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历史上的刘备，既有“明君”之誉，又有“枭雄”之称。罗贯中描写《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时，以历史人物刘备为原型，同时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审美倾向，着力突出其明君形象，而有意淡化其枭雄色彩。这样的刘备形象，虽有血肉不够丰满、个性特征不足、个别描写过头的弱点，却仍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成为古代文学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范型。
关键词：枭雄 明君 刘备形象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除诸葛亮、关羽、曹操之外，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是作为理想的“明君”形象来塑造的。然而，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读者、研究者对刘备形象却评价不高，甚至颇有非议；许多文学史、小说史著作论及《三国演义》时，对刘备形象缺乏应有的重视，往往一笔带过；不少研究者认为，刘备形象是“苍白无力”的。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刘备形象？怎样评价罗贯中塑造刘备形象的得失？这是一个涉及艺术创造法则、很有学术价值的问题。
（一）明君枭雄，一人两面
历史上的刘备，作为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天下英杰，蜀汉政权的开国之君，既有“明君”之誉，又有“枭雄”之称。
作为“明君”，刘备一生作为，基本符合古人对“明君”的最重要的两点期待：一是仁德爱民，有济世情怀；二是尊贤礼士，有知人之明。史书对这两方面都记载颇多。
就“仁德爱民”而言，刘备大半生颠沛奔走，屡遭挫败，施仁政于民的机会并不多；但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重视以宽仁厚德待人，与那些残民以逞、暴虐嗜杀的军阀判然有别，因此而争取到了人心。《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刘备领平原相时，郡民刘平不服，派刺客去刺杀他，“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华阳国志·刘先主志》作“客服其德，告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补充道：“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因此“众多归焉”。在他依附荆州牧刘表期间，“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建安十三年（208）七月，曹操南征荆州；八月，刘表病逝，其子刘琮继位；九月，曹操进至新野，刘琮不敢抵御，遣使请降。此时，驻扎于樊城的刘备才得到消息。诸葛亮建议他攻刘琮而夺荆州，他却答道：“吾不忍也。”当他由樊城向南撤退时，“（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有人劝他抛开百姓，速行保江陵，他却断然拒绝：“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在此安危存亡之际，哪怕有生命危险也不愿抛弃百姓，在历代开国君主中实不多见。裴注特引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评论曰：“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亦引此语，可见刘备之仁德有道，已得到历代史家的普遍承认。
就“尊贤礼士”而言，刘备的表现尤为突出。建安十二年（207），时为左将军领豫州牧、年已四十七岁、早已被视为天下大英雄的他，满怀诚意，三顾茅庐，恭请年仅二十七岁、无名无位、尚未建立任何功业的诸葛亮出山辅佐，留下千古美谈。隆中对策时，诸葛亮称赞他“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并非虚言。建安十九年（214）夺取益州之后，对于荆州旧部和益州新附，他兼容并包，唯才是举，“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①其中益州名士黄权曾坚决劝阻刘璋迎刘备入蜀，刘备攻取益州时又坚守广汉，直到刘璋投降后方才归顺，刘备却不计前嫌，任命黄权为偏将军，信任有加；刘备称汉中王，兼领益州牧，以黄权为治中从事；刘备称帝后，亲率大军伐吴，又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以防魏。刘备在夷陵惨败后，黄权无法退还蜀中，只得率兵降魏；蜀汉主管官员为此要逮捕黄权的妻子，刘备却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照样优待黄权的妻子。对此，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黄权传》时由衷称赞道：“汉武用虚罔之言，灭李陵之家，刘主拒宪司所执，宥黄权之室，二主得失悬邈远矣。《诗》云‘乐只君子，保艾尔后’，其刘主之谓也。”另一位名士，荆州零陵人刘巴，与刘备作对的时间更长：当曹操南征荆州时，众多荆州士人都追随刘备南撤，刘巴却归顺了曹操；赤壁之战后，曹操命刘巴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欲与刘备抗衡；由于刘备及时夺得三郡，这一图谋失败了，刘巴无法回去交差，诸葛亮写信劝他归顺刘备，刘巴却拒绝了，远远地跑到交趾，使“先主深以为恨”；后来，刘巴由交趾辗转到达蜀中，当刘璋欲迎刘备入蜀时，他又一再劝阻；直到刘备夺得益州，刘巴才表示归顺。