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世界平均水平、發達國家水平相比, 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均資本都較低, 有必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增加勞均資本, 推動勞動生產率既快又穩增長。
一、勞動生產率在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均資本推動下快速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8.67%。1952年我國勞動生產率為1760元/人 (2015年不變價, 下同) ;1980年增加到4424元/人, 這一水平僅相當於當時世界平均水平的7.2%;2016年提高到95175元/人。1952—2016年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6.43%。其中, 改革開放前 (1952—1978年) 、後 (1978—2016年) 年均增速分別為3.25%、8.67%;經濟快速增長時期的1991—2008年, 勞動生產率從6947元/人增至46816元/人, 年均增速高達11.88%;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 勞動生產率增長率降至9.27% (表1、圖1) 。
表1 勞動生產率變化 (2015年價)
圖1 勞動生產率增長率
資料來源:根據相關年份《中國統計年鑑》數據計算
從增長來源看, 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均資本推動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方面, 1978—2016年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達到2.8%, 其中1991—2008年年均增速達到3.6%, 高於甚至遠高於同期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速。2008年全要素生產率驟降至2.6%, 並一路下降到2016年的1%。這一時期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 一是受趨勢性因素影響, 幾乎所有經濟體在從高速增長過渡到中速增長時, 全要素生產率都會出現明顯下降 (國家發展改革委投資研究所, 2015) 。二是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紅利對資源配置效率改進作用的減弱, 以及與技術前沿國家技術水平差距縮小和技術追趕難度增大, 技術進步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貢獻趨於下降。三是受外部需求不足等週期性因素和內部結構性矛盾影響, 生產能力未能充分釋放, 而全要素生產率的核算總是以“餘值”形式出現, 當經濟持續面臨較大下行壓力時, 剔除勞動、資本要素後的“餘值”必然減少。勞均資本方面, 1978—2016年, 資本回報推動下的資本廣化和深化特徵明顯, 勞均資本年均增速達到8.9%。改革開放以來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均資本的增長推動勞動生產率持續快速增長。
從三次產業看, 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主要來自各產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產業間勞動力流動。採用Fagerberg的“轉換份額法”按三次產業對全國勞動生產率進行分解發現, 改革開放以來, 各產業勞動生產率上升與行業間勞動力流動的相互影響對全國勞動生產率的貢獻 (鮑莫爾效應) 最大, 為51.6%;各產業勞動生產率上升對全國勞動生產率的貢獻 (純生產率效應) 次之, 為45.8%;各產業勞動生產率保持不變而勞動力在行業間流動對全國勞動生產率的貢獻 (丹尼森效應) 最小, 為2.6%。
從地區看, 隨著全國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提高, 省級層面勞動生產率水平差距擴大, 但勞動生產率增速差距在縮小, 東部在勞動生產率水平和增速上存在“俱樂部收斂”現象。
從所有制看, 國企、外資的勞動生產率較高, 私企、港澳臺企較低。主要原因是國企集中於能源、公用事業等勞動生產率較高的領域, 外企集中於勞動生產率較高的計算機、通信、汽車、電氣等成品和半成品領域, 私企則集中於競爭程度較高、勞動生產率不高的部分成品和半成品、基礎材料領域。國企內部勞動生產率高低分化比私企嚴重, 在以國企為主、同時分佈有外企的公用事業領域, 國企勞動生產率明顯低於外企。
二、勞動生產率較低的原因是全要素生產率低和勞均資本少
在數據可信度驗證基礎上, 通過與世界各經濟體比較找位置, 與發達經濟體比較找差距, 與部分經濟體勞動生產率水平相近時期比較找原因, 我們發現, 我國勞動生產率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全要素生產率較低和勞均資本較少。
(一) 我國勞動生產率水平較低, 增速遠高於其他經濟體
