
應該說，以當時的政治氣候，能夠本著絕對客觀科學的態度作出上述分析，在偵查工作中還是比較罕見的，畢竟連“101工程”指揮部的領導和老大哥派來的專家也列入嫌疑名單了。
接下來，就針對上述四方面人員涉案的可能性進行深度分析。既然涉案分子能夠輕而易舉地收集到船臺情報，那看來他根本沒有什麼壓力，而且操作起來比較方便。這就可以確定與前兩種人沒有關係，因為在發覺船臺機密被竊後，“101工程”指揮部再次加強紀律約束，同時，人們為防止自己被懷疑涉嫌，刻意不使自己有單獨活動的機會，以便一旦再次發生意外，接受調查時可以有證明人。因此，這兩類人應該都沒有傳送情報的可能。
第三類人員中，負責安全保衛工作的警衛和生活服務的公務員是外圍人員，無法直接接觸技術情報。蘇聯專家以及他們的中外助手的確有接觸技術機密的條件，也有傳送情報的便利，但是，如果之前船臺的情報是他們中的某一位遞送出去的話，為什麼不把魚雷快艇的情報一起遞送出去呢？按說快艇的情報他們也是有條件收集的，何必“一番手腳兩番做”，費這麼大的工夫，還容易引起懷疑。
分析到這裡，前三類人員就都給排除了。大家都有點兒犯憷，因為剩下的第四類人員範圍太大，從哪裡著手，大家一時沒有主意。焦允俊提議，先不管那人是誰，如果能推測出他是通過什麼手段得到船臺情報的，也許就能順著這根線找到人。經他一提醒，大夥兒彷彿又看到了方向。郝真儒看了焦允俊一眼，突然說了句：“老焦你是不是已經有想法了？”
焦允俊笑而不語。郝真儒又拉下了臉：“這都什麼時候了，老焦你還有心情賣關子！”
於是，焦允俊說出了自己的推測——那個收集情報的主兒，估計是爬到船廠鑄造車間那個停用大修的煙囪上面，藉助望遠鏡觀察，實地繪了草圖。不少偵查員都露出吃驚的神情：“這也能行？”
焦允俊說當然行，這種活兒我就幹過。上海戰役前我奉命對敵人在吳淞口的炮兵陣地進行偵察，要求畫出草圖，準確標出每一門火炮、彈藥倉庫以及營房的位置。我帶上望遠鏡和繪圖工具，在夜間潛入炮兵陣地附近的一家工廠，爬上水塔熬了一宿，等到天明開始繪圖，又畫了一整天才算完成使命。相比之下，攀上船廠那個煙囪繪圖難度小多了，距離既近，觀測也簡單——就是一個船臺嘛。
這麼一說，大學生出身的譚弦馬上點頭：“這是現場測繪，不算什麼，受過專業訓練的都能行。那個煙囪我上去過，不過當時天黑了，周邊情況看不清楚，不知那個地方是否適合觀察船臺。老沙你看了嗎？”
沙懋麟說：“當時誰能想到這個？我根本沒留心。”
焦允俊眨著眼睛：“我倒是看了船臺那個方向，不過那時沒想到這個煙囪和案子另有一層關係。現在回想起來，晚上的時候船臺上也是燈火通明，船臺結構和工人師傅幹活兒的身影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如果有望遠鏡的話，應該沒問題。”
郝真儒提議：“要不，去一趟船廠，再爬一次煙囪。這應該不會驚動敵特，我們可以說是為了調查王清水自殺之事再次勘查現場。”
焦允俊說：“那還得我和老沙、小譚過去，都是原班人馬，熟悉情況，也不容易引起敵特的懷疑。”
繼續往下討論，專案組決定同時對另外兩個方向開展調查，一是那個突然失蹤的魏康思，還有就是需要通知“101工程”指揮部注意嚴密防範，敵特方面接下來肯定要盯著魚雷快艇的圖紙下手了，如果發現什麼蛛絲馬跡，不要驚動對方，專案組會順藤摸瓜，把隱藏的敵特分子揪出來。
這時已經是下午四時半了，不過九月上旬的江南地區天黑得晚，焦允俊三人駕了一輛三輪摩托駛往江南造船廠，直接開到鑄造車間。船廠方面尚未接到工程指揮部的通知，因此還沒解除對煙囪的封閉。上到煙囪腳手架頂部，借用望遠鏡居高臨下觀察，三號船臺果然可以看得很清楚。用焦允俊的話來說，比他幾個月前爬到吳淞口水塔上觀察敵軍炮兵陣地的條件要好得多。
次日，即9月7日上午，焦允俊跟江南造船廠軍管組取得聯繫，從廠保衛處抽調人手協助調查。廠保衛處挑選了五名成員，聽候專案組調遣。焦允俊給他們開了個短會，沒透露真實目的，而是說根據上級領導的指示，王清水案件需要進行復查，所以驚動諸位同志，請大家大力協助，爭取儘快把案情搞清楚。然後，由偵查員沙懋麟向與會人員交代需要了解的情況：在王清水案件發生前一段時間內，是否有人經常在煙囪周圍轉悠？
散會後，那幾位立刻行動。下午兩點開碰頭會時，已經有七條線索報告給焦允俊，其中一條引起了三位偵查員的注意——
抗戰勝利，國民黨從日本人手裡接收了“三菱重工業株式會社江南造船所”後，對船廠的車間、工段進行了重新組合，撤換了一些日本侵略者任命的行政管理者和技術人員，安插了一批官方人員，其中有一個名叫黃純合的“三青團”骨幹分子。現在，這個姓黃的進入了專案組的視線。
