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徐浪。
給大家講一個我少年時期發生的案子。
2002年時，我上初中，早上來到學校，後桌的姑娘用筆捅了捅我：“唉，你知道麼”？
我說知道什麼，有事說事。
她讓我湊過去，小聲靠近我耳邊：“聽說有人殺了人後，剁碎了用坐便（馬桶）衝，有挺多家坐便都堵了，你家堵了麼”？
我說你別聽人瞎扯了，就像貓臉老太太一樣，這肯定是一都市傳說。
貓臉老太太，是哈爾濱最出名的都市傳說
沒過幾天，我在我爸訂的報紙上看見，這是一真事兒，只不過發生的地點，不在哈爾濱。
2002年9月11日，吉林市船營區一小區的三樓居民報了警。跟這單元住的人，已經被堵塞的下水道困擾幾天了，但這一天格外困擾——馬桶裡開始不斷湧出油膩惡臭的肉餡。
警方趕到了現場，警車的出現讓小區居民意識到事情不對，他們聚集在出事的單元樓下，討論著到底怎麼回事。
租住在頂樓的楊樹彬和張玉良，也站在居民中間，興致盎然地跟鄰居們討論了一會兒“到底是什麼肉”——
雖然他倆很清楚：肉餡的成分，是他們騙入房內的兩名失足婦女，在折磨了幾天，問出存摺密碼，榨出16萬