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知道燕京大學這個名字，是因為在北大校園裡看到一個男生穿著某社團的文化衫，背後印著“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這九個字。
當時我正陷在大學生常見的關於人生意義的迷惘當中，卻因為這幾個字得了許多的亮光。
後來我才知道這九個字是燕京大學的校訓，而北大之所以被成為燕園，就是因為北大的核心區域，未名湖與博雅塔，乃至周邊美輪美奐的近代建築，都是當年燕京大學的舊址。
這所大學的首任校長，就是司徒雷登。
雖然對於燕京大學我有些陌生，但是司徒雷登這個名字卻頗為熟悉。
1919年，司徒雷登受聘成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學校長。
聽起來這履歷青雲直上頗為風光，但其實當時的燕大，所有的財產僅僅是：五間課室，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室，一間圖書室，一間教員辦公室，而最要命的是沒有錢。
梅貽琦執掌清華期間至少經費是充裕的，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學則是一文不名。
所以在司徒雷登的自傳中，他將自己比作乞丐，在中國政要和美國富人之間周旋籌款，而後騎著毛驢走遍北平為燕大尋找新校址。
可是僅僅用了不到十年時間，司徒雷登便把一個幾乎一無所有的爛攤子，建成了如今未名湖畔中西合璧美輪美奐的燕園。
這所中國近代最為知名的大學，不僅有大樓，更有大師。
當年燕京大學絕對不遜於當今北大，建校的短短的33年間，註冊學生不到一萬人，卻出產了42名中國科學院院士，11名中國工程院院士。二戰時，中國駐各大城市的新聞特派員，十分之九都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
據統計，至1937年，燕京大學收到的捐款高達二百五十萬美金，但司徒雷登本人卻過著十分清苦的生活，辭世之時與梅貽琦同樣身無長物，兩袖清風。
這些足以彪炳史冊的功績，卻被輕描淡寫地記敘為一句：他在中國建立廣泛社會的社會聯繫，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
1926年，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病逝於燕園，他一生未再續。
將自己深愛之人親手葬在自己所建造的學校。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憲兵隊闖入燕園，逮捕了18名燕大師生，其中就包括司徒雷登。他在山東的集中營被關押了四年，出獄後的第二天，就著手重建燕大，當年的10月10日，燕京大學又開學了。
哈佛的校訓是真理，斯坦福的校訓是自由，普林斯頓的校訓是服務。
而司徒雷登所擬定的燕京大學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卻最完美地詮釋了教育的意義——教育是為了認識真理，真理方能使人自由，這自由不是成為人上人驅使人的自由，而是服務他人的自由——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教育是用生命影響生命，正如梅貽琦一生踐行的“行勝於言”一樣，司徒雷登也用一生踐行了自己所擬定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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