上海解放後，人民政府接管江南造船所，易名為江南造船廠。根據上級指示精神，有歷史問題的人員應立刻調離重要崗位，黃純合就被調到鑄造車間當了一名翻砂工。這人以前是國民黨上海市社會局的一名幹事，沒幹過一天體力活兒，這回讓他乾重工業行業中出了名的苦力活兒，自是頗有怨言，次日便不來上班了，還放出話說，老子辭工還不行嗎？他哪裡知道，像他這種有歷史問題的主兒，官方怎會就這麼便宜了他？辭工後的第三天，一封落款為江南造船廠軍管組的掛號信寄到了黃家，信中警告：乖乖回廠去幹翻砂工，通過勞動改造舊思想，否則即行逮捕！
黃純合無奈，只好遵命。像他這種以前指手畫腳頤指氣使的主兒，到了一線崗位自然沒有人答理他，再說活兒太累，空閒時間他趕緊休息還來不及。兩個月下來，他有些習慣幹這種苦力了，再說風聲漸緊，工餘時間他不敢躺下休息，跟大夥兒坐在一起又覺得無聊難堪，就到車間院子、門口去轉悠。所以，當保衛處人員下車間調查可疑情況時，許多工人都提到了此人。
當天晚上，黃純合在下班途中被捕，立刻押解專案組駐地訊問，同時指派偵查員前往其住所搜查，搜出軍用望遠鏡一副，據其家屬說是黃最近拿回家的。那邊，黃純合起初不承認涉案，待到望遠鏡拿過去，便繳械投降了，承認其受他人指使，攀上已經搭起了腳手架的煙囪頂部，用望遠鏡觀察三號船臺的情況。他以前幹過三年船臺管理員，對該船臺比較熟悉，畫出了船臺草圖，並用英文和阿拉伯數字寫下了相應數據。第二天，他按照指令前往八埭頭“滬東狀元樓”與一個男子會面。他拿去的草圖在對方眼裡屬於幼兒塗鴉，那人拿出一個本子，對照黃的數據又畫了一幅，然後給了黃八十萬元（舊版人民幣，與新版人民幣的兌換比率為10000：1，下同），加上前兩天接受指使時人家給的二十萬元定金，這茬活兒的全部報酬是一百萬元。
偵查員問了那人的相貌特徵，跟劉小狗所說的那個在永安公司三樓被他們竊走皮包的男子完全相符。黃純合併不認識此人，是指使他測繪船臺的那位——“恆緣堂”管事魏康思通知他去八埭頭“滬東狀元樓”交接草圖的。以前他在國民黨上海社會局當幹事時，經人介紹與魏交了朋友。黃純合喜歡拈花惹草尋花問柳，但幹得又拖泥帶水，經常惹出麻煩，都是魏康思幫他搞定的。這次魏康思找到他要求他提供幫助時，儘管他知道這事比較危險，還是一口答應。當時，魏康思給了他二十萬元定金和一架美製軍用望遠鏡，看他拿著望遠鏡那副愛不釋手的樣子，說幹完這樁活兒後，這架望遠鏡就是你的了。
魏康思沒有說這是為哪方面乾的活兒，以及為什麼要幹這樁活兒，黃純合也沒有問。他以前在社會局當幹事時，日常工作就是跟社會上的三教九流廝混，從中瞭解情況，因此他是懂得這一行的規矩的。兩天後，他完成了草圖，交貨領錢，以為這件事就結束了。哪知，幾天之後又接到魏康思的電話，要求他再搞一次相同的測繪。
黃純合併非特務出身，沒有接受過特務這一行的訓練，技能自不必提，心理素質更差，這種活兒幹一次已經心驚肉跳，再幹一次，那不是要嚇破膽了？當下拒絕。魏康思把賞金提高到一百五十萬元，他還是搖頭。這下魏康思惱火了，他可是在宋斯義跟前拍了胸脯的，於是就威脅說，你之前已經幹過一次，這次如若不幹，人家會把前頭你幹過的那次密告共產黨。黃純合無奈，不得已答應再幹一次。只是那份底稿已經銷燬了，他的記性又不大好，只好溜個空子又上了一次煙囪頂。
船臺機密洩露的情況總算調查清楚了，可是，兩名涉案敵特分子卻未能抓獲。“恆緣堂”管事魏康思早已失蹤，另一個與黃純合在“滬東狀元樓”見面的案犯，銀貨兩訖後一拍兩散、各奔東西，黃純合根本不知道對方的任何情況。
十、秋夜密謀
回過頭來，再說“六室”主任、代號“老六”的宋斯義。
這幾天，宋斯義的神經繃得有點兒緊，主要是因為魏康思的不辭而別。儘管他收到了魏康思失蹤前給他的那封信，但作為一個老特工，憑經驗，他不得不對某些可能會出現的情況有所準備，比如，魏康思會不會已經被秘密逮捕，這封信實際上是受反特人員指使而寫，為的是穩住“六室”，暗中查明全部情況後再來個一網打盡？出於這種考慮，宋斯義當即以出差為名離開他所經營的店鋪，躲在附近的一個朋友家裡，關注是否有可疑跡象出現。兩天下來，一切正常，他繃緊的神經這才放鬆下來，回到了自己的店鋪。
這天晚上，他收到了臺灣密電，就是被我方密碼專家破譯出的那份使專案組感到慚愧的電報。宋斯義受到了表彰，心中卻並無半點兒輕鬆，因為密電同時又在催促他“再接再厲”，儘快執行下一步的使命。其實，宋斯義也好，臺灣“保密局”總部也好，雙方都清楚，從整體上來說，“六室”搞到的船臺圖固然是有用處的，但如果能搞到新型魚雷快艇的全套圖紙，那船臺圖就完全是可有可無之物。
宋斯義當初之所以決定先收集船臺情報，那是一個姿態，表明“六室”已經開始行動。另外，還因為魏康思跟上海解放前江南造船所的管理員黃純合關係不錯，黃有收集船臺情報的便利條件。一句話，這樁活兒幹起來容易，不幹白不幹。於是，“老六”就下達了命令。