我國勞動生產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 僅為G7平均水平的1/4。根據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發佈的數據計算, 2016年, 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平均勞動生產率為51921美元 (各國GDP按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的2011年不變價美元計, 下同) , 我國為23486美元, 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45.2%、G7國家平均水平的25.6%、OECD國家的27.8%、亞太地區的46.9%, 拉美國家的65.5%、金磚國家的73%, 僅為美國的19.7%、法國的24.3%、加拿大的26.2%、德國的26.4%、意大利的26.6%、英國的27.4%、日本的31.4%, 差距明顯 (表2) 。
我國勞動生產率增速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儘管我國勞動生產率水平較低, 但增速很快。2001—2016年, 世界各國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速為1.4%, 我國的年均增速為7.7%, 是世界年均增速的5.5倍。同期, OECD國家、金磚國家、亞太經濟體、拉美國家勞動生產率的年均增速分別為1.1%、2.4%、3.3%、1.1%, 我國的年均增速分別相當於這些組別經濟體年均增速的7倍、3.2倍、2.3倍、7倍 (表3) 。與G7比較, 我國2001—2010年、2011—2014年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速分別為9.3%、5.2%, 而G7同期的年均增速分別僅為0.8%、0.3%。
表2 我國與主要經濟體勞動生產率比較
表3 單位:%2001—2016年我國與部分經濟體勞動生產率增速
(二) 與各經濟體比較, 我國勞均資本的差距是全要素生產率差距的1.4倍
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3, 勞均資本約為1/2。按照賓州大學國際比較項目發佈的最新數據計算, 以美國全要素生產率為1, 2014年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平均全要素生產率相當於美國全要素生產率的0.64, 我國相當於美國的0.43, 為世界平均水平的67.2%。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平均勞均資本為163538美元, 我國為86902美元, 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53.1%。在決定勞動生產率水平的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均資本兩個因素上, 我國與世界平均水平都存在較大差距, 但勞均資本差距更大 (圖2) 。
我國全要素生產率較低的重要原因是研發效率有待提高。按照世界銀行對研發人員的統計口徑 (包括在校從事研發的博士生) , 2014年我國每百萬人中從事研發的人員數為1113人, 低於日本的5386人、加拿大的4519人 (2013年) 、德國的4381人、英國的4252人、美國的4019人 (2012年) , 低於韓國的6899人、新加坡的6658人、俄羅斯的3102人。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繼2010年超過德國之後, 2013年超過日本, 目前僅次於美國。目前我國研發支出佔GDP比重達到2.1%, 與經合組織經濟體的平均投入水平相當, 高出相近發展階段的其他經濟體約1個百分點 (低於以色列的4.25%、韓國的4.23%、日本的3.49%) , 而最具研發創新價值的三方專利授權量僅分別為日本的1/7、美國的1/6。
圖2 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勞動生產率與全要素生產率、勞均資本 (2014年)
注:樣本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為以當年美國全要素生產率為1的相對值。考慮到巴林、科威特、卡塔爾和沙特阿拉伯這幾個中東小國的發展條件和發展特徵少有普遍意義, 右圖去除了他們全要素生產率大於2.5的觀測值, 圖中包括115個經濟體。資料來源:勞動生產率來源於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 勞均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來源於賓州大學國際比較項目;圖3—圖5同
(三) 與G7國家比較, 我國勞均資本的差距是全要素生產率差距的1.6倍
我國勞均資本為G7國家平均水平的23%, 全要素生產率為G7國家平均水平的52%。2014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為美國的43%、法國的45%、德國的46%、加拿大的55%、意大利的58%、英國的60%、日本的61%, 為G7國家平均水平的52%, 差距明顯。2014年我國勞均資本為86902美元, 為意大利的16%、法國的20%、英國的23%、德國和美國的24%、加拿大的27%、日本的31%, 為G7國家平均水平的23%。我國與G7國家勞均資本的差距是全要素生產率差距的1.6倍。2014年我國勞均資本水平約相當於美國1950年、加拿大1959年、德國1967年、英國和法國1968年、意大利1970年、日本1988年的水平 (表4) 。
