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后门是一个小院子，其实只是一个小天井，水门汀地面，没有植物花草，只有高墙上砖缝里长得一簇簇开着粉黄色小花的野草算是给了一点绿意。面向小天井有三个门，一个大门是以前的徐家花园，高墙大院，后来成了县兵役局的干部宿舍，另一个门就是王妈妈家，天井通到前面大街要穿过一条长长的弄堂。打我记事开始，我们家几个小孩就是王妈妈家的常客。爸妈工作很忙，常常开会至深夜回家，我们姐弟妹妹几个就常常需要王妈妈照看。
她丈夫也姓王，是位部队南下的干部，山东人，年纪很大，记忆中就是满头白发，脸上的皱纹很深。他在县体委工作，可能没有文化，分在东山游泳池当领导，其实游泳池只在夏天开放，没有几个工作人员。到了夏天我们就成群结队去游泳池游泳，在门口高声叫着“王爹爹！”，其实就是想不买票溜进去游泳，但每次他好像就当没听见，他的耳朵可能有些聋，但是我总觉得他是故意的。
每到夏天的傍晚，他就喜欢光着上身，在小天井里一个小桌，一把小竹椅，两碟花生、豆腐干之类的，一盏烧酒，眯着眼睛慢慢喝着，空气中弥漫着烧酒的味道。他喜欢跟孩子唠嗑，讲过去在山东打鬼子，打老蒋的故事，还经常自豪地给我们看身上的伤疤，指指点点：这个是子弹穿的，那个是炮弹皮崩的。开始大家瞪着小眼睛听得入神，但反复听以后，他每当要讲这类故事，聚在一起的小孩子们会一个一个悄悄溜走，尤其是后来听人说他在部队是养马的，也有人说他是做饭的。他有两个儿子比我们大好多，他对他们很严厉，板着脸从没见到他笑过，倒是常见呵斥，喝醉酒以后还会摔东西，骂骂咧咧，每当这时候，我们堆在家里在门缝里偷偷地窥视，大气也不敢出。
王妈妈是极和善的人，圆圆的脸，短发梳得齐整，慈眉善目，可能受老公的影响，讲话时常常本地话夹着几句山东话，我们当地南下干部大多是山东人，故将山东话称为“干部话”，女人本地话夹着山东话，就被人认为干部家属。她是离县城不远的斜桥人。听大人们说她带着一个儿子改嫁过来，嫁过来后又生了个儿子。两个小哥岁数相差不大。她家养了一只大花猫，黑黄条纹，养得肥壮，待遇很高，它甚至可以坐在小桌上，看着王爹爹喝酒，偶尔王爹爹会用手递到它嘴边一点豆腐干和小鱼干，它昂着头，静静的享受美味；但从未见到它到主人的碗里吃东西。王妈妈常常将猫抱在怀里，就像抱着个婴儿。那猫眯着眼睛，很乖巧的样子。但是见到我们它则不那么友好了，常常会弓起背脊，发出“呜呜”声；或出其不意地突然蹿出来，吓得姐姐和妹妹们“哇”地尖叫，它则满足得大摇大摆往回走。要是给王妈妈看到，就会在猫的屁股上拍一记，大声呵斥，它则一溜烟飞快地逃走。
那年夏天夜里台风登陆县城，大雨磅礴，周围一片漆黑；父亲和往常一样，交代我们不要出门，就冒着大雨冲进夜幕，去镇机关组织人指挥抗台，母亲在工厂值夜班。我家的房子以前是大户人家的柴房，经不住风雨，屋顶上雨水哗哗地漏下来，台风将屋顶的瓦片吹起来，门窗咯吱咯吱地响动。我们几个小孩子挤在床上吓得不知所措。正在这时，后门砰砰响，有人敲门！姐姐和我喘喘不安地开门，是王妈妈来了。她拿个手电筒，牵着我们的手，将我们接到她家里。她家是大房子，墙厚屋高，瓦片厚重，门窗严实，那晚我们就睡在王妈妈的大床上直到天亮，那晚不知道王妈妈睡在哪里，只觉得白天她的眼睛里布满红红的血丝。母亲回来看到我们好好的，连连道谢。后来，家里的房子修了一下，屋顶上补了好多瓦片。
王妈妈一直没有出去工作，在家里除了家务外，居委会的工作也很热心，常常沿街检查各家各户火烛，帮助发票证之类的事情，还经常在对门小杂货店里帮助那对残疾的老人做事情，但是她自己没有收入，全靠老公王爹爹的工资生活。那年王爹爹得病去世后，一天晚饭后她从我家后门进来找我母亲，吞吞吐吐地半天，才说想出去工作。我爸妈和她低声谈了很久，王妈妈泪流满面，我也不知道谈了些什么。
王妈妈大儿子性情温和，爱读书，去黑龙江插队，回来后当了一家商店的会计；小儿子当兵，转业后成为镇上派出所民警。成家以后大儿子和王妈妈住在一起，小儿子单位分了房子搬了出去。王妈妈那只大花猫死了以后，她又不知从哪里带回一只小花猫养，常常买些小鱼煮了让猫吃，不让它吃生鱼，怕拉肚子，常常一个人对小猫说话，不太愿意与这条街上的其他邻居说话，眼睛有些呆滞。父亲在镇上恢复工作后，不久王妈妈在居委会办的街道工厂上班了。母亲常过去跟她说说话。自从去街道工厂后，她人变得活络起来，眼睛亮了许多，逢人话也多了，脸上也常常有了笑容，但是人眼见慢慢变老了。
以后我去了另一个城市。后来城市改造老街全部被拆了，包括我家老屋、后面的徐家花园，也包括王妈妈的家。街坊领居全都搬走了，她后来搬到哪里去了，过得怎么样，就不知道了。如果她还健在的话，可能要九十多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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