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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有一句话著名的话，叫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此话意思很简单，就是天塌下来了，也不足畏惧‘祖宗所立下来的规章制度，不应该盲目去遵循；改革过程中的人言与污蔑等，都不足以动摇其决心。王安石变法之时，若无强大的阻力，他需要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么？

无论中外古今，但凡涉及到变法，都会产生反复与斗争。如商鞅变法，结果很快使秦国强大。可在变法过程之中，商鞅又损害了旧有贵族、统治阶级的利益，于是在后期自己也落得个五马分尸的后果。

所以，政治的本质，其实是在既定的规则里，分配利益。改革者注定要改变旧的规则，因此会伤害到既得利益者。

由此观之，王安石与司马光、苏轼分属不同的阵营，有各自的施政主张。司马光属于保守派，苏轼属于温和的改革派。

王安石变法的措施，如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等，即使在今天看来，都具有进步意义。可是在推行这些政策的时候，一些酷吏难免会为了完成政绩，做出伤害百姓的举动来。

如青苗法，本来是好的政策，最后却成为了一些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政策。上有政策，下有政策，千古皆是也。

苏轼正是看到变法在执行层面的危险，才会反对王安石激进的变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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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指的是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状况而推行的一场规模宏大的社会改革运动，变法以理财为核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科考等多个方面，是对北宋朝政的一次全方位改造，虽然其结果以失败告终，但王安石变法的影响是深远的，直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客观地说，王安石变法对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起了一定的作用，是一次值得再改进后继续推行的改革。但是，就是这样一场在我们看来利大于弊的改革，却遭到了北宋很多人的反对，这其中，大部分是不满于自己利益受到损害的大地主阶级，但也有部分是像苏轼、司马光这样出于其他考虑反对变法的人。在此，笔者就来谈谈苏轼和司马光反对这场变法的原因。

苏轼和司马光在当时的宋朝都属于保守一派，他们之所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推行，主要是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损害到了百姓的利益。王安石的变法是以理财二字为核心的，其中最关键的一项内容就是所谓的青苗法，主张在每年的二月和五月由官府给农民贷款，帮助农民度过这段青黄不接、庄稼还未成熟的时日，到了夏秋之际，农民再向政府归还所借的银两或粮食，包括利息，这一方法的确有利于帮助农民拜托大地主阶级的盘剥，改由官府为农民提供贷款，打击民间高利贷对农民的损害，并且同时也能增加北宋的赋税。但是，一方面，这种与民争利的改革方式与儒家传统思想是相对立的，苏轼、司马光这样的士大夫自然很难接受并认同；另一方面，青苗法包括其他改革法案在实施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一些差错，王安石用人不当且急于求成，出现了诸如强迫农民贷款这样的不当行为，也成为苏轼、司马光这样的保守派反对变法的原因。实际上，在整个北宋一朝，变法的阻力都是非常大的，不止来自于利益集团，更来自于一部分也是出于为国家大局考虑的士大夫，宋代的传统是祖宗之法不可违，反对改革的声音一直都比较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都在这样的声音之下失败了。

国家人文历史

王安石变法是古代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一次石破天惊的变革，尽管它没有成功，但它为后市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留下了足够的教训。基本上以后朝代的治理体系，尤其是财税体系和乡村治理，都是承续了王安石变法的路数。

先说一下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一、宋朝通过经济、军事、用人权力回收成功解决了节度使割据地方的状况，中华大地又一次实现统一。同时，宋朝强化科举制度，使人才的来源较前代更加多元，更加广泛，基本上使科举制度定型，成为防止权贵治天下利器。但这种权力和人才都收归中央使宋朝中央政府成为远远超越于前世的大政府，加上地方治理也不能无故减弱，所以整个国家的行政负担很重。这其实是大一统王朝都面临的问题，只不过宋朝中央更不信任地方，导致其中央承担更重要的任务，所以史书上评论是机构臃肿。

二、与各种管理任务收归中央不匹配的是，国家的财税体系并没有相应调整。首先，历史长期的重农抑商使朝廷严重缺乏对商业的管理和征税体系建设，使商业利厚而税轻，农业利薄而税重（后来明朝也如此，到清朝才真正改变这一状态），所以宋朝商业非常发达，但国家无法从中获得资财补充。其次，即使是针对农业，也是沿袭了以前的精英治理模式，对基层很少直接干涉，收税更是地方怎么报就怎么收，所以地方地主有钱有财，但国家财力一直提不上去。第三，在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各种运转，就只能让百姓直接承担非税负担，这使老百姓的实际负担大大增加。

三、宋朝的北方边患是历史上大一统王朝里最重的，并非是宋朝军力弱，而是地理劣势所致。地理劣势下，国家财力又相对固定的情况下，这样会使摊到每个士兵的费用降低。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士兵有战斗力，就必须将士兵变成职业，就是虽然收入不高，但职业稳定。这对军费开支来说其实是寅吃卯粮的搞法，所以越往后军事人员越多，军费压力越大。

基于此，王安石提出要富国强兵，记住，是富国，而不是富民。其实说白了就是大政府要有大政府应有的财力和管制能力，不能说养一群人却都没饭吃没事做。这是在解决自藩镇之后中国社会治理最大最持久的课题，就是朝廷和地方职权和财权划分，甚至到现在都还在不断调整。

王安石变法的厉害之处在于，既有目标还有大把措施，比如越过地主直接支持农民经农，越过大商人直接利用国家财政经营商业，将国家战备所需物资交由民间培养，政府实行采购制度。这基本上都是比较成熟的大政府才能干得像样的事情（就是到现在，也只能说干得像样，而不是干得好）。所以我们看到后世明清就将其中行之有效的比如保甲制、水利法等沿袭了下来，而且朝廷不断调整税收使财税体系更简单直接地下到基层。

