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會說話」?不,其實是「有人格」

國寶“會說話”?不,其實是“有人格”

導讀:要讓紀錄片“會說話”不難,但要讓一部沒人的紀錄片一直說人話,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嗎?

文 | 青山

《如果國寶會說話》第一季元旦開播以來,在豆瓣的評分就高達9.5分,第二季播出不久更是達到9.7分。

傳統的歷史題材紀錄片以往都以宣教的方式講述,給觀眾一種填鴨式的不適。而《如果國寶會說話》之所以動人,正是引入了“擬人化+講故事”聯動的敘事策略,不再教育,而化身“小可愛”,建立起國寶與觀眾個體之間的特殊聯繫。

作為思維方式的“擬人化”

“擬人化”本是一種修辭手法,脫胎於文學,在好萊塢時代也化身米老鼠、唐老鴨在各大影視作品中席捲全球。

但唯獨素以客觀嚴謹著稱的紀錄片,避之不及。

《如果國寶會說話》的出現算是一個意外。拋開俏皮海報不講,影片本身,從片頭到片尾,無不透露著人類的話語表達特徵。

片頭“叮——您有一條來自國寶的留言,請注意查收”的配音、片尾“叮——國寶留言持續更新,請注意查收”,形式上的擬人化,賦予國寶“說話”的人類基本技能。

擬人自然的親近感,不自覺地拉著觀眾與國寶對話。內容上的擬人化,更是無處不在,該片第一、第三人稱視角交替使用,前者直接進入文物附魂,現身說法,講述“我”這個文物本體的故事,比如在第二季第24集《擊鼓說唱俑:唱響我人生》,唱傭作為一個人物塑像,本身就具備人的特徵,用“我”的口吻講述自己的故事,像觀眾宣告:這裡是我的主場;

國寶“會說話”?不,其實是“有人格”

而後者一種目擊型的全知視角,即用故事的目擊者或見證人的口吻敘述,這種視角的好處在於擬人化程度高。《如果國寶會說話》的目擊者其實是更像一種類似“博物館講解員”的身份,只不過這個講解員很神奇,隨國寶而“生”。

比如,在第二季第1集《鷹頂金冠飾:草原之王》裡,第一句解說就是“這頂金冠曾陪伴主人策馬草原”,而不是用“我”,因為這件國寶不具備人物特徵,故採用第三人稱陳述,但是導演卻在後面的引入了金冠的主人,帶入了故事情節。

國寶“會說話”?不,其實是“有人格”

但事實上, “擬人化”不僅是一種修辭手法,更是一種思維方式。

作為思維方式,擬人化有著人類獨特的相似性和假定性相統一的思維特性,簡言之,就是被“擬人化”的對象,具備相似人類的基本特徵,但是這種“擬人化”又是人類假定出來的,兩者是統一的。

表面是讓被人格化的對象講述它的故事,實際上也是在講述人類的故事,映射自己。

在第二季第12集《五星出東方錦護臂: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裡,最後一句話對五星出東方錦護臂說的話:“我們看到了你,也遇見了自己”,正是與我們自己的對話,呈現人類對話自己的一種特殊思維方式。

“擬人化”的敘述,不僅拉近我們與國寶,更拉近我們與歷史的關係。

國寶“會說話”?不,其實是“有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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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網感”,虜獲“輕心”

除了說話像人,更可怕的是創作者還給它人類的bgm和出場方式。

自《舌尖上的中國》(第一季)讓紀錄片進入一個更大眾化的時代,再加上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紀錄片的受眾也似乎變得更加年輕。

在2018年,如果紀錄片想要達到一個理想的播放效果,就繞不過互聯網,更繞不過年輕人。

《我在故宮修文物》在B站走火,讓我國紀錄片從業者猛然清醒過來,不再像以前那樣活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裡,而是開始考慮受眾的感受,製作的紀錄片也越來越符合年輕觀眾的口味。

《如果國寶會說話》運用的網絡因素,與以往的紀錄片相比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片頭片尾的“留言提醒”、萌萌噠、沈騰“你過來呀”、C位出道……等等,就像總導演徐歡說的一樣:“想要走近年輕人,那就不要用說教的方式。紀錄片創作最重要的是堅持自己的創作理念,用新思維打動觀眾”。

它是這樣說的,也正是這樣做的。

除了大量網絡詞彙的巧妙運用,該片還在表現風格上也趨於年輕化。比如第二季第24集《擊鼓說唱俑:唱響我人生》裡,唱傭的“出場”,是在閃光燈、吶喊聲交相輝映下榮耀登場的,這個場景模仿的就是明星的演唱會,以這種年輕人十分熟悉的方式請出文物,年輕觀眾會不自覺地被帶入到這個氛圍裡的。

國寶“會說話”?不,其實是“有人格”

國寶“會說話”?不,其實是“有人格”

擬人的對話風格、詼諧歡快的節奏、現代的登場形式、貼近的網絡語言……一切的準備,都是為了網絡上的年輕人們。改用一句古語:得“輕心”者,得紀錄片的天下。

“人格”也是一種煽情?

擬人化用的最多的不是在文物紀錄片上,而是動物紀錄片,BBC、探索頻道、迪士尼等歐美紀錄片生產商最擅長使用這種呈現手法,比如《帝企鵝日劇》《猴子王國》等。在國內,陸川導演的《我們誕生在中國》也採用了類似的敘事策略。

回顧歷史,最先使用擬人化的是紀錄片欄目——CCTV的《動物世界》,趙忠祥老師那句經典的臺詞:“春天到了,又到了動物交配的季節……”,作為兒時的經典,仍舊迴響在筆者的耳畔。

國寶“會說話”?不,其實是“有人格”

但《動物世界》之後30年,為什麼“擬人化”的敘事策略在紀錄片中並未發展壯大。

恐怕這與當下社會大環境不無關係。

前面提到互聯網充斥著人們的生活,人類已經離不開移動智能設備,由此我國的媒介環境也發生著變化,以互聯網為載體的新媒體變成了人們接受信息的主要渠道。

紀錄片的播放主陣地也發生了一定的轉移,從以電視媒體單渠道播出為主變成了現在以電視和互聯網媒介雙渠道播出為主,不自覺地紀錄片的受眾也慢慢地從中年成功人士向年輕人蔓延,紀錄片的受眾呈現年輕化趨勢。加之目前,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很難在整塊的時間去接觸紀錄片,相反碎片化的時間給紀錄片打開了一扇大門。

5分鐘一集的《如果國寶會說話》,正是利用碎片化的概念製作的。加上制勝法寶“擬人化”的敘事策略,溝通了年輕人與文物,年輕人在閒暇時光就能享受歷史的薰陶。

目前看來,擬人化的敘事策略的確幫助《如果國寶會說話》獲得了成功,但是我們在觀看的過程中也不難發現,有網友呼籲“去掉煽情的音樂和說辭,返還紀錄片的真相”。

這也恰恰暴露了擬人化的潛在缺陷,擬人化難以展現敘述對象的真實情況,可能有“造假”的嫌疑。BBC拍《藍色星球》時,導演詹姆斯說:“因此必須對事實和大自然的戲劇性進行權衡,它必須完全忠於自然。”

總之,擬人化不失為一個好的敘事策略,可以在適當的時候發揮其獨特的作用,但是也要謹防過度擬人化,引發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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