本來，這樁活兒完成之後，中共方面根本難以察覺，哪知手下那個叫龔阿康的特工在轉送情報時，竟然犯了一個低級錯誤，把情報給弄丟了。宋斯義事後回想，也怪自己心急了點兒，因為料想此事已經是板上釘釘，就把消息提前報告臺灣了，沒想到出了差錯，只好冒險讓黃純合再辛苦一趟。
宋斯義原以為這樣操作可以耗費若干時間，指望運氣好的話，上司會突然來一道電令，讓他終止該項目的執行。這種情況在他以前的特務生涯中時有發生，至於原因，作為基層執行者當然是不知道的，而且在“保密局”的檔案裡也查不到記載。可是，好運氣沒有等到，卻等來了催命符。緊接著，傑克也寄來密函，說自己已經知曉臺灣總部的電令，對此表示“非常關注”。如此，宋斯義就只好硬著頭皮往下進行了。
可是，如何搞到項目圖紙呢？這不是演電影，為了情節好看，可以違反特務工作的規矩，召集一干部屬躲在飯店包房或者哪所破廟裡開會商討、群策群力。像“六室”這樣一個潛伏特務小組，按規定組員之間沒有橫向聯繫，組長與組員之間也是能不見面就不見面，必須見面的話，時間也是越短越好。所以，執行重要使命時，決策只有組長自己來做，沒人給他出主意。
潛伏特務的頭目可不是那麼好當的，組織上物色頭目人選時，對於其決策能力必須認真考慮，否則，選人失當就會釀成大禍。宋斯義此刻就面臨著如何決策的問題。他一向小心謹慎，此刻更是如履薄冰。最初，他想跟傑克見個面，聽聽中情局方面的高見。可是，他按照尤麗婭給他的聯絡地址發去密函後，等了兩天，對方才在事先約定的地點外灘外白渡橋靠近蘇州河一側的第六根欄杆上留下暗號，那是一個叉叉，表示否定提議。
如此，宋斯義就只能靠自己了。他對面臨的情況進行了反覆考慮，認為搞到整套圖紙的難度實在是太大，幾乎沒有可能。那就只好考慮收集零部件圖紙了。那些判讀、研究該項目機密的專家既然可以由改造後的船臺推測準備建造的魚雷快艇的噸位，也完全可以根據零部件圖紙由局部推測全局，比如，由固定螺旋槳的螺栓可以推測螺旋槳的規格進而估測快艇的航速，由魚雷發射管法蘭圖紙可以推測魚雷的技術數據，等等。
據宋斯義對艦艇、飛機、裝甲車等軍工產品製造工藝流程的瞭解，眼下中共正在研製的那款魚雷快艇，只有船體是在三號船臺就地製造，其他零部件都會分門別類分散到江南造船廠下屬的各個車間生產，製造好後運送船臺安裝。雖然收集整套圖紙找不到門路，但收集零部件圖紙還是可以想想辦法。於是，他就將行動定位於收集零部件情報上，能夠收集多少算多少。
接下來，就是尋找從江南造船廠獲取零部件圖紙的渠道。這時，宋斯義多少有點兒後悔，之前收集船臺情報之舉顯然得不償失——先是傳遞情報時出差錯，引起了警方注意；為了不留後患，不得不對“一跤頭”關易笙下手，使警方循著摩托車的線索發現了魏康思的嫌疑；繼而神通廣大的魏康思失蹤，斷了“六室”與社會各階層的聯繫；最後，江南造船廠裡那個叫黃純合的員工失去了利用價值，本來是可以利用他繼續收集零部件情報的，卻因之前收集船臺情報之舉把他暴露了……
早知道會是這樣一種局面，當初就是有人把船臺情報白送上門也不能要啊！不過，眼下再怎麼後悔也沒用了，只好振作精神，設法尋找收集情報的途徑。宋斯義思量再三，決定分頭約見五名屬下，讓他們分別尋找社會關係，只要終端能夠通到江南造船廠的，都可以考慮。至於是否可用、怎樣使用，等五名屬下把人選報上來經他評估後再說。
9月8日，就在宋斯義準備發出跟下屬接頭的暗號時，忽然收到尤麗婭的信息，約他傍晚去靜安寺那邊的“鴻興飯館”見面。宋斯義於是打消了念頭，尋思跟那洋女子見過面後再說。這次約見，應該不會是取消行動計劃——臺灣總部不會通過傑克這條線下達這種指令。估計是傑克那邊找到了獲取“101工程”情報的途徑，需要“六室”去實施。如果真是這樣，那就謝天謝地了，不但可以免去自己的辛勞，而且一旦出了差錯，臺灣總部也不至於嚴厲追究“六室”的失職之責。
位於靜安寺的“鴻興飯館”是一家兩上兩下三開間門面的本幫菜館，生意一年四季永遠不旺不淡，經營得如此平穩的館子在當時的上海灘並不多見。宋斯義當晚六點過後到達該飯館時，尤麗婭已經先來了，選了角落裡的一副廂式座頭，正在點菜。看見宋斯義進入店堂，她放下菜譜，叫了一聲“Darling”，起身迎上前來，眾目睽睽之下給了宋斯義一個擁抱。在宋斯義看來，這顯然大為不妥，但他只有響應，否則就更惹人注意了。
這天傍晚秋雨滂沱，飯館顧客不多，一半座位空著。尤麗婭選的位置在店堂深處角落裡，鄰座無人，正好適合兩人淺飲低談。在旁人眼裡，這二位就是一對情侶，其實兩人談的卻是間諜勾當。宋斯義猜得沒錯，尤麗婭此番約見，果然是找到了一條收集項目情報的捷徑！
尤麗婭那年二十六歲，本是俄裔猶太人。不過，她出生在中國，儘管長就一副洋女人容貌，但她的中國話說得比俄語還要流利。說到尤麗婭的身世，就不得不提到一箇中國北方的著名城市——大連。
