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敬人:装帧四十年,做人的道理都在做书里了

“以前做一本书大概一个礼拜可以完成,现在我可能要花一年,甚至四五年来做一本书。中国的书太多了,一年五十万册书,我们能不能少出点书,多出点精品书。

书籍传递给读者一种精神的‘场’——一种气韵、文化的气质。也许现在很多人觉得电子设备会替代书籍,但是我觉得这言之过早。

中国书最美之处——汉字之美。同时我们的阅读也包括编排、装帧方式,以及纸张(宣纸、皮纸、或者毛边纸)带来的飘逸、吸引人阅读的一种特性,也是西方人羡慕的一个元素。再接下来就是中国人的书有着各种各样的形态,如丰富的装帧形式:箱、屉、盒、函、幔、套等。

做书不是简单的装帧,画封面。现代图书设计语言是‘编辑设计、编排设计、装帧设计’,三位一体的书籍设计(book design),再加上信息设计。 ”


导演手记:

与吕老师接触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

他很照顾别人的感受,与他聊天总感觉很舒服。

他会用最实际的答案来解答你心中的困惑。

在我心里 “讲究”“灵感”“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这些都是一些很虚的词,

就像是上天对某个人的眷顾所赋予的他独特的能力。

当我们的个人能力碰到瓶颈的时候总是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没有天赋”“是不是自己缺乏想象力”等等。

这种怀疑的可怕之处是对自我进行否定。

我在吕老师身上能感觉到 “讲究” “想象力” “天赋”这些珍贵的名词,

吕老师把这些词落到了实处,用生活中看的见的东西说明了这些词的渊源。

“讲究” 实际上是遵循规律,遵循做书的规律,遵循设计的规律,遵循信息传达的规律。设计就是驾驭秩序之美,遵循了这些规律你的作品自然就会变得精致,变得讲究。

吕老师将人生的感悟与文化的积淀全部融进一本本书中。

装帧四十年,做人的道理都在做书里了。

吕敬人:装帧四十年,做人的道理都在做书里了

吕敬人与有初记


四十年的责任

吕敬人:装帧四十年,做人的道理都在做书里了

2018年8月8日,“书艺问道——吕敬人书籍设计40年”作品展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开幕,这也是吕敬人首次在故乡呈现自己“四十载书艺问道”。吕敬人书籍设计的40年,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书籍设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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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敬人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时,做的第一本书是《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画完之后很快就印刷了,感到很兴奋。但不久后接到一封信,信里是这样说的:“这个画家没有认真地看文本。书中明显描写了卓娅是褐红色的头发,但是画家画成了褐黄色的”。这封信到我手里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羞愧,这是一个失误。但是我也马上意识到,做书是有责任的。书上写着“插图吕敬人,装帧吕敬人”不只是留下名字,而是一种责任!其中可以体会到做书做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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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摹古却饱浸东方品味,不拟洋又焕发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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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是很讲规则、格律。但在历史发展中,西方书籍的制作文化被引进了。我们往往把中国古代的优秀的设计逻辑淡忘了。

改革开放之后,更是吸纳了西方设计理念,如黄金分割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因为中国在设计方面,会涉及感性多一些,但是在逻辑方面,我觉得还是欠缺的。当我们把西方的逻辑引入,把一本书看作横竖(x、y)轴,制定各种规矩,还有网格设计的产生和矢量关系的设计运用带动生产力的创新,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向西方学习,让我把书设计的更有规则、更耐看、更科学。

我们近代的设计理论主要是从西方引来的,日本的设计理念,也多从西方引进,比如田中一光、福田繁雄、胜井三雄,他们的设计虽保留了东方的味道,但总体还是西方的规制。杉浦康平老师提出的“多主语的亚洲”,改变西方人单一的二元思想,强调东方的思维多元。东方更在意的不是人的主体,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和族群的关系。所以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万物有灵”,这就是“多主语”,所有的自然的现象或一切生物都是有灵魂的,要懂得敬畏与尊重。

现代社会,已经把所有的事物高度浓缩化、提炼化、商品化,毫无瑕疵,而传统民俗中充满了生机勃勃的生命现象,我们要去关注、去眷顾它们。所以我们的设计,不仅要去学习西方的高度的逻辑化、抽象化,而应该关注某种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中西方现代文化的发展,都要两者交替而行,不能只顾一端。


书籍设计的感观传达,有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五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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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敬人在书籍设计中,一直强调“书籍五感”的概念。杉浦康平说过:“书籍五感是从设计思考的开始。”书籍设计的感观传达,有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五个角度。吕敬人尤其重视触觉,从小接触丝绸,触摸细纱、粗纱、绢纱,他的触觉敏感异于常人,这也是纸质书区别于电子书最大的不同之处。