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均資本增速均遠高於G7國家。我國2001—2010年、2011—2014年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速分別為3.8%、1.4%, 而G7國家的年均增速分別為-0.03%、-0.14%。同期, 我國勞均資本的年均增速分別為13.35%、11.73%, 而G7國家的年均增速分別僅為4.77%、3.04% (表5) 。正是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均資本的持續快速增長, 才使我國勞動生產率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明顯縮小。
發達國家經歷過持續地增加要素投入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過程。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快速增長時期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喬根森、戈洛和弗勞梅尼 (1987) 分解美國和G7國家二戰後經濟數據後發現, 1948—1979年美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貢獻因素是資本投入。在此期間, 美國經濟年均增長3.4%, 其中資本和勞動投入 (包括資本和勞動力質量的改善) 的貢獻合計為2.6%, 貢獻率在3/4以上。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只有0.8%, 貢獻率不足1/4。同時喬根森 (1995) 還發現, 1960—1995年, G7國家經濟增長中要素投入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於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貢獻, 儘管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也很重要。
發達國家經濟追趕美國時也經歷過資本快速積累的過程。二戰後6個G7國家的勞均資本低於或遠低於美國, 以1950年美國的勞均資本為1, 日本為美國水平的0.1, 意大利為0.31, 德國為0.35, 法國為0.4, 英國和加拿大的勞均資本存量相對較高, 分別相當於美國水平的0.58和0.66。經過近40多年的資本積累後, 到1995年, 6國的勞均資本相當於美國的水平均超過0.7, 到2014年, 6國的勞均資本相當於美國的0.8左右 (圖3) 。
表4 我國與G7國家在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均資本上的差距 (2014年)
表5 單位:%2001—2014年我國與G7國家的生產率增速比較
發達國家也經歷過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接近技術前沿國家的過程。1953年的法國和德國、1957年的意大利、1968年的日本的全要素生產率相對美國的水平分別為0.51、0.43、0.59、0.54, 與2014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相對水平 (0.43) 接近 (圖4) 。此後, 這些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都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持續快速增長, 不斷縮小與美國的差距。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快速增長推動勞動生產率不斷增長, 最終成為發達國家。
圖3 1950—2014年G7國家與我國的勞均資本水平 (以美國為1)
圖4 部分G7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變化
(四) 與40個經濟體勞動生產率水平相近時期比較, 我國全要素生產率較低、勞均資本較高
與40個經濟體勞動生產率水平相近時期相比, 我國全要素生產率較低。有40個經濟體或與我國當前勞動生產率相對水平相近, 或經歷過我國當前勞動生產率的相對水平。2014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為美國的43%, 處於中偏下水平, 高於斯里蘭卡 (2010) 、印度尼西亞 (2013) 等經濟體。多數經濟體的全要素生產率在美國水平的50%以上, 40個樣本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的平均水平約相當於美國水平的60%。在勞動生產率水平相近經濟體中, 我國全要素生產率低。
與樣本經濟體勞動生產率水平相近時期相比, 我國勞均資本較高。2014年我國勞均資本為86902美元, 僅次於牙買加 (126504美元, 2014) 、印度尼西亞 (108304美元, 2013) 、新加坡 (106700美元, 1988) 和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 (87934美元, 2001) 。樣本經濟體勞均資本的平均水平為49298美元, 我國為這一平均水平的1.8倍, 分別為日本 (1968年) 、德國 (1953年) 、法國 (1953年) 、韓國 (1990年) 的2.5倍、2.3倍、2倍、1.5倍。與這些經濟體勞動生產率相近時期比較, 我國資本形成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高。
(五) 從部分經濟體的發展歷程看, 全要素生產率的長期變動趨勢更重要
