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代，一個新舊交替的特殊時期，在這個時期裡湧現出了一大批文人志士，他們學貫中西，渴望用筆桿子喚醒一代人，救世於苦難。他們單純，他們學做學問，他們也學做人，他們渴望師夷長技以制夷，他們改變不了歷史長河既定的方向，他們只求為當下的青年學子帶來精神上的振奮，使他們不至於被國仇家恨壓彎了腰。
細數民國翻譯那代人，且聽鄙人慢慢道來。
在中國的民國翻譯家中，有這麼一位奇人。他早年留學英國牛津大學，畢業後趕赴國難毅然回國入川。同他一起回國的，竟然有一位英國太太。兩人在英國相識，因對中國傳統文學共同的愛而結緣，最後一起翻譯出了《紅樓夢》。他就是中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
楊憲益出生於貴族世家。他的祖父當過淮安知府，八個兒子都留學國外。楊憲益的父親留學歸來後，成為了天津中國銀行的行長，是當時中國最傑出的金融家之一。進入私塾後，楊憲益每次考試，都考第二，從不考第一。老師說，你稍微讀一下書就會考第一了。楊憲益卻認為，考第二還是第一都沒什麼區別，能多看書才是真的。可能正是由於這種性格，楊憲益的譯文既不失嚴謹又生動活潑，這種風格最適合翻譯中國明清小說。
楊憲益的愛侶戴乃迭女士，是他在牛津的同學。戴乃迭，1919年生於北京一個傳教士家庭。7歲時返回英國，進入教會學校。1937年考入牛津大學，學習法國文學，後轉攻中國傳統文學。楊憲益和戴乃迭在牛津相遇，因興趣相投，逐漸走到了一起。楊憲益晚年回憶說，他愛戴乃迭，除了為她驚人的美麗所吸引外，還發現她有一顆質樸的心。她清新脫俗沒有英國上流社會女孩常有的虛榮與勢利，這在“中國上層的小姐們之中也很少見”。因為戴乃迭熱愛翻譯，楊憲益也不做它想，夫妻倆雙宿雙飛的做了一輩子翻譯。
楊憲益只用了5個月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就通過牛津入學考試。他在牛津的師兄錢鍾書則認為，楊憲益是當時在牛津為數不多的十幾個中國人中，“唯一還可以談一談的”。24歲時他一口氣把《離騷》按照英國18世紀的英雄雙行體的格式翻譯了出來。之後的成就更不必說。楊憲益是把《史記》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譯的《魯迅選集》是外國的高校教學研究通常採用的藍本；與夫人合作翻譯的三卷本《紅樓夢》，和英國兩位漢學家合譯的五卷本(譯名《石頭記》)一併，成為西方世界最認可的《紅樓夢》譯本……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從先秦散文到現當代作品，楊憲益夫婦聯袂翻譯了共百餘種作品近千萬字，這在中外文學史上都極為罕見。楊憲益著有自傳《漏船載酒憶當年》，中文本於2001年出版。
中國翻譯家協會授予楊憲益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楊憲益是繼季羨林後獲得該獎項的第二位翻譯家。有人說他“幾乎翻譯了整個中國”。
楊憲益在翻譯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和夫人一起，翻譯出了《紅樓夢》。上文所述的翻譯家都是外文翻譯成中文，而楊憲益的成就，則是將中文向國際輸出。他選擇了《紅樓夢》，這本被很多人看作“不可譯”的小說。
翻譯《紅樓夢》是一個艱鉅的任務，因為曹雪芹在原著中採用了大量的比喻、隱喻、象徵等修辭手法，一箇中文環境長大的人都不見得能夠懂得全部的意思，何況翻譯給外國人看了。當時，流傳甚廣的《紅樓夢》譯本是英國漢學家大衛·霍克斯翻譯的《石頭記》。
總的來講，楊憲益的翻譯風格是充分還原原文中的信息，最大程度忠實於原文。對於《紅樓夢》中的很多雙關語，楊憲益採取了直譯，然後註釋的方法。如對“王仁”這個人名的翻譯，中文讀者知道它代表“忘仁”。楊憲益譯作：“Wang Ren (forgetting humanity)”，而霍克斯則僅僅翻成“Wang Ren”。對於書名的處理，楊譯本直譯為A Dream of Red Mansions，霍譯本為The Story of theStone，前者原汁原味，後者避開了西方人不易理解的“紅樓”的意象，換為“石頭”，是一種妥協。時至今日，楊憲益和戴乃迭的《紅樓夢》譯本，仍是西方學者瞭解該書最重要的譯本。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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