如今的大連市，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人煙稀少，直到1885年清政府下令在今大連灣北岸建造海港棧橋、築炮臺並組建水雷營，方才成為一個小鎮，當地人喚為“青泥窪”。1897年，沙俄強行將軍艦開進旅順口，隨之派人到大連灣和青泥窪勘察，決定在青泥窪開港建市。1899年8月11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發佈關於建立自由港的敕令，將青泥窪改稱達里尼（俄語“遠方”之意）。1905年1月日俄戰爭結束，日本取代沙俄侵佔青泥窪，2月，將達里尼市改為大連市。這段殖民統治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方才結束。
1903年，尤麗婭的父親剛滿十八歲，作為見習醫士被沙俄政府派往達里尼的駐軍醫院。在那裡，他與一位駐軍中校的女兒相戀，因遭女方家庭反對，兩人遂決定私奔。他們先是去了天津，後又前往上海，在法租界霞飛路開了一家西餐館。這對俄裔猶太夫婦一共生了三個子女，尤麗婭是他們最小的女兒。
尤麗婭生長在上海，能說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同時又通曉俄語、英語，法語、德語也能應付。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佔領了租界，其父母兄姐均被關進了外國難民集中營。當時只有十七歲的尤麗婭則因為認了一對日裔美國夫婦為乾爹乾媽而倖免。這對日裔美國夫婦的真實身份是美國海軍情報部的間諜，當時，他們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橋開著一家西醫診所，這家診所同時又是美國海軍情報部在上海的三個情報中轉站之一。夫婦倆決定認尤麗婭為乾女兒，實際上是為了將其培養成為一名地下報務員。但報務員計劃因故流產，夫婦倆就給尤麗婭辦了一個日本國籍，以此為掩護做地下交通工作。
抗戰勝利後，乾爹乾媽返回美國，臨走時給尤麗婭留下了一筆錢鈔，故而尤麗婭和兄長（她的父母和姐姐均死於集中營）能夠把西餐館重新開張。特工夫婦回到美國後，退出當時已經劃歸戰略情報局（中央情報局前身）的特務小組，以經商謀生。根據規定，他們在離開情報機構時，把所有的關係人都留給了戰略情報局，其中就包括尤麗婭。
1948年11月上旬的一天，霞飛路“格雷西菜社”的女老闆尤麗婭在接待一位美國顧客時，忽然被對方嘴裡輕聲嘟噥出的一句話驚呆了。這句話是用英語說的，譯成中文的意思是：“在那個漆黑一團的夜晚，我被一個美麗的夢所謀殺。”
這是那對特工夫婦回國前留給尤麗婭的暗語。他們囑咐尤麗婭，如果哪天有人（不管是什麼人）在任何場合向你說出這樣一句話，那就是和我們一樣從事秘密工作的同行有事找你幫忙了，你應當用英語回答對方：“哦，我祈望這樣的夢永遠不要來臨！”
這其實就是特工的接頭暗號。尤麗婭以前不過是按照乾爹乾媽的吩咐，為他們做一些隱秘的事兒，並非正式特工，也沒接受過正規的特務訓練。但這次一接上頭，就意味著她正式建立和特務機構的關係了。
和她接頭的就是傑克先生。他奉中情局之命前來上海，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把尤麗婭發展為中情局特工。當時國共大戰的態勢已經明瞭，大陸必將全部落入中共之手幾乎是毫無疑問的。如此，中情局就得趕緊佈置在中國大陸的潛伏特務，上海乃是最先需要安排的，而尤麗婭這樣的條件，是非常符合中情局需要的。
當時，美國中情局的特工人員大致上分為三類，一是像尤麗婭的上司傑克先生那樣的專職特工，屬於中情局的正式僱員；另一種是長期僱員，相當於合同制員工，按月領取薪餉和活動津貼，合同到期或失去價值之後隨時可能解聘；還有就是臨時僱傭，比如因某樁使命的需要被僱傭，使命完成即解除僱傭關係。
尤麗婭屬於第二類性質的特務，每月可以獲得一百美元的固定薪餉，如果有任務，另發津貼和活動經費。傑克對她沒有什麼特別要求，只關照說你以前是怎麼幫你乾爹乾媽幹活兒的，現在也怎麼做就是了，不同的是以前是乾爹乾媽要你做，現在是我要你做。那一次，傑克下榻於外白渡橋畔的百老匯大廈（即如今的上海大廈），在那裡住了一個星期，尤麗婭每天到百老匯大廈待上半天，由傑克向她傳授情報特工的基礎知識。
就這樣，尤麗婭成了美國中情局的僱傭特工。在此後半年多時間裡，傑克沒有跟她見過面，也沒有向她下達過任何指令，只是按月給她匯來薪餉。直到1949年7月下旬的一個炎熱之夜，尤麗婭的餐館即將打烊的時候，傑克突然出現了，邀請尤麗婭去附近一家咖啡館吃冷飲。雙方見面也就不過二十分鐘，傑克向她交代了準備與臺灣方面在上海的潛伏特務聯手竊取中共“101工程”情報的使命。
