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17日，作曲家聂耳在日本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身亡。
聂耳(学名聂守信)1912年生于云南,聂耳先后写有《码头工人歌》、《毕业歌》、《大路歌》、《新女性》、《义勇军进行曲》等30余首歌曲。
其中《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回顾聂耳短暂的一生，在他的书信和日记里经常提到一个被称为“三人”的女性：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很想念“三人”，前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是多么快乐地玩。
四月六日。想到“三人”，当然很够回味。
五月三日，不写“三人”的信，总觉心不安。
五月十七日，说到真正的能同走一条路，同一思想行动，还是我的“三人”好。好久没有接她的信，不知她还是以前的思想吗？今晚接由上海转来的她的信，安慰了许多。
六月十五日，昨晚3点钟才睡，给“三人”写信，要她勇敢地出来。
六月二八日，接母亲亲笔写来的信，她谈到我的婚姻问题，她想去问问“三人”家。
这个“三人”，就是聂耳的初恋女友袁春晖。
最右边的是袁春晖
在这张老照片的背后,还有聂耳写的一首小诗:
记得你是一朵纯洁的白兰，
清风掠过，
阵阵馨香，
我心如醉，
愿人世间常留你的芬芳。
记得你是一只小小的鹂莺，
百转千回，
娇娆娉婷，
声声迎来阳春似锦，
辽阔大地，
请和我共鸣。
17岁的聂耳在省立师范读书时的照片
1928年，17岁的聂耳在云南省立一师读书时，经朋友张庚候介绍，认识了在“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预科班读书的学生袁春晖和她的姐姐袁令晖。
由于大家都喜欢音乐，就常在一起吹拉弹唱。张庚候和聂耳负责伴奏，袁家两姐妹唱歌跳舞。
袁春晖的父亲原为省立一师国文教员，早已病故。和聂耳一样，她也是靠母亲抚养长大。两人有共同的爱好、相似的家庭处境，因而互生同情之心，经常在一起交流音乐，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聂耳有弟兄4人，他是最小的一个，所以朋友们都叫他“聂四哥”。他喜欢养狗，别人送给他一只小黑狗，经常跟在他后面跑来跑去。袁春晖跟他开玩笑，不叫他“聂四哥”，却叫他“聂四狗”。聂耳也给她取了一个诨名叫“吹吹灰”，这三个字的音调和她的名字很相近。
到了节假日，他们常相约去打网球，去较远的风景区旅行。每次见面，聂耳总要给袁春晖带一些吃的东西。有时是松子、瓜子，有时是几块糖。一次，袁春晖无意中提到，她听说有一种很贵很好吃的糖，叫“巧克力”，可她还从来没有见过呢！
聂耳便暗暗记在心里，攒下钱为她买了一块。这是袁春晖第一次吃“巧克力”。
袁春晖家有一棵开得很好的缅桂花树，开花的夏天，她常常摘下一朵，用棉线拴好之后，挂在胸前的纽扣上。聂耳非常喜爱缅桂花，特别爱闻干枯后的缅桂花的清香味。每次见面，聂耳总是把袁春晖胸前的缅桂花要去，夹进各种书里，并且一直把这些花瓣带在自己身边。直到他在日本鹄诏海滨遇难后，人们在清理遗物时，还发现不少他从昆明带去的缅桂花瓣。
1930年1月15日，聂耳在日记中写道：
晚上，天空悬挂着一个非常明亮的月亮，张君同我散步到翠湖，我有一种想法：
1、我不能够把C从我的“想念”里除去。
2、我不能把C从我的“爱慕”中除去。
3、若我同C离别，我没有把握我会同另一个人好。
4、若是我牺牲了我的想念，我不可能满足C的希望。
5、其“结果”是：我艰苦地进行我的“想念”
日记中的“C”即是对于袁春晖所用的代号。
1930年7月初，19岁的聂耳从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本来他已答应玉溪县的教育局长，准备回故乡任教，但因他参加学生运动被叛徒出卖，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才临时决定于7月10日离开昆明，顶替他三哥聂叙伦到上海的“云丰申庄”去当店员。
聂耳离开昆明到上海之前，两人的最后一次约会是在常去的玫瑰田边度过的。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过，从此以后竟会永别。
聂耳到上海工作后，给袁春晖写过不少信。他希望等自己积攒了一笔钱以后，把她接出去外面学习音乐，但这种愿望却一直无法实现。
据《聂耳全集》编者说明中讲：“由于时间相隔久远，当中又几经战乱，聂耳的大部分信件都已经散失。如聂耳给女友袁春晖的上百封信，抗日战争时均毁于日本飞机对昆明的轰炸之中。”但我们从现存的《聂耳日记》中仍然可以见到聂耳与袁春晖通信的记录，有近20次之多。
聂耳与袁春晖的爱情关系，尽管袁春晖从未向家长正式讲过，但家长还是知道的，她母亲对此一直持有异议。加之聂耳又千里迢迢一直在外闯荡，永无归期，最后，袁春晖只好屈服于家长的意志，与一个青年商人结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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