但王安石变法存在巨大的问题，就是太复杂了。比如青苗法，在实际执行中如何把握种子与收成的质量？比如丈量全国土地并分级，这也是比较难界定的，尤其是古代中国天灾基本不断的情况下更难明确（王安石给分了五级，现在我们的地力分类也没到这个程度）。比如设置物价平抑机制，如果不能实现全国市场信息快速交换下的高度统一，就会形成地区间套利空间以增加民间负担。这些事情不是不应该去做，而是当时政府并没有掌握到那么多工具去为每个政策定标准和边界，所以就出现了地方官员和执行者在针眼中牵出骆驼的大量舞弊扰民行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后世张居正和雍正对征税体系的调整，非常清楚，简单可操作，地方官员基本无搅和空间。所以，王安石用人好不好并不决定变法成功与否，而是其过于复杂和理想的施政措施并非当时治理水平可以承担的（历史评论中说的超前指的是其大政府的努力，但其理想状态与现实能力的不匹配也是很重要的）。

至于说保守派反对导致变法失败，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变法简单可操作，自然效果会非常好，反对派的反对理由也就不那么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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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所以王安石对各级官员的考核就一切以经济数据为标准，这在儒家思想占据核心价值观的社会，阻力不是一般的大。更何况人治社会，官员和民众一直缺乏规则意识，缺乏法律敬畏，在各地实行变法推行新政的过程中，除了一个经济指标是刚性的，其他依旧是传统社会的弹性人治，这其中的猫腻空间，不说也罢。很多时候，变法反而恰恰提供了腐败的温床，反而恰恰成为各级腐败官员寻租的机会，恰恰成为腐败官员盘剥普罗大众的冠冕堂皇的合理合法借口。毕竟，儒家思想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人，并非个个都是王安石，个个都是司马光，个个都是苏东坡。说白了，这就是人治社会最致命的悲哀。

司马光的观念与近代法国人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观念如出一辙。他认为改革的后果是引起人们要求进一步改革，但改革却又无法满足无限度的改革要求，因而造成民众不满情绪加剧，最终可能酿成革命。换句话说，变法改革既要大刀阔斧的大胆又要非一般的审慎，这在一个人治社会中，几乎是“难于上青天”的事。

如果一定要将反对变法者——苏东坡司马光——作进一步细分的话，司马光的反对更多的带有一种个人情绪和党同伐异的趋向。苏东坡则纯粹是站在普罗大众的立场，以第三只眼睛来观察调查王安石施政行政在民间的反应和结果，然后该支持支持（支持青苗法，但需要跟进完善管理制度），该反对反对（反对保甲法，自由无价，全民皆兵，军队何用）。这些也因此造成苏东坡中立客观的反对立场以及一生不断被贬的悲剧命运。

最后提醒一句，北宋末年公认的权臣奸相蔡京是王安石的门徒，中国历史常常是那么的滑稽可笑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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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原因是经济思想和治理理念的不同，王安石变法中最为核心的就是经济改革，因此，两方的争论也主要围绕经济和财政展开。

如果将王安石变法放到整个中国的大历史中，你会发现王安石的变法与商鞅、汉朝的桑弘羊和唐朝的刘晏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主张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加大政府对经济的管控力度的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

而苏轼和司马光等保守派则不同，他们更认同儒家传统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经济治理理念，主张藏富于民。他们认为桑弘羊式的经济集权改革只会与民争利，最后伤的还是老百姓。

这种治国理念和迥异，注定了两派会水火不容。

一、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应对国库空虚，充盈国家财政

与他的前辈桑弘羊一样，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目标，就是充盈国家财政。王安石时期的北宋，和桑弘羊时的汉朝一样，国家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却没有足够的钱。

当时汉武帝为了对抗匈奴，急需用钱，桑弘羊于是就采取了这种加强管控、与民争利，搜刮民间财富的做法。

王安石时期的北宋，也是如此，冗官冗兵严重，耗费钱粮巨大，北方辽国的威胁又刻不容缓，相比之下，则是朝廷财政的紧张，年年亏损。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重振大宋，王安石宣布了很多新政。其中最核心的有以下几条。

一是实行均输法。即让国家把控关键商品的流通权，比如盐、铁、粮食，由国家统一分配经济资源。

二是实行市易法。即将市场定价权收归国家，由国家收购商户商品，并规定出售价格，所有到开封的商户都要将商品运到市易司进行统一出售，通过低买高卖的方式谋求垄断利润。

三是实行青苗法，王安石规定，凡是遭遇灾年青黄不接的农民，可以向国家贷款，年景好时偿还20%的利息，从而增国库收入。

王安石的三条举措，看起来非常完美，但是实际上缺陷很大，苏轼和司马光在一次朝廷辩论上将变法的弊端讲的十分透彻。

二、苏轼、司马光反对变法的原因：与民争利，搜刮民间财富

面对王安石的举措，司马光在朝堂上提出了很多质疑。

当时王安石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理财最为急务。”王安石认为目前朝廷最大的困境就是缺钱，因此应该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标。

司马光随即就反讽：“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司马光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财富，不在民间就在国家，国家取走多少财富，就意味着民间少了多少财富，没人能生生变出财富。之后，司马光又说了，桑弘羊这种加大政府管控的方法最后导致了与民争利，百姓苦不堪言，进而盗贼四起，生灵涂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