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初的小馬車到如今的小轎車，薛浩霖家的出行工具一再升級。
在人們生活水平提高、消費升級的今天，出行的方式越來越多樣化，出門買菜有共享單車，去市中心吃飯有網約車、出租車，到外地旅遊有高鐵、飛機……原先的二八車、小馬車、三輪車、桑塔納等出行工具，隨著家庭交通工具的改革“加速度”發展，漸漸成了一個個記憶中的符號。
從自行車到拖拉機
“以前的人結婚都有‘三大件’，小時候夢想著早點結婚，這樣就能有一輛自行車了。”薛浩霖對童年的回憶，讓人不禁穿越回改革開放初期那個物資匱乏、出行交通工具單一的年代，彼時如果一個小夥子能有一輛飛鴿自行車，足夠引起村民們圍觀。
“那時候三哥在國企上班，結婚時就有了‘三大件’，我經常借來騎，每次村裡的孩子一窩蜂地跟在後面追，別提多風光了。”出生於1965年的薛浩霖彷彿對車子有著天然的喜好，但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自行車對於普通家庭來說仍屬於奢侈品，至七八十年代，自行車和手錶、縫紉機一起，成為結婚必備的“三大件”。作為既能解決出行問題，又能彰顯家庭經濟實力的物件，人們對自行車的重視又遠遠超過了手錶和縫紉機，尤其對青年男性來說，擁有一輛自行車幾乎成了青少年時代的夢想。
薛浩霖依稀記得，30多年前，一輛普通自行車大概要100多元，如果買“飛鴿”、“永久”這樣的名牌價格會更貴，但那時候在單位上班工資才二三十元，他沒有正式工作，自然是買不起的。最關鍵的是，除了價格之外，什麼都要憑票購買的現實讓自行車也極度稀缺。最終，薛浩霖夢想著結婚就能有一輛自行車的願望落空了，如今回想起來仍然覺得遺憾。婚後第一年，為了方便出行，薛浩霖給自己套了一輛小馬車，平時小兩口出門和在地裡拉貨，主要靠這輛小馬車。後來家中耕地從原先的7畝增長到了12畝，小馬車滿足不了生活需求了，25歲那年，他籌錢買了第一臺手扶拖拉機。
“那時候的拖拉機主要是農用，但一家人出行也靠它，拉的人多，裝的東西也多，比自行車還快。”薛浩霖回憶，手扶拖拉機用了沒兩年，因為家裡耕地增加到17畝，他就又買了全村第一臺四輪拖拉機，“那時候鄉下人還沒有私家車的概念，我那輛四輪拖拉機就成了私家車，村裡人要去趟縣城，或者誰家裡有個紅白喜事要用車，全靠我的‘私家車’呢！”
薛浩霖彷彿是一個緊跟時代步伐的人，31歲那年，三馬子（三輪農用車）開始流行。三輪農用車駕駛輕鬆、省油、速度快，很多人都買了，他也就把四輪手扶拖拉機換成了三馬子。因為有了便捷的交通工具，薛浩霖開始琢磨著乾點事兒。他駕著三馬子一邊種地，一邊到距離家鄉60公里外的武威市天祝縣做起了廢品收購生意。
如今生活 從轎車迴歸單車
1999年，34歲的時候，薛浩霖正式從永登大同鎮搬遷至天祝縣華藏鎮，開始了他的廢品收購生意。因為出行需要，薛浩霖又把三馬子換成了微貨車，廢品收購生意也從自己走街串巷向廢品收購物流轉換。到38歲時，他已經擁有了一輛載重5噸的福田輕卡，幾乎壟斷了華藏寺到武威市區整條線路的廢品收購生意，並直接對接各大收購站，生意越做越大。他駕駛著自己的福田輕卡，自己收貨、裝貨、囤貨後，再用半掛車或者火車皮（有這麼大嗎）發往西安、廣東等地，成了當地行業裡的“薛老闆”，出外也開始住賓館、吃大餐。
隨著改革的深化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私家車得以普及。2006年，41歲的薛浩霖有了人生第一輛正兒八經的私家車——桑塔納2000。和以往他手中那些兼顧拉人和拉貨的車不同，這輛桑塔納轎車，是他作為“老闆”身份的象徵。但開了兩年之後，這位薛老闆還是認為，轎車的實用性不大，孩子在外地上學，平時家裡就兩口人，基本沒有多少機會用，於是他又賣掉轎車，買回了一輛皮卡車。
2018年，53歲的薛浩霖手裡還有一輛福田輕卡和一輛皮卡車，但由於廢品行業行情不好，他已經徹底放棄了以前的生意，專職給女兒帶孩子，而這兩輛車，也基本沒有人開了。薛浩霖說，為了方便出行，在銀行工作的女兒去年專門給他買了一輛轎車。但自從市區普及開共享單車之後，他出門反倒不喜歡開車了。
“以前的人生目標就是坐寶馬，現在真的坐上了，倒覺得沒多大意思，還不如自行車好呢。”經歷各式各樣的代步工具和運輸車輛之後，薛浩霖反倒更喜歡現在健康、簡單的生活，如今他和愛人一起照顧兩個外孫，每年外出旅遊，生活愜意。他感嘆，現在出行的方式已經越來越多樣化，出門買菜有共享單車，去市中心吃飯有網約車、出租車，到外地旅遊有高鐵、飛機，就算去了別的城市，各種交通工具也是應有盡有，十分方便，現在已經進入到了出行交通發展的“新時代”，在這個時代，不在於你自己擁有什麼，而是社會上有什麼，你就可以享受什麼，越來越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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