在勞動生產率水平相近或曾經相近的經濟體中, 全要素生產率排位靠前的部分經濟體的長期發展績效迥異。它們中的一部分保持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持續較快增長, 最終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另一部分的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經過一段時期的較快增長後出現急速大幅下降, 最終陷入增長停滯。前者如臺灣、香港、新加坡等;後者如智利、哥斯達黎加、墨西哥等 (圖5) , 這些經濟體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一度達到很高水平, 如墨西哥的全要素生產率甚至還持續快速增長了一段時期, 但突然出現急速下降, 並難以回升, 這些經濟體恰恰是被認為落入增長陷阱的拉美經濟體。這說明, 對發展中經濟體而言, 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是重要的, 而保持全要素生產率較快增長的持續性更重要。
三、未來全要素生產率相對勞均資本的重要性趨於提高
各經濟體的發展經驗顯示, 隨著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提高, 全要素生產率相對勞均資本對勞動生產率增長的重要性增強, 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來源也會發生明顯變化。
(一) 全要素生產率相對勞均資本對勞動生產率增長的重要性增強
我們運用部分經濟體在與我國2016—2020年、2021—2030年勞動生產率水平相近時的數據, 分析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均資本在推動勞動生產率增長中的重要性變化。按購買力平價法調整並以2011年不變價美元計, 2016年我國勞動生產率為23486美元/人, 2016—2020年, 我國勞動生產率將從23486美元/人增加到30328美元/人, 2021—2030年, 將從30328美元/人增加到52297美元/人。勞動生產率處於23486—30328美元/人之間的樣本數為142個, 處於30328—52297美元/人之間的樣本數591個。
採用的勞動生產率模型形式為:
其中, lp為勞動生產率, tfp、perck分別為全要素生產率、勞均資本。X為一組控制變量, 以控制其他經濟因素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ε為殘差項, 下標i、t分別表示經濟體、年份。
圖5 全要素生產率相對較高部分經濟體的全要素生產率變化
分別利用最小二乘虛擬變量模型 (LSDV) 和固定效應模型 (FE) 進行估計, 結果顯示, 全要素生產率、勞均資本對勞動生產率都有顯著正向影響, 並且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 加入控制變量後, 全要素生產率、勞均資本的係數仍然顯著為正。勞動生產率水平從23486—30328美元/人 (2016—2020年) 提高到30328—52297美元/人 (2021—2030年) , 全要素生產率相對水平的差距每縮小0.01, 所能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幅度在0.3%左右, 而勞均資本每增加1個百分點, 所能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幅度從超過0.25%下降至0.10%。隨著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提高, 全要素生產率相對勞均資本對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性趨於提高。
(二) 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動力和機制會出現明顯變化
2000—2014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2%—3%, 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約為1%。如兩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按此相對速度延續下去, 2020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與美國的比值將由2014年的0.43提高至0.5左右, 2030年將進一步提高至0.6左右。
我們將全要素生產率分解為技術創新、人力資本、制度體系和治理能力四個方面, 並分別選取相應的指標作為定量分析的核心解釋變量, 同時選取經濟發展水平作為控制變量。
採用的全要素生產率模型形式為:
其中, 被解釋變量為全要素生產率 (tfp) , 解釋變量為技術創新 (RD) 、人力資本 (HC) 、制度體系 (IS) 和治理能力 (GR) , X為控制變量;ε為殘差項, 下標i、t分別表示經濟體、年份。
技術創新、人力資本、制度體系和治理能力這四個因素除了單獨影響全要素生產率外, 還通過交互機制影響全要素生產率, 其中主要是人力資本促進技術創新影響全要素生產率, 制度體系和治理能力通過促進技術創新影響全要素生產率, 制度體系和治理能力通過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影響全要素生產率。
我們用兩個指標衡量一個經濟體的全要素生產率:一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動態變化 (rtfp, 以2011年全要素生產率為1) , 反映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的提高程度;二是與技術前沿國家 (ctfp, 以美國為1) 全要素生產率之比, 反映兩國間的技術差距。
