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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平：對美貿易政策疲於應付是日本脫亞入美的“繳費單”
作者：呂平，大連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近日，日美新一輪部長級貿易會談在華盛頓告一段落。儘管經濟再生擔當相茂木敏充表示雙方“就探尋促進貿易的方法達成了一致”，卻難掩對磋商無果而終的失望。繼美國對進口鋁、鋼產品加徵關稅後，美國政府又對進口汽車加徵關稅可能對日本出口造成更嚴重的衝擊。考慮到上一輪懲罰性關稅進程中，日本因自身並非美國自由貿易伙伴而未能躋身豁免名單，美國顯然正在加大壓力，促使安倍政府儘快啟動美日自由貿易談判進程，以便有效降低美國對日貿易逆差。
二戰結束後，為了阻止日本對資源稟賦有效互補的中國形成經濟依賴，杜魯門、艾森豪威爾時代的美國政府曾主動對日本開放市場，促使日本服從其全球戰略安排。實際上，來自於美國的貿易順差不僅成為日本五六十年代經濟賴以騰飛的“第一桶金”，更塑造了以安倍為代表的後冷戰時代日本政治精英的“脫亞入美”傾向，為延續至今的“美主日從”的權力結構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然而，饕餮盛宴終有買單之時，自70年代以來美國不斷促使日本節制出口規模，終至里根政府逼迫日本簽署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開啟了日本泡沫經濟為主導的平成時代。正如清華大學日本問題專家劉江永所說，自19世紀黑船開國以來日本歷次國家轉型都有美國引導因素，迎合美國戰略需要更成為日本政治家、政黨維持其執政的基本要訣，戰後長期執政的佐藤榮作、小泉純一郎無一不以奉行親美外交而著稱，出身政治世家的安倍首相更是深諳此道。
自2012年年底執政以來，安倍首相徹底拋棄民主黨“亞洲外交”路線，全力響應奧巴馬總統的“再平衡戰略”，甚至不惜打破國內農業阻力，參加《跨太平洋夥伴協議》談判。必須注意到，在此之前日本對參與全面開放的自由貿易談判（FTA）態度向來消極，對外只簽署不涵蓋農產品開放的“經濟夥伴協議”（EPA），安倍內閣對美國的迎合立場用力之深可窺一斑。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日本無論是與中、韓締結自由貿易協定，還是對參與東盟為核心的《區域經濟合作伙伴協議》的談判始終很敷衍。
早在2012年野村證券就曾對三項協議對日本經濟的拉動作用進行比較，結果顯示日本參與美國主導的區域經濟合作框架所帶來的收益大幅落後於東亞內部經濟整合。然而，安倍內閣依然以跨太平洋夥伴協議為日本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主要路徑。
出乎安倍意料的是2016年特朗普的意外當選改變了美國的貿易路線。儘管安倍首先一反外交慣例，搶在特朗普就任之前飛赴紐約與之會面，試圖說服其留在跨太平洋夥伴協議裡，卻未能產生理想效果，特朗普就任總統一週後便籤署總統令終止了TPP生效進程。對倡導“美國優先”的特朗普總統而言，參與TPP意味著美國要與眾多中小型貿易伙伴同時展開談判，喪失了利用自身經濟規模脅迫對方讓步的優勢。為此，特朗普青睞於雙邊自由貿易談判，實現對各貿易伙伴“分而治之”的理想狀態。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府雙邊自由貿易談判路徑並非一時心血來潮。早在2006年，代表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對外政策精英的約瑟夫·奈與阿米蒂奇就提出通過締結美日自由貿易協議，降低美國對日貿易逆差。造化弄人，新任美國談判負責人正是里根政府貿易談判副代表，操弄對日鋼材、汽車貿易攻勢，最終挾制日本簽署“廣場協議”的羅伯特·萊特希澤。坐擁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地位的日本早已成為美國政府貿易砧板上的待宰羔羊。
與之相比，安倍政府的應對則滿是“中二”的執拗與“晨間劇女主角”般的天真，一味以迎合美國政府需求換取其放鬆對日的貿易壓力。不僅安倍與特朗普總統會面的頻率之高令人咂舌，日本甚至頂替美國對TPP剩餘國家主動開放市場，苦撐只待美國政府有朝頓悟重返該框架。然而，安倍內閣等來的卻是美國儘早啟動雙邊自由談判的要求，日本的貿易壓力可想而知。時至今日，中韓自由貿易協議已生效3年之久，由中國-東盟共同倡導的區域夥伴合作協議也將步入談判尾聲，缺少了美國的TPP卻如同“雞肋”。曾幾何時，日本“脫亞入美”的戰略抉擇旨在避免中國崛起的“不確定性”，卻何曾想到美國本身成為全球經濟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但願後平成時代的日本能更加積極參與亞洲區域經濟合作，否則在“脫亞入歐”、“脫亞入美”後只剩下“脫亞入澳”的“獨木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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