雖然其時上海解放不過兩個多月，尤麗婭卻已經感到新政權跟以前大為不同，在這種環境下，再像抗戰時幫乾爹乾媽那樣做傳遞情報之類的秘密工作，恐怕更不安全，但她別無選擇，只好硬著頭皮答應下來。
可能是中情局與臺灣“保密局”的工作理念不同（也因為中共對這兩類特工的處置方式不同。對於前者，一旦抓獲，大多是關押幾年然後驅逐出境；對後者可就沒這麼客氣了，尤其是當時那個政治環境，像宋斯義這種級別的特工頭目，十有八九是要槍決的），上司向下屬交代使命的方式也不同。“六室”頭目宋斯義一邊要下屬幹這幹那，同時對使命內容本身則是能瞞就瞞，必須要交代的，也是說三分留兩分，老是擔心下屬被捕後招供洩密。傑克對尤麗婭這個下屬卻是另一種方式，他把所有能透露的內容一次性告訴尤麗婭，讓她多想想怎樣才能圓滿完成這項使命。因此，尤麗婭對這項使命的內容是完全清楚的。她的性格中有大大咧咧的成分，聽過後把使命濃縮成“搞到魚雷快艇的圖紙就是”，至於怎樣著手去搞，那不是她的活兒，她根本懶得去想。
“六室”頭目宋斯義看不慣尤麗婭的大大咧咧，認為她不是一塊幹特工的料。而傑克的想法似乎不同，他對尤麗婭的使用本著揚長避短的原則，指派她做的事兒，一是以“瑪麗阿姨”的名義去跟阿四頭打交道，從小孩子嘴裡探聽到上家劉小狗，再通知“老六”去取回皮包（儘管沒有成功，但跟尤麗婭沒關係，她的工作已經完成了）；二是讓她去對“一跤頭”關易笙下毒。從特務行業的分工來說，這樁活兒其實已經不是情報特工的範圍，本該分派給行動特工去幹。可傑克手下沒有行動特工，只有讓尤麗婭去客串一把。尤麗婭大大咧咧的性格再次發揮了作用，沒費多大勁兒，成功解決了“一跤頭”；然後，就是第三項使命了，也就是這次她和宋斯義見面時要交代的內容——
第三項使命實施的基礎得力於中情局遍佈全球無孔不入的情報觸角。傑克接到一份不知中情局從何處獲取的情報，稱蘇聯援華“101工程”專家組的隨行人員中，有一個名叫馬念姝的翻譯，其父早年與尤麗婭的父親是同學兼發小。對於傑克來說，這不是設法竊取“101工程”情報的最佳機會嗎？傑克尋思，這個尤麗婭，別看她平時大大咧咧，竟還是一員福將。眼下要竊取“101工程”情報的最大障礙就在於無法打入工程指揮部內部，不得已只能採取化整為零的方式獲取零碎情報，那不但費時費力，成功率也很低。況且，由於涉及面廣，特別容易被中共反特人員識破，一不留神就會全盤皆輸。現在有馬念姝這個空子鑽，那當然再好不過了。
傑克馬上告知尤麗婭這個情況。要說這個二十六歲的猶太姑娘還真不是一塊特工的料，聽說此事後，高興得竟然不是有這麼一個從天而降的絕佳機會，而是找到了父輩的世交，當下連說“這世界太小了”。
傑克皺著眉頭，向尤麗婭介紹了馬念姝的情況——
尤麗婭父親的老家在斯韋爾德洛夫斯克州葉卡捷琳堡，與馬念姝的老爸馬圖謝耶維奇同齡，兩人既是鄰居又是同班同學，關係一向不錯。後來，尤麗婭的父親被當地一所速成醫士學校選去，兩年後畢業，去了達里尼市。馬圖謝耶維奇則進了鐵路學校，畢業後以技術員的身份去了“東清鐵路”——該鐵路在日俄戰爭後被稱為“中東鐵路”，指沙俄在清末修築的從俄國赤塔經中國滿洲里、哈爾濱、綏芬河到達符拉迪沃斯託克（海參崴）的西伯利亞鐵路在中國境內的一段。
馬圖謝耶維奇在哈爾濱定居，與中國姑娘關柔姝相戀結婚。十月革命後，蘇聯在中國東北組建情報組織，已是鐵路工程師的馬圖謝耶維奇被髮展為秘密情報人員，幾年後被任命為哈爾濱地區情報組織的負責人，關柔姝也被丈夫發展為情報員。
九一八事變後，馬圖謝耶維奇、關柔姝夫婦根據上級指示，與東北的中共地下黨建立聯繫，中共地下人員協助蘇方收集情報，馬圖謝耶維奇主持的地下組織則為中共方面提供經費、武器方面的幫助。1933年，馬圖謝耶維奇、關柔姝夫婦因叛徒出賣被捕，中共和蘇聯方面聯手營救無效，一個星期後，這對夫婦就遇害了。當時，不過八歲的馬念姝亦受到日本關東軍特高課的追捕，由中共地下人員將其轉移至哈爾濱郊區，不久又撤往蘇聯境內，給予烈士眷屬待遇。
在這之前，馬念姝使用的是其父為他取的蘇聯名字。到蘇聯後，他把自己的名字改為馬念姝——把其父姓氏“馬圖謝耶維奇”中文音譯的第一個“馬”字作為自己的姓氏，同時又念念不忘母親。抗戰勝利後，二十六歲的中學英語教師馬念姝回到哈爾濱，把自己的國籍登記為中國。當時駐哈爾濱的蘇聯紅軍立刻將馬念姝招聘為翻譯，紅軍撤回後，馬念姝留在哈爾濱，重新幹他的英語教師行當。
這次，蘇聯向中共（當時尚未建國）派遣“101工程”專家組，審議中共方面為蘇聯專家提供的中方隨員名單時，其中一位具體經辦人員正好是當年駐哈爾濱蘇聯紅軍交際處的軍官，他想起了馬念姝，經與蘇方駐哈爾濱辦事處聯繫，瞭解了馬念姝目前的情況，便向中共方面推薦。於是，馬念姝就成了蘇聯專家組的一名生活譯員。
