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说：“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
庄子说:"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李白说："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陶渊明说：“归去兮，请息交以绝游。”
中国古代文人对于为当官和辞官都有着一种别样的情结，当官就不用说了，学而优则仕，十年寒窗博科举功名，这是一条读书人至今基本的人生道路模式。当然现在可供的选择空间大多了，大家不要狭义的理解现在的功名全是做官。那么开篇这些词句，就是侧重于对职官的一种洒脱和向往甚至是着迷。他们想摆脱名利的困扰，去过一种自己想要的自由生活。这种自由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空山无人，花落水流，何等清新潇洒。李白乘船，东坡走马，放翁骑驴，炎武坐牛，这些人都曾经当过官，又最终都放弃了当官，他们觉得继续做下去没意思了，或者再下去就不能实现人生的其它理想了，这其中既有浪漫主义也有更高境界的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者合一的辞官，便是成功的精彩的辞官有价值的辞官。比如此文要写的余秋雨辞官。
如果余先生没有辞官，继续担任大学校长，或者担任其它更高的职位，那可以想像，一定没有后来的《文化苦旅》、《霜冷长河》、《笛声何处》、《千年一叹》等煌煌巨著。也不会有后来的凤凰万里行，对世界其它三大古老文明进行学术宏观考察，也就没有了今天的余秋雨。余先生深知继续担任行政职务，这一系列后来的举动和成就完全不可能实现，条件不允许，体制不允许。在两者之间，只能选择其一，余先生坚决的执着的选择辞官。更值得点赞的是，他辞官后不是像陶翁一样去喝酒种菊花（当然这也是令人欣赏的），也不是像李白一样四处游历，他是有着明确的指向性目标的，那便是进行文化学术考察和研究，并形成结果。其实这是巨大的挑战，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毫不夸张的说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值得庆幸和祝贺的是，余先生成功了，是大大的成功。他创造的文化散文体，开风气之先，对华人世界影响巨大。他对世界文明的系统考察成果，是留给后世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无价之宝。
秋雨先生于1992年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职务，彼年他46岁，正值年富力强。在辞职以前，他曾说：“如果想要回归生命的真实和创造的轻松，回归文化的本位和艺术的本位，毫无疑问，迟早会选择辞职。”在官位和学术，名利和自身价值最大化之间，余先生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要知道，当时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是中国官场的一个活跃期，这种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还很难找到。十年文革阻断了正常的人才梯队，以工农兵为选拨主体的干部队伍，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部份老干部的重掌帅印，也毕竟数量有限，且年龄已经偏老。在这种大背景下，余秋雨四十出头，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教育背景良好，而且在担任上戏院长期间，成绩卓著，当时上戏是全国高校中教职工效益最好的大学，这也说明余先生很有经营头脑和管理水平，在上戏余先生当时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一言九鼎，势不可挡。
在这样的综合背景下，高层级的组织部门、军方，都在考察他，准备虚位以待，只要他点头。但他“退缩”了，他完全不愿意在这条路上再上层楼。他甚至感到了“害怕”，有人说：这么年轻就辞职太可惜了。他回答：再晚辞，可惜了。当然，这个层级的领导干部，不是说辞职就能辞职的，要经过很多的程序，何况，组织上根本不想他辞，一开始是坚决的不同意，各种方面做思想工作。而余先生的对策是，不停地向有关方面写辞职信，一直写到第二十三封。用他的幽默的话讲，每封辞职信都是一式三份（意即向三个方面部门报告，以示辞职的决心）。在这里，我写得再多都没有余先生自己说的有感染力。那么，摘取几句余先生的第二十封辞职信：“**常务副部长：这是我写的第二十三封辞职书，辞职的理由不再重复。由于一直未获批准，我决定在这次养病之后不再上班。为此，我愿意接受一切处分，直至开除公职”。
每当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李白“金龟换酒”的故事，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同时也感叹现在的社会，削尖脑袋往上钻，才当点多大的官就把自己搞得神乎其神，对于当官是醉心痴迷，有时候没爬上想要的位置，便借酒消愁，怨声载道。相比之下，秋雨先生的辞官让这些人原形毕露，相形见拙，完全不在一个境界一个等级。人家是给官不要还拼死力辞，有些却是跑官要官卖官，好像不当官就会死。一个字：丑！
再来看看，余先生在上戏的辞职演讲：
“……我的另一位朋友陶渊明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所不同的是，我没有田园，连荒芜了的都没有。因此，我不如陶渊明，也不如那位排长，无法回去，只有寻找，去寻找我的田园。找到或者找不到，我都会用文字方式通报大家。’
何等潇洒，何等自信，何等轻松。
余先生十六岁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四十六岁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职务 。彻底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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