“其他四个感觉都在脸上,只有触觉遍及全身。纸书给人带来的触觉感受,是电子书取代不了的。触感给人带来一系列联想,如强硬、柔滑、苦涩、温馨、冰冷等,会联想到文学性、人性。自然的材质感和设计者赋予纸张所承载信息的表情,传达触觉的感受,享受可触摸的质感。”

书很大的魅力在于“物质性”,这是书籍存在重要因素。也许现在很多人觉得电子设备会替代书籍,但是我觉得这言之过早。书本永远是一种独特的互动式的阅读,线性单向性的阅读是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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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然物质转换成纸,纸上再印字,只要物质存在,书本就存在。更不用说书本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带给读者的还有心灵的启迪。书籍传递给读者一种精神的“场”——一种气韵、文化的气质。

以前美术字都要自己写,现在可能只需要一点击,就能获得各种各样的字体信息。所以我觉得词典、辞书将来可能更倾向于出电子版。电子书还有一大优点就是赋予动感、语音,不仅能阅读还能听书。现在的电子书阅读,依旧停留在相对快捷的阅读模式。快阅读虽然方便,但一本书真正被吸纳,还是要翻来覆去的慢阅读,同时可能还需要及时写下阅读笔记。所有的互动感、参与感,全部都在书的阅读过程中。书本不是一个静态的物质,它是可以反复翻阅或者传给下一位读者,下一位读者甚至还能品味前者的读书笔迹。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动态体验, 一本书能留下历史和生命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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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敬人与贺友直

吕敬人的人生之路上,幸遇两位恩师,对他影响最大,一位是中国插图、连环画泰斗,美术教育家贺友直;一位是日本平面设计大师,被誉为书籍设计界巨匠的杉浦康平。

1973年,“上山下乡”的吕敬人在北大荒“九三”农场遇到了连环画大师贺友直。贺老师对艺术的思索和专业的创作方法,做人做事的态度,严谨的创作风格点拨了吕敬人的艺术之路。这是吕敬人第一次完整体会如何体验生活、寻找信息、寻找素材、重新架构,变成创造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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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敬人与杉浦康平

1989年,因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日本讲谈社的协议,吕敬人被派送日本研修,在杉浦康平先生的设计事务所学习一年。回国后,他又申请自费东渡日本,杉浦康平专门提供了奖学金,他参与了大量实践。

杉浦康平曾在德国大学担任教授,吸纳了西方的逻辑思维,打通了艺术的壁垒。建筑师出身的杉浦康平洞察到书籍的三度空间,他1976年设计的《全宇宙志》,书口部分从左翻起和从右翻起,呈现出不同图像。这为吕敬人设计《梅兰芳》提供了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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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浦康平曾对吕敬人说:“对中国文化,我自己也只是略知一二。你要深入挖掘自己国家的本土文化。你是中国人,不要迷信西方,西方给我们逻辑思维方式。但一定要低下头来倾听、崇拜祖宗创造的文化。” 这对吕敬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杉浦康平被称为“日本信息设计的建筑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创“信息图表”,将繁琐、看不见的信息、数据经过视觉化整理,便于辨别、阅读、记忆。现在吕敬人在图书设计中会主动设计很多图表。吕敬人认为:“在快速阅读的时代,我们需要用最快、最明晰、最有趣的方式留住记忆。”吕敬人回国后在清华美院开设了信息图表设计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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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做事的价值认同是“差不离”,但日本人是“分毫不差”。尤其是杉浦康平老师,在印刷界被称为“魔鬼”,工作态度、生活态度一丝不苟,尊重诚信、尊重对方、尊重工作本身。吕敬人与杉浦老师合作的时候,养成了敬业的习惯,每天从9:30开始工作,直到夜里12点赶上最后一班地铁回住所,至今吕敬人仍然保持着这样的作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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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社会不断发展,意识开放、技术提升,我们的理念为什么不往前一步呢?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希望去推动我从杉浦老师、贺老师和我的前辈们那里得‘道’,也要像他们一样传‘道’。”

1996年宁成春、吴勇、朱虹、吕敬人提出来“书籍设计”的观念,“装帧不是书籍设计的唯一,书籍设计还包括书籍编辑设计、编排设计、装帧设计的整体概念”。

“从1996年至今,中国出现了很多赞同和应用书籍设计理念做书的人。而且他们的书,在国际上被人们认可,一大批人的作品获得了各种国际奖,他们的成功虽不是我的功劳,但这一观念影响了许多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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