老大哥也實行“內外有別”的方針，專家組有關技術方面的譯員，都是從蘇聯帶來的，生活、警衛、聯絡方面的譯員，則由中共配備。儘管馬念姝是日常生活方面的翻譯，但小夥子慮事細緻、做事踏實、沉默寡言，再加上那口標準的俄語，使蘇聯人大為欣賞。
傑克的主意是，通過尤麗婭與馬念姝的這種特殊關係，設法跟馬念姝結交，然後不惜動用一切手段將馬念姝拉下水，使其為“六室”工作，竊取“101工程”的技術機密。按照老規矩，傑克把這事交代清楚後，就不再露面，讓尤麗婭以他的名義去跟“六室”主任宋斯義聯繫。
當下，宋斯義聽尤麗婭如此這般一說，尋思這活兒有了中情局的鋪墊，往下幹就方便了。具體怎麼做，當然還得仔細謀劃。於是他問尤麗婭，你們打算通過什麼方式跟馬念姝搭上關係？尤麗婭的回答讓他有點兒哭笑不得：“這個傑克先生沒說，我呢，只管執行命令，預謀策劃一類的事兒我從來沒有幹過，肯定也不會去幹。所以，這事應該怎麼做，還得靠你們。你們策劃穩當了，我就向傑克先生報告，只要他說行，我就照著辦。”
宋斯義苦笑著搖搖頭，這幫中情局的人還真是省心。沒辦法，那就策劃吧！
十一、一網打盡
專案組七名偵查員這幾天都忙得不可開交，一干人盯著“一跤頭”關易笙中毒案件不放，一共對三百多人進行了調查，竟是一無所獲。
這種情況，使一向穩重的郝真儒也沉不住氣了。這天在專案組的支委會上，三位支部委員說到案情時，郝真儒忍不住火大：“我就不相信，關易笙中毒這麼大一樁事兒，案犯竟然能夠做得不顯山不露水！肯定會有線索留下的，只是我們的工作還不夠細緻。”
郝真儒說完，另一個支委支富德表示贊同，說咱們再想想辦法吧。這時，焦允俊卻在一旁抽著煙不聲不響，另兩人在說什麼，彷彿一個字也沒聽見。郝真儒等了一會兒，不見焦允俊有什麼反應，便問道：“老焦，你有什麼想法，說說吧。”
焦允俊搔了幾下頭皮說：“我在想，是不是別在‘一跤頭’這棵樹上吊死。”
“你的意思是說放棄這條線索？”
焦允俊說：“關易笙這個案子，查了這麼長時間還沒有發現什麼蛛絲馬跡，放棄並不可惜。至於另外尋找新的線索，那叫‘說得輕巧，吃根燈草’，線索有這麼好尋的話，咱們這班弟兄何至於給折騰得如此辛苦呢？全組七人，發燒的三個，牙痛的兩個，連你老郝也在天天吃枇杷膏、甘草露防咳嗽。所以，只有放棄‘一跤頭’中毒這條線索了，咱們改偵為防吧。”
什麼叫“改偵為防”呢？焦允俊解釋說，從那份被我方截獲的電報判斷，敵特眼下肯定正在動怎樣竊取“101工程”圖紙的腦筋，而且其迫切心情可能不亞於專案組尋找破案線索。敵人會採用什麼手段達到目的，這個不好猜測，但有一點可以肯定，“101工程”是在江南造船廠進行，那不管採用什麼法子，最後都離不開江南造船廠這個終端。這個“離不開”可能是指人，也可能是指地點。所謂“改偵為防”，就是要牢牢守住終端不出問題，籬笆扎得緊不怕野狗鑽嘛。
郝真儒、支富德都是內行，焦允俊把話說到這個分兒上，那二位自然能夠領悟。緊接著，專案組開了個全體會議，決定全力協助“101工程”指揮部的安全防範工作。針對有些偵查員對此思路的不理解，焦允俊說，咱們的這種防範實際上就是以守為攻。敵特既然要收集情報，那就必然要向“101工程”靠近，不是靠近實體，就是靠近跟“101工程”相關的人。敵特分子不是來無影去無蹤的妖魔鬼怪，他們也是活生生的人，是人，活動時就得有蹤跡，如果咱們的防範工作做得細緻再細緻，就有可能發現敵特留下的蛛絲馬跡，那就是線索啊！
這番話說得大夥兒頻頻點頭，郝真儒稱讚說：“這就是唯物辯證法，老焦同志了得！”
焦允俊衝他拱手：“我一聽理論就頭痛，咱還是說實在的吧。破案這條路，怎麼也得往下走，我的直覺，這樣走是走得通的！”
郝真儒聽著一愣，喃喃自語：“直覺？這好像是唯心主義的東西吧？”
9月11日，焦允俊、郝真儒去江南造船廠拜訪“101工程”指揮部主管政工、保衛工作的聶政委。聶政委說我早盼著你們了，你們再不來，我就要打電話請了。上級領導指示，讓指揮部跟你們專案組保持密切聯繫，指望你們給“101工程”保駕護航啊！
原來，“101工程”指揮部自從接連發生兩次相同的竊密事件後，上級領導震怒，聶政委受到了嚴厲批評，還給了一個行政處分。他跟指揮長紀莘臻交換意見後，召開了指揮部黨委會議，對今後的保密工作制訂了制度性的規定。當然，這種規定屬於原則性的大綱，具體實施還得制訂細則。這時候，聶政委就想到了焦允俊，因為焦允俊等偵查員實踐經驗豐富，可以在這方面提供幫助。
焦允俊說首長您還真找對人了，接著就把截獲敵方密電之事給聶政委說了說，同時介紹了專案組“改偵為防”的思路。聶政委接受了焦允俊的建議，暫且不談制訂細則事宜，而是對眼下防範敵特滲透的具體方案交換了意見，定下了幾項除加強三號船臺的安保級別之外必須立刻實施的措施——