而对这位刘巴，刘备表现得更加宽容大度：进攻成都时，他就号令军中道：“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平定益州后，他很快便任命刘巴为左将军西曹掾（刘备此时的主要官职是左将军，西曹掾主管府内官吏的任用）；刘备称汉中王，以刘巴为尚书；法正去世后，又将刘巴晋升为尚书令，负责处理日常政务②。这些，充分表现了刘备作为开国君主的雅量。特别是他临终之时，慨然托孤于诸葛亮，嘱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③后人对此或有猜疑乃至诛心之论，但纵观数千年封建社会史，有几个皇帝愿意或者敢于像刘备那样托孤？当然，刘备并非鼓励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而是希望诸葛亮尽力辅之，但如此气度胸襟，仍罕有其匹。还是陈寿在《先主传》末的评价比较公允：“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尊贤礼士的另一面，便是知人之明。用人之长，如重用诸葛亮、庞统、法正，当然是最好的“知人之明”，对此不必多论；而知人之短，也是了不起的“知人之明”。比如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深受诸葛亮赏识；刘备临终前却特别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④后来马谡虽曾在诸葛亮南征时出过“攻心为上”的好主意，但他刚愎自用，丢失街亭，使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毁于一旦，却证明了刘备的先见之明。至于像魏延这样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的人才，刘备用其长而避其短，大胆委以镇守汉中的重任，更是极具洞察力之举，非明君不能为。在这方面，就连素有“知人善任”美誉的诸葛亮似乎也略逊一筹。
作为“枭雄”，史书记载也不少。所谓“枭雄”，意思是“骁悍雄杰的人物”。刘备出身于早已败落的远支皇族之后，家境清寒，既没有曹操、袁绍那样显赫的家庭背景（曹操作为“赘阉遗丑”，虽然家庭名声不及袁绍光彩，但其父曹嵩官至太尉，家资巨富，曹操也因此很早便进入仕途），也没有孙权那样继承自父兄的大片地盘，几乎是白手起家，要想在天下大乱，群雄并立之时开创江山，没有几分骁悍之气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上，“枭雄”恰恰是刘备的一大特色，成为当时许多人对他的定评。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刘表刚去世，鲁肃建议孙权与刘备联合抗曹，便称刘备为“天下枭雄”①。建安十四年（209），当刘备至京城见孙权时，周瑜曾上书孙权，亦称刘备为“枭雄”，主张将其扣留于吴②。次年，周瑜卒，临终前上书孙权，又称“刘备寄寓，有似养虎”。这种骁悍之气，主要表现有四：一是冒险精神。刘备从登上政治舞台之初，便经常亲冒矢石，不避艰险。早年兵少力微，动辄“力战有功”，“数有战功”③，固属必然；赤壁之战，他“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④，也不奇怪。及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争夺汉中之役，他已五十九岁，手下兵多将广，但在“矢下如雨”之际，仍奋勇向前⑤，便可见其冒险精神，至老弥笃了。二是机变权略。建安元年（196），兵败投奔他的吕布趁他与袁术相攻之机，袭取徐州，他失去立足之地，只得向吕布求和，屯驻小沛，可谓能屈能伸。建安三年（198），吕布被擒杀后，他随曹操至许都，可谓暂栖虎穴。建安四年（199），与曹操对食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时，他借雷霆之威掩饰震惊之情，可谓随机应变。随后以截击袁术为名，离开许都，从此摆脱曹操控制，可谓见机而作。凡此，均可见其机变权略。三是坚忍不拔。在汉末逐鹿天下的群雄中，刘备屡遭挫败，有时甚至败得很惨；但他从不灰心丧气，而是败而不馁，折而不挠。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他每每转危为安，终于在诸葛亮的辅佐下，成为三分鼎立中的一方。四是某种程度的霸道。最典型的是杀张裕之事。张裕原为刘璋从事，刘备入蜀与刘璋相会时，与裕互相嘲弄，裕因刘备无须，戏称其为“潞涿君”（谐“露啄君”之音）。刘备因其不逊，积怒在心。后因张裕私下对人说：“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这确是大为犯忌之言，刘备乃以“漏言”之罪，下令诛之。诸葛亮上表询问为何要将张裕处死，刘备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⑥这就有些强词夺理了。尽管这种霸道行径不多，但足以使人看到，刘备毕竟不可能避免封建君主固有的专制性。
纵观历史，那些在乱世中崛起的、真正有所作为的开国之君，差不多都有几分骁悍之气。从汉高祖刘邦到唐太宗李世民，从宋太祖赵匡胤到明太祖朱元璋，均可称为枭雄。而在封建时代，枭雄与明君并非截然对立，而往往是同一君主的不同侧面。从人们公认的明君唐太宗身上，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吗？
（二）强此弱彼，有得有失
罗贯中在描写《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时，以历史人物刘备为原型，同时根据封建时代广大民众对政治家的评判和选择，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审美倾向，着力突出其明君形象，而有意淡化其枭雄色彩。