樣本涉及世界232個經濟體1950—2014年的數據, 受限於部分數據的完整性, 進入模型的樣本量小於上述數。估計結果顯示, 一是技術創新、人力資本、制度體系和治理能力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顯著。2014—2020年、2021—2030年大部分核心解釋變量的估計係數顯著為正 (表6) , 表明技術創新、人力資本、制度體系和治理能力對全要素生產率有顯著影響, 改進這些因素將不同程度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表6 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因素分析
二是技術創新與人力資本交互影響始終顯著。2014—2020年和2020—2030年間, 技術創新與人力資本交互項的估計係數均顯著為正 (表7) , 技術創新與人力資本的交互機制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髮揮重要作用。此外, 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單獨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也十分顯著。
三是技術創新、人力資本分別與制度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交互機制在2014—2020年間顯著, 2021—2030年間不顯著。表明2014—2020年間, 技術創新與制度體系和治理能力、人力資本與制度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交互機制有助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而2021—2030年間, 上述交互機制對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性下降。
表7 交互機制
需要注意的是, 技術創新、人力資本分別與制度體系、治理能力的交互機制在2020年前顯著而2020年後不顯著, 均來自樣本數據的估算結果, 揭示的是樣本經濟體技術創新、人力資本與制度、治理之間的交互機制隨勞動生產率水平變化的特徵。這種特徵並非直接意味著我國在制度、治理上什麼都不做, 也會“自動地”表現出樣本經濟體在全要素生產率相對水平為0.5 (2020年) 前後的這一特徵。恰恰相反, 樣本經濟體的這一特徵警示我們, 要抓緊時間完善制度體系, 增強治理能力, 使技術創新、人力資本與制度、治理的這種交互作用隨勞動生產率水平變化的特徵顯現出來。
四、通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勞動生產率
為提高生產率構建制度和治理基礎。儘快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 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一是完善產權制度, 實現產權有效激勵。二是重點推進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現代化, 促進提高社會生產效率。建設法治政府, 推進依法行政。轉變政府職能, 深化簡政放權, 創新監管方式。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 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 打破行政壟斷, 防止市場壟斷。推動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三是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按照加快建設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要求, 形成面向全球的貿易、投融資、生產、服務網絡, 構建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 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加快放開部分領域對外資准入限制和股比限制。有序推進資本項目開放, 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創新對外投資方式。以開放促創新促競爭, 推動產品和服務的市場份額向生產率更高的企業轉移, 提高潛在進入者的生產率壁壘, 提高行業整體生產率。
不斷提高研發效率。一是優化研發投入結構, 從重視資金投入向重視資金投入和人員激勵並重轉變。資金投入上避免多頭管理、相互競爭造成地區和部門間低水平重複研發現狀。尊重科研活動特點和規律, 改進科研項目資金管理。改革和創新科研經費使用規定, 促進形成能有效調動科研人員積極性的激勵機制。二是加強不同創新主體間的聯合研發, 從單兵突進向協同創新轉變。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業化為目標、產學研深度融合的研發體系, 鼓勵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聯合研發。打破封閉, 健全軍民深度融合、國防技術聯合研發轉移機制, 以海洋、太空、網絡空間、生物、新能源等軍民共用性強的領域為重點, 推進軍民融合創新。三是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從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變。落實《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 健全科技成果市場化定價機制。保護創新者的創新收益, 給予社會創新致富、創新成名成家的預期。完善科技成果處置、收益和分配政策。四是營造良好的科研創新環境, 從主導向服務轉變。圍繞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 搭建科學技術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平臺, 提供必要的公共科學技術支持。推動創新要素向市場和企業集聚, 優化創新資源配置。進一步加大創新扶持、成果轉化和市場吸收的資金支持。