一是對分派到全廠各車間、工段加工的零部件，由指揮部保衛人員跟蹤關注，並且要闢出專門空間安置加工“101工程”零部件的機床設備和人員，保持與外界隔離，沒有指揮部發的通行證，任何人（包括廠方領導、軍管組成員）都不準入內。另外，所有車間、工段參與“101工程”零部件加工製造的員工，每天須記臺賬——即對自己進入車間起直到離開為止的工作情況予以記錄，下班時由兩個證明人簽字作證。
二是“101工程”指揮部中的中方工程師、技術員以及其他輔助人員，都有接觸核心機密的機會，這些同志被挑選參與該工程，政治上應該都是可靠的，也接受過保密紀律教育，且早就實施了一整套制度性的防洩密措施，一般說來不會發生問題。當然，這僅僅著眼於“一般”，如果敵特採取非一般手段，那就需要提防了。敵特行動前不會告訴我方，因此應該做到防患於未然，就當敵人隨時都可能下手。有鑑於此，就必須強化保密制度的嚴格執行，加派保衛人員。領導同志更要帶頭執行鐵律，凡是接觸過機密的同志，從指揮長紀莘臻開始，離開工作地點時都須主動讓保衛人員搜身並檢查隨身攜帶的皮包。
最後就是蘇聯專家組。從理論上來說，不能排除他們中有人洩密的可能。專家一共有五名，聽上去人不多，但過來的卻是一個四十多人的團隊，有政工人員、保衛人員、生活隨員以及專家的助手和譯員。儘管專家組也有保密制度，但還是那句話，不能排除敵特對這支隊伍的滲透。焦允俊對聶政委說了他的換位思考思維，乍看上去，專家組是最難滲透的一塊堅石，可萬一堅石上有一個細微的裂縫，那是最難提防的。
聶政委同意焦允俊的觀點，馬上跟專家組負責保衛工作的安德烈少校進行溝通。安德烈少校對中方的提議非常重視，經專家組討論決定，今後每週三天跟中方專門代表聯繫，互相通報情況，磋商相關問題。
中方代表最合適的人選，自然就是專案組長焦允俊了。這在焦允俊的意料之中，但他沒料到竟然由此撞到了好運，跟安德烈少校第一次見面就發現了線索！
9月14日，焦允俊按照約定前往蘇聯專家組下榻的禮查飯店（今浦江飯店）跟安德烈見面。他知道蘇聯朋友喜歡高度酒，找郝真儒軟磨硬泡，好不容易要來些經費，買了兩瓶好酒作為禮品帶了去——專案組的錢是郝真儒管著的，要他掏錢時，這老兄眉峰緊鎖，想拒絕卻又找不到理由，反被焦允俊說是“鐵公雞”。
這天郝真儒正好去市局參加一個業務會議，他事先跟焦允俊約好，會議結束後把摩托車開到禮查飯店門口，順帶把焦允俊捎回專案組駐地。上午十點多會議結束，郝真儒趕到飯店門口時，只見焦允俊正獨自站在飯店大門一側，專心看著牆上那些花花綠綠的小廣告。郝真儒招呼了一聲，焦允俊似乎是看得入了神，竟沒有反應。郝真儒走上前去定睛一看，這些小廣告的內容五花八門，吃喝玩樂無所不包。使郝真儒不解的是，這種小廣告在當時的上海灘隨處可見，不足為奇，為何卻吸引了焦允俊呢？
憑焦允俊的那份機警，當然已經知道郝真儒站在身後了，他指點著牆上眾多小廣告中的一份，頭也不回地輕聲道：“這份可能有戲！”
那是一份西餐館的廣告，上面說本店專做俄羅斯菜餚，地道正宗，價廉物美，伏特加打八折，云云。郝真儒不知這是什麼意思，剛要開口詢問，焦允俊卻已轉身直奔摩托車的方向。兩人上了車，焦允俊也真沉得住氣，一路上一句話也不解釋。到了專案組駐地，焦允俊把郝真儒扯進他那間只有五六平方米的辦公室，先把跟安德烈溝通的情況作了一下介紹。
蘇聯在政治保衛方面起步很早，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專門開辦了政治保衛學校培訓這方面的人才，中共也曾派人去接受培訓，如陳賡、顧順章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二戰以後，蘇聯的政保制度日趨完善。此次專家組的保衛組長安德烈少校畢業於捷爾任斯基政治保衛學院，具有豐富的政保經驗。因此，專家組來華後從未出現過洩密苗頭。
焦允俊和安德烈見面後，聽對方侃侃道來，暗忖老大哥確實有一套，相比之下咱們還真是自嘆弗如。兩人談完工作，安德烈提議喝一杯，就打開一瓶焦允俊帶去的白酒，什麼菜也不就，倒在杯子裡像喝茶那樣邊喝邊聊些生活中的趣事。有一件事安德烈說得輕巧，焦允俊聽著，卻不由得心裡一緊。
昨天是專家組動力專家尼古拉的四十歲生日，生活秘書瓦揚斯基向安德烈建議，去外面吃一頓為尼古拉慶生。安德烈同意了，叫上兩個保衛人員，陪同尼古拉等專家以及幾位生活隨員出去吃了頓俄羅斯風味的晚餐。這並不算趣事，有趣的是，一同前往的中方譯員馬念姝意外結識了一位從未謀面的世交朋友。
