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一部叫做《二十二》的講述慰安婦倖存者的紀錄片擾動了安靜的暑假。不管是製作、宣傳還是內容，這部紀錄片都充滿了故事。眾籌集資拍攝、從《三十二》到《二十二》的無奈辛酸、半個娛樂圈幫忙宣傳、自媒體紛紛安利，為了支持這些遭受過苦難的奶奶們，為了銘記那段屈辱的歷史，為了讓迫害者懺悔，為了公平與正義，大家也紛紛走進電影院去為影片貢獻票房。
《二十二》
很多人在看過《二十二》後，覺得紀錄片拍攝手法並不高級，素材不詳實，內容不銜接，甚至整個觀看過程略顯無聊，質疑它在消費慰安婦這個群體。
但是我覺得影片的意義高於影片的質量，而且這正顯示了導演的態度，他對這個群體比誰都尊重，他並不想打擾那些奶奶們現在的生活，也不能夠殘忍的去逼她們回憶那些恐怖的經歷，所以他做的更多的是單純的記錄，記錄她們現在的生活，記錄她們的頑強，所以我們看到了那群被遺忘的人，看到了她們現在生活的還好，看到了生命的韌性，也看到了她們偶爾的失神和眼睛透露出的悲傷。
《二十二》上映一個月之後，不遠處的韓國上映了一部商業片，叫做《我能說》，同樣也獲得了極高的評價。
它彌補了我們在看完《二十二》之後的那些遺憾，比如看完了之後，感覺很無力。無力在看著這些倖存者慢慢老去，無計可施；無力在除了去影院支持，大多數的我們還能做什麼？
它用另一個角度去詮釋那段歷史，用另一種更加積極的方式去表現慰安婦這個群體的生命的張力，它告訴我們要去鬥爭，要去行動。這可能也是中國與韓國在慰安婦問題上表現出的差別。
《我能說》
電影《我能說》是以2007年2月15日參與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環境小組委以“受日軍加害者人權保護”為主題的聽證會的日軍慰安婦受害者李容秀、金群子老人為原型。
《我能說》中的羅玉芬，是一個慰安婦倖存者，但是她一直因為對媽媽的承諾，隱藏自己的身份生活，因為媽媽告訴她這是屈辱。街坊鄰里都不知道她從前是做過什麼的，她也沒有參與國家關於慰安婦受害者的登記。
她在大家的眼中是跟別人身份沒有差別的老奶奶，就是性格比較奇怪，因為她特別愛管閒事和打抱不平，經常拿著相機拍照舉報一些違法違規的事情，導致公務員們見到她就頭疼，私底下給她起外號“鬼怪奶奶”，但是，相處久了，大家也都喜歡上了鬼怪奶奶的直爽性格。
同為慰安婦的正心，鬼怪奶奶的最好的朋友，跟她很不一樣。正心一直在到處奔走、到處作證，希望讓日本人道歉。
好友正心的病重和遺留的信，讓鬼怪奶奶不想再履行跟媽媽的承諾，準備公開自己的慰安婦身份，為美國的聽證會作證。
不同於《二十二》中對於倖存者的純記錄與不打擾，《我能說》更進一步揭示了慰安婦倖存者的心理與生活。鬼怪奶奶被解救以後，媽媽告訴她這是屈辱，不讓她跟別人說，兄弟姐妹也因為這個離他而去，所以她一直都是孤單一人，家人的不理解讓奶奶無法正視那段歷史，所以她選擇逃避，選擇把這段屈辱的歷史埋葬。終其一生，鬼怪奶奶都是孤身一人，沒有兒女，羅文姬奶奶的表演十分動人，將那種苦痛表現的入木三分。
影片開始從奶奶頻繁信訪和努力學英語講起，層層遞進，揭示奶奶奇怪性格形成的原因，愛管閒事是因為一個人太孤單了；學英語是因為其實一直想勇敢的說出去。
《我能說》一語雙關，既是指奶奶能說英語，也是指奶奶可以勇敢的正視過去，說出日本的罪行，努力進行演講和抗爭。
影片並不沉重，前半段還充滿了歡樂。奶奶一直在樂觀開朗積極的面對這個世界，她比誰都熱愛自己的生活，熱愛生活在自己身邊的人，可能是因為自己知道這些有多麼不容易。
影片的最後，奶奶勇敢的揭露當初自己受過的傷害，控訴日本的罪行，要求日本的道歉。
我覺得《二十二》和《我能說》，表現了兩種態度，一種是不打擾和銘記她們的苦痛，一種是積極進行抗爭。這似乎也像中韓政府這幾年所做的。中國對慰安婦能夠被道歉所做的努力遠沒有韓國來的多，中國的慰安婦倖存者在老去，而韓國的慰安婦倖存者在鬥爭。
韓國為慰安婦做了哪些？
韓國不管是民間還是政府一直在為慰安婦問題而努力。在公交車上放置慰安婦少女像，每天都經過日本駐韓大使館。
將慰安婦少女像搬到日本駐釜山領事館；將慰安婦少女像在全國投放，做成紀念品。
著名的“星期三抗議”，即倖存者和民間組織在領事館面前示威抗議，要求道歉，已經進行了20多年了。
拍攝慰安婦主題的電影和紀錄片，研究人員積極搜尋日軍的罪證，民間組織將2700份資料交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記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
韓國總統朴槿惠當政時，要求安倍不道歉，兩國絕不開展談話。2015年，安倍就慰安婦問題向韓國書面道歉，並答應投資十億日元給慰安婦援助基金。
我一直覺得“慰安婦”這個名字充滿了侮辱性，因為它是日本人起的，這是他們看待那些迫害者的態度，我更願意稱呼她們為“性奴制度的受害者”。希望社會和國家對這些即將老去的倖存者能有更多的關注和行動，我們不應該坐以待斃，她們需要一個道歉，日本應該為他們所做過的罪行進行真心的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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