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苏东坡不是一个人，尤其这几年“读”苏东坡，这种感觉更加明显。苏轼是个才大志疏的宰相坯子，他生命的起点是眉州；而苏东坡则是个光彩耀人的文学巨匠，他的生命的起点则是在黄州。苏轼只是一只蛹，而苏东坡才是一只蝶。而促成这种蝶变的，正是那次贻笑千古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年）出生于眉州眉山，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所提到的那个“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二十二岁时始出川赴京，参加科举。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他对苏轼所作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深为叹服，但因欧阳修误以为这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疑，才委屈将他列为第二名。
嘉祐六年，苏轼应制“入三等”，苏辙入四等，宋仁宗读了苏轼兄弟的制策，喜道“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而后苏轼就被宋仁宗委任为专门负责议定国家大政方针的知制诰，这是晋升为宰相的必历职位。后在韩琦的建议下，宋仁宗才让他先入直史馆接受历练，将来再受大任。可见苏轼一登场，朝廷就是把他当做接班人来培养的。
然而不久就遇到了王安石变法，苏轼的许多亲友包括赏识他的欧阳修也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遭贬斥。苏轼对新法也颇有不满言论，因此这让新党感到愤怒。于是利用苏轼写给宋神宗的《湖州谢表》中，有“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之句，诬陷苏轼借此“衔怨怀怒”“包藏祸心”，对朝廷讽刺，对皇帝不忠。因此龙颜大怒，即让御史台官吏逮捕苏轼，解往京城，受连者数十人，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一出，新党们就要置苏轼于死地。因此各界人士纷纷上书求救，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上书说情。最后还是赋闲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才一言而决，苏轼被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使。此案共历时一百二十天，案结时已是腊尽，惊魂甫定的苏轼连新年都不敢在京城过，即在除旧布新的爆竹声中，顶风冒雪径往黄州而去。
黄州生活环境极糟，且官无实权，这让苏轼变得心灰意冷。于是在此期间，他带领家人在城东开垦了一块荒芜的坡地，种田帮补家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也就是在这时起的。此后又寄寓于山水，《赤壁赋》《后赤壁赋》以及《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就是在这时诞生的。于是济世的苏轼从此远去，而文章东坡开始绽放异彩了。
不过宋神宗是没有忘记苏轼的，只是他并不知道苏轼已不复存在了。元丰七年，宋神宗复起苏轼移汝州，苏东坡不得不启程上任，但一路上却磨磨蹭蹭，不断上书乞居常州，后被批准。常州水网交错，风景优美，即无饥寒之忧，又有美景可享，且能与亲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就把这作为了自己的终老之地，济世的苏轼再无踪影了。
宋哲宗继位后，苏东坡被召还朝，但不久又因政见不合再遭贬斥，被放逐至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之后在元符三年，苏东坡再次奉诏返京，但他走了一年多，从哲宗走到徽宗朝也没有走到汴京。因为他已不是苏轼而是苏东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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