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电视指南杂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管）
本刊主编：温静
在当下所有电视节目的类型群体中，《等着我》都称得上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其强烈的社会公益质感，近乎标签化的服务属性，以及自播出以来所引发的强烈的社会反响，都让它显现出不同寻常的亲民意味。
或许节目自身的调性决定了它在娱乐感性上的稍嫌不足，但作为一档主打真情实感、呼唤真诚与感动的大型公益性寻人节目，其稀缺性一目了然。尤其是在电视节目普遍娱乐化的当下，这档节目的存在本身就值得受到尊重。
《等着我》得以延续至第四季，一方面得益于背靠央视这样的权威媒体，同时也与制片人杨新刚以及他的制作团队始终如一的努力和坚持不无关系。
刚入行时，杨新刚跟着领导在一家饺子馆吃饭，席间被问到自己最大的理想是什么，他几乎毫不思索地回答想做一档大家都知道的节目。“原因嘛，因为当时我也做了一些节目，但是和朋友吃饭聊天时，人家问我做过什么节目，我说了节目名字后对方也礼貌性地表示知道，但说出来的内容根本不是我做的那档节目，类似的情况还蛮多的。”
在先后制作过《状元360》《走进科学》后，从2014年至今的五年时间里，杨新刚一直在做《等着我》这档如今已被大众熟知的节目，当初的理想也已变成了现实。
《等着我》总导演杨新刚
然而，正是在制作《等着我》的过程中，他的想法却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看到这档公益性十足的节目仅网站报名量就已达到50万人，且线下还有超过20万人在自发担任志愿者的时候，一种深深的触动感正在一点点改变着他的固有认知。如何能实实在在地帮助到更多人，成为驱动他和他的团队的全部动力。
“虽说每季节目能够帮助到的人大概在150人左右，但是有几十万人在踊跃报名和担任志愿者，节目的价值和意义就出来了。我们只是做了点有意义的事，离情怀还差得很远。但目标就摆在那儿了，我们有压力，更有动力。”
访谈实录
温 静：做《等着我》这档节目的初衷是什么？
杨新刚：从一开始，我就把这档节目定位为大型的电视公益广告，希望观看节目的人越来越多，吸引更多的人来我们节目报名，进而去公安部的DNA库里采血，最后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家庭“重聚团圆”。
现在节目已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帮助，节目的美誉度也提高了，之后很多的基金组织愿意跟我们节目合作，所以才有机会成立圆梦基金。另外，我们节目曾在30分钟募集到了70多万的款项，使求助人最终及时得救。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个大的电视公益广告，这些都不会有的。
温 静：您觉得《等着我》这档节目的社会意义在哪里？
杨新刚：第一，它能实实在在地帮助到求助人，最好的就是现场直接团圆。即使现场留有遗憾，我们也会继续追踪，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这是肯定的。
第二，节目传达的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虽然你流着泪看完节目，但事后会觉得心里暖暖的，甚至会产生幸福感。
第三，依赖央视平台的力量和《等着我》节目IP的影响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如果单从电视传播的角度来说，每季节目能够帮助大概150人。但网站上还有50多万人在求助，栏目组与20万志愿者同步线下协助寻人。
温 静：您如何平衡节目的公益属性和收视表现之间的矛盾问题？
杨新刚：我个人觉得娱乐不等于收视，收视也不等于娱乐，因为《等着我》这档节目较高的收视率，明显摆在那里，这是事实。另外，这档节目是以强故事为导向的，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天然就有吸引力。
当然，市场上确实需要一些娱乐向的节目，因为大家需要欢笑，而我个人也并不排斥娱乐，但坚信观众口味的多元化，他们需要快乐，需要感动，需要同情心和爱心的释放等等。
温 静：您如何看待《等着我》这档节目的生命力？
杨新刚：我觉得这档节目是有它的生存空间和市场的，如果连这样的节目都没有生命力了，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去看什么？所以我希望它至少可以“活”十年以上。虽然这看起来挺难的，但关键是我们怎么去做。如果一直做得很好，十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每一季我们都有创新的“冲动”，比如说在形式、环节，甚至是道具上去做一些调整，但后来发现，无论增删哪一部分，都会影响节目的完整性和观感，所以在“硬件”上，我们基本上没有做太多的改动，否则很可能会影响节目自带的“味道”。
就节目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我们进行了相应的变化。比如说这一季节目中，会有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寻找自己的“战友”；来自坦桑尼亚的老穆来节目找寻他在半个世纪前、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时相识的中国朋友老杨，据说这一期节目在非洲也热播了一阵。
《等着我》这档节目具有“四真”的重要特质，即真实、真情、真人、真事，其中人是最重要的。对于导演而言，能不能把住这个人物，如何撕去他（或她）身上伪装的标签，呈现更为真实的一面，是最考验人的地方。
温 静：节目做到第四季，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让您感触深刻的事情吧？
杨新刚：太多了！我们两个月录一次节目，等正式录制时才发现有的老人已经不在了，这种事情会让我和我的团队觉得特别难受。所以现在只要听到是这样的情况，马上就会派外拍组“杀”过去拍片，不会再等到演播室录节目那天了，因为真的不想再有这样的遗憾了。
有时候我们导演组会集体给求助者鞠躬，感谢他们在节目中的“真诚”呈现。而这些质朴的求助者为表示对我们帮助他们找到亲人的感谢，甚至给我们导演下跪，这种互相体谅和感动，我觉得弥足珍贵。
当然，这对我们的编导也是一种考验，他们也在不断地成长成熟。他们对求助人真的很用心，从接触到这个选题开始，就要不停地打电话，每个求助人至少平均要打3天的电话量，而这只是了解阶段。
等当面见到了求助人时，还需要更漫长的交流过程，有时候还要“斗智斗勇”，如何捕捉和呈现其最真实的一面，这每一步其实都是一次考验。
温 静：这样说来，这档节目的工作强度就很大了，这么大的工作量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应对下来的？
杨新刚：我们这支团队的核心导演有9个人，其中年龄最大的生于1985年，最小的1992年。最近刚刚引进的7个新人导演中最小的是1996年的。这些年轻人的抗压能力都很强，也都很乐观，能在克服各种问题的前提下始终保持着十足的冲劲。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一位导演在医院里打着吊瓶，时间紧急，干脆就把当事人约到自己病房里就地采访。
现在整个团队已经磨合得很默契了，所以节目的录制过程一直都很顺利。但前期的准备工作，也并不轻松，基本上每天都是早上9点开始，深夜3点结束。
温 静：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会采取怎样的处理方式？会和团队的成员发火吗？
杨新刚：我在生活中会比较平和一些，也不爱批评人。但我基本都是在节目制作过程中“发火”，本来一个特别好的节目，结果录废了，就特别心疼。本来录得挺好的，结果后期剪的时候感觉根本就不对，那个时候我就会发两句牢骚，但其他时候都还好。
温 静：“发火”的最大程度就是吐槽两句？
杨新刚：你是说我冲他们发火？还不如说他们冲我发火更合适呢！（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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