首先，作品多方表现了刘备的宽仁爱民，深得人心。《三国演义》第1回，写刘关张桃园结义，其誓词便赫然标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八个大字。这既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又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一面道德旗帜。从此，宽仁爱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刘备区别于其他政治集团领袖的显著标志。他第一次担任官职——安喜县尉，便“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督邮索贿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纷纷为之苦告（第2回）。此后他任平原相，已被誉为“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太史慈语，见第11回）。陶谦临终，以徐州相让，刘备固辞，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州，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12回）曹操擒杀吕布，离开徐州时，“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第20回）这表明他占据徐州的时间虽不长，却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严重挫折，不得不到荆州投奔刘表，受命屯驻新野时，他仍以安民为务，因此“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第34回）新野百姓欣然讴歌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第35回）
从建安六年（201）到十三年（208），刘备寄居新野达七年之久，在他辗转奔走的前半生中，这算是时间最长、相对安定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刘备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并接受“水镜先生”司马徽的批评，一面把人才置于战略的高度，努力求贤；一面更加重视争取民心，为重新崛起准备条件。当曹操亲率大军南征荆州，刘琮不战而降之时，刘备被迫向襄阳撤退，新野、樊城“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到了襄阳城外，刘琮闭门不纳，蔡瑁、张允还下令放箭。魏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卖国之贼！”刘备见魏延与文聘在城边混战，便道：“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于是“引着百姓，尽离襄阳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阳城中百姓，多有乘乱逃出城来，跟玄德而去。”（第41回）就这样，在建安十三年秋天的江汉大地上，刘备带领十余万军民，扶老携幼，上演了“携民南行”的悲壮一幕。如此撤退，显然有违于“兵贵神速”的军事原则，对保存实力、避免曹军追击十分不利。故众将皆曰：“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明知此言有理，却泣而拒之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行至当阳，果然被曹操亲自率领的精兵赶上，十余万军民顿时大乱。刘备在张飞保护下且战且走，天明看时，身边仅剩百余骑，不禁大哭道：“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同上）这一仗，刘备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在道义上却赢得了极大的胜利。这种生死关头的选择，决非一般乱世英雄的惺惺作态所能比拟。从此，刘备的“仁德爱民”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他迥别于其他创业之君的最大的政治优势。
其次，作品竭力渲染了刘备的敬贤爱士，知人善任。其中，他对徐庶、诸葛亮、庞统的敬重和信任，都超越史书记载，写得十分生动感人；尤其是对他与诸葛亮的鱼水关系的描写，更是具有典范意义。
历史上的徐庶，归属刘备的时间不算长，除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外，在政治、军事上发挥的作用也不算大，《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仅云：“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曹公来征……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诸葛）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而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一见徐庶，便坦诚相待，拜为军师，委以指挥全军之责。在先后打败吕旷兄弟、曹仁之后，刘备更视徐庶为天下奇才。而当徐庶得知母亲被曹操囚禁，辞别刘备时，刘备虽然难以割舍，但为顾全其母子之情，仍忍痛应允。分别的前夜，“二人相对而泣，坐以待旦。”次日一早，刘备又亲送徐庶出城，置酒饯行；宴罢，仍“不忍相离，送了一程，又送一程。”直到徐庶骑马远去，刘备还立马林畔，“凝泪而望”（第36回）。这些描写，尽管主要是为“走马荐诸葛”和“三顾茅庐”作铺垫，却足以见出刘备求才之诚，爱才之深，颇具艺术感染力。
对于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信任与倚重，《三国演义》更是作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历史上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之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仅有一句话：“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而《演义》却以两回半的篇幅，精心设计，反复皴染，将“三顾”的过程写得委婉曲折，令人悠然神往。刘备初见孔明，便屈尊“下拜”；听罢隆中对策，先是“避席拱手谢”，继而“顿首拜谢”；乍闻孔明不愿出山，当即“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及至孔明答应辅佐，又不禁“大喜”。这些充满理想色彩的细节，把刘备求贤若渴的诚意渲染得淋漓尽致。诸葛亮出山以后，《演义》又充分突出其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竭力强调刘备对他的高度信任与倚重。我在《忠贞智慧，万古流芳――论诸葛亮形象》一文中分析道：