持續積累人力資本。一是優先發展教育事業, 實施健康中國戰略, 將人力資源優勢轉化為人力資本優勢。加快教育現代化, 基礎教育普及高中階段教育, 有條件的地區將義務教育向學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延伸。高等教育要適應創新發展要求, 加強中高端人才培養。完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完善國民健康政策, 為國民提供全方位全週期健康服務。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 增加公共財政投入, 增強健康服務供給適應需求變化的能力。支持社會辦醫, 發展健康產業。二是推進教育醫療資源均等化配置。明確義務教育、基本醫療的地方事權和不同層級地方政府的財政分擔責任, 特殊困難地區中央財政給予必要的經費支持。制定並限期實現省內義務教育、基本醫療資源配置均等化標準。優先改善中西部和農村邊遠貧困地區學校和醫療機構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推動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和全科醫生隊伍建設。持續推進教育醫療資源向農村、基層以及弱勢人群傾斜, 打破低收入群體人力資本的代際傳遞。
全方位提高資本配置效率。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 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性作用。投資主體上, 政府投資向公益性和外部性領域集中, 國企投資向準公益性領域集中, 民間投資非禁即許。有效實現政府投資提供公共產品和矯正外部性、國企投資維護和增進公眾利益、民間投資增強產業競爭力和國家競爭力的職能, 提高資本配置整體效率。資金來源上, 嚴格約束企業過度包裝上市、圈錢套現等不規範行為, 加強國有商業銀行和國企信貸約束, 境內投資和對外投資都要嚴守商業審慎原則, 減少低成本甚至無成本融資導致資本低效配置問題。投資方式上, 公益性和準公益性領域, 在用好直接投資、資本金注入、投資補助、貸款貼息等傳統投資方式基礎上, 儘快統一PPP管理政策和規則;競爭性領域, 用好傳統投資方式的同時, 積極探索並嚴格規範地方各類政府投資引導基金, 通過政府與市場化機制的有機結合, 提高運用公共資金實現公共目標的效果與能力。過程監管上, 約束企業在空間佔用、能源資源消耗、汙染物排放等方面的內部成本轉化為社會成本的行為, 減少因標準、產業政策執行不到位而頻現嚴重產能過剩對資本配置效率的損害;加大自上而下的執法力度, 鼓勵社會公眾監督。通過完善體制、嚴格執法、加強監督, 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投資活動方式。
引導儲蓄順利轉化為資本。一是增強政策的前瞻性和穩定性, 引導企業獲取長期收益。調整產業進入或退出標準要兼顧企業的投資回報週期, 保持產能、技術等標準的相對穩定性, 避免轉型升級政策頻繁變動使企業進退失據甚至無所適從。對因政策變動給企業帶來的損失應給予相應補償, 確保補償資金到位, 解決好職工安置、資產債務處置等相關問題。以穩定、透明、可預期的政策環境引導企業獲取長期收益, 減少政策頻繁變動導致企業難以安排長期投資, 被迫在市場上博取短期收益、掙快錢的行為。二是激發民間投資活力, 發揮民間資本投融資約束相對健全的優勢。繼續將市場化程度較高且長期由國有資本壟斷的石油、電力生產、電信、互聯網、鐵路和航空運輸、金融、出版等競爭性領域, 作為擴大民間投資的重點。通過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 在公益性、準公益性領域 (包括增量和存量) 廣泛引進民間資本。發展中小金融機構、擔保機構、擴大直接融資, 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題。
發揮轉型升級對提升生產率的綜合效應。暢通中西部向境內中心市場、境外市場的交通運輸通道, 提高中西部交通運輸便捷性, 吸引在東部失去比較優勢的部分製造業向中西部轉移, 為農民就近進城務工提供就業崗位, 推動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二三產業, 實現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型升級。同時, 鼓勵東部將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發展水平較低的中西部地區, 推動東部發達地區產業向產業價值鏈高端升級。通過並行地推動東部與內陸地區產業的升級, 發揮欠發達地區較低成本優勢, 參與發展中國家的全球化競爭;在發達地區培育新優勢, 參與發達國家的全球化競爭。以產業轉型升級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均資本增長, 促進勞動生產率、勞均收入和人均收入不斷提高。
作者：張長春 徐文舸 杜月 國家發展改革委投資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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