這就是“六室”主任宋斯義的傑作了——利用尤麗婭在霞飛路經營“格雷西菜社”之便，設法把蘇聯專家吸引過去用餐（作為生活譯員的馬念姝多半是要陪同的）。事先，讓尤麗婭強化餐廳的俄羅斯風格，找出許多具有俄羅斯風情的老照片，其中就包括尤麗婭的老爸年輕時與馬念姝之父的合影，放大後張掛於店堂內。而“六室”則負責把蘇聯專家組吸引到“格雷西菜社”來。
對於宋斯義來說，這屬於小菜一碟，他馬上想到了發小廣告。這就不必麻煩尤麗婭了，由他派人去霞飛路拍攝了“格雷西菜社”的門面照片和幾樣招牌菜式，當然還有蘇聯人一看就激動的伏特加。小廣告印製好後，又讓下屬僱人去蘇聯專家組下榻的禮查飯店門口發放並張貼。
也是巧，蘇聯專家組的生活秘書正準備為專家尼古拉慶生，那天在飯店門口等候接送專家上班的轎車時，無意間看見了牆上的小廣告，於是知道了霞飛路上有家“格雷西菜社”專營俄羅斯菜餚。向禮查飯店的廚師瞭解下來，說霞飛路上有不少西餐館，其中“格雷西菜社”的聲譽不錯。慎重起見，生活秘書還特地去了一趟吃了頓飯，覺得的確很正宗，於是就這樣定下來了。
不出宋斯義所料，譯員馬念姝果然陪同專家們前往霞飛路。這個混血小夥兒發現店堂裡張掛著的照片中，有幾張竟然曾在家裡的照相簿裡見過，十分詫異，便請出了女老闆尤麗婭，雙方聊下來，自是驚喜。一起赴宴的蘇方人士也為馬念姝感到高興，紛紛向他祝賀。喜歡張揚的尤麗婭因事先宋斯義的提醒，沒敢過分發揮，因此安保專家安德烈也沒感到有什麼不對勁兒。
焦允俊聽安德烈說了此事，心裡就有點兒不踏實。告辭後在禮查飯店門口等車時，閒得無聊，就跟向他遞送小廣告的人隨口聊了幾句，還看了牆上貼著的廣告。看到“格雷西菜社”那張廣告時，馬上想起了安德烈所說的趣事，尋思這是不是過於巧合了？
郝真儒聽焦允俊如此這般一說，認為有必要對此進行調查。但在接下來的全組會議上，焦允俊卻提出，如若按照常規做法對尤麗婭和“格雷西菜社”進行調查的話，費時過長，萬一這是敵特實施的障眼法，想借此轉移偵查視線趁機下手竊取“101工程”機密，到時候就後悔莫及了。因此，眼下要把常規調查先放一放，單做一件事——從市公安局調取外籍人士尤麗婭的照片，讓虹鎮老街那個九歲男童秦永錦辨認，看這個尤麗婭是否就是曾請他喝早茶的“瑪麗阿姨”。
專案組一干偵查員一致贊同焦允俊的提議，那就趕緊行動吧。辨認結果，阿四頭一眼就認出了尤麗婭。
往下，專案組又有意見分歧，有人主張馬上抓捕尤麗婭，追查敵特組織，有人主張先進行秘密監視。郝真儒沒有發表意見，問焦允俊是什麼觀點。焦允俊說：“敵特此舉意在獲取‘101工程’的圖紙，何不將計就計，做通馬念姝的工作，讓他跟尤麗婭接觸。我方可以趁機摸清尤麗婭跟哪些人有聯繫，順藤摸瓜，一網打盡。”
郝真儒說：“這個辦法不錯，但馬念姝雖是中國國籍，卻是蘇方僱傭的譯員，此事得跟蘇方協調。我馬上向上級彙報，爭取領導的支持。”
因此事涉及中蘇關係，華東局社會部的領導非常慎重，於是層層請示。三天後，北京傳來消息：可行。
專案組被之前一而再再而三的曲折折騰得已經不敢過於樂觀，好在，前期的彎路不是白走的，有了之前的經驗教訓，專案組走一步想三步，接下來的行動還算比較順利。
安德烈代表蘇聯專家組表示願意“大力支持和協助”，馬念姝的工作也是一做就通，同意配合專案組跟尤麗婭交往。往下不過半個月時間，尤麗婭“順利”收買了馬念姝，馬念姝則把專案組精心準備的“絕密圖紙”交給尤麗婭。緊接著，專案組向上海市公安局借調了四十名偵查員，配備數種交通工具，還通過市電話局對“格雷西菜社”的電話做了手腳，秘密監視尤麗婭的一舉一動，終於摸清了“六室”的情況。
1949年9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根據華東局社會部的指令，專案組在上百名軍警的配合下，實施統一行動，將“六室”宋斯義等六名特務（魏康思在逃）以及中情局女特務尤麗婭抓獲，傑克在之前半月已去香港，僥倖逃脫。
七天後，根據上級命令，宋斯義、尤麗婭等七名案犯被押解北京，後來如何處置，不得而知。據專案組獲知的非正式消息，宋斯義等三人因現行與歷史罪行被判處死刑；尤麗婭在關押中自盡；其餘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
1949年10月20日，華東局社會部領導設宴為專案組七名偵查員慶功，同時宣佈了上級決定：專案組作為華東局社會部一個常設小組繼續存在，易名為“華東特案組”，專門負責偵查華東地區的大案要案。
從這時起至1953年底，華東特案組在華東諸省市的社會大舞臺上頻頻亮相，偵破了多起影響重大的政治、刑事案件。（完）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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