历史上的诸葛亮，尽管一出山就与刘备“情好日密”，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却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机制，这也是很自然的。……然而，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却把诸葛亮写成一 开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大大提高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描写，大大超越了历史记载，使诸葛亮始终处于刘蜀集团的核心，地位明显高于所有文武官员，而又使读者觉得可信。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前屡遭挫折，而得到诸葛亮辅佐之后则节节胜利，两相对照，读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刘蜀集团的成败安危，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
历史上的庞统，在刘备领荆州牧后归之，开始“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后经鲁肃、诸葛亮荐举，“先主见与善谭，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②《演义》则在史实的基础上，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写庞统刚投奔刘备时，刘备以貌取人，命其为耒阳县令；一旦得知庞统半日了断百日公务，刘备立即自责：“屈待大贤，吾之过也！”及至看了鲁肃的荐书，听了诸葛亮的评价，刘备“随即令张飞往耒阳县敬请庞统到荆州”，并“下阶请罪”，遂拜庞统为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赞方略”（第57回）。如此虚己待人，不能不令贤士感动。这种君臣遇合，鱼水相谐的关系，乃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最渴望的理想境界。
总之，宽仁爱民和敬贤爱士这两大品格的充分表现，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摆脱了以往三国题材通俗文艺中刘备形象的草莽气息，成了古代文学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范型。
对于刘备的枭雄色彩，《三国演义》有意加以淡化，或者不写，或者来个移花接木。最明显的例子是“鞭打督邮”。按照《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和裴注的记载，历史上鞭打督邮的本来是刘备。事情的经过是：由于朝廷下诏，要对因军功而当官的人进行淘汰，正在当安喜县尉的刘备担心自己用鲜血换来的官职也可能保不住；正好督邮来到安喜县，准备遣还刘备；刘备前往馆驿求见，督邮却称病不见；刘备一气之下，带人闯入馆驿，将督邮捆起来，绑在树上狠狠打了一顿；然后解下自己的印绶，挂在督邮的颈子上，扬长而去。历史上的刘备原本号称“枭雄”，性格刚毅，此时又年轻气盛，受到欺辱时自然不愿忍气吞声，这样做也并不奇怪。
但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为了把刘备塑造为理想的“明君”，便把此事移到张飞头上，这样既不损害刘备“宽仁长厚”的形象，又有利于突出张飞性如烈火、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可谓一举两得。本文第一部分剖析的刘备枭雄性格的四个主要特点，《演义》着重表现了其坚忍不拔的毅力，对其机变权略也有所表现，这里不作详论。如此安排，自然是为了有利于突出刘备的“明君”形象，但也存在两个明显的弊病：其一，强此弱彼，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其二，过分淡化刘备的枭雄色彩，无形中降低了刘备作为刘蜀集团领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使这位历尽艰辛的开国明君少了几分英雄之气，却多了几分平庸之感。（未完，待续）
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②《三国志·蜀书·刘巴传》。
③《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④《三国志·蜀书·马谡传》。
①见《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②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③《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④《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韦昭《吴书》。
⑤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注。
⑥见《三国志·蜀书·周群传》附《张裕传》。
初稿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修订稿收入拙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②《三国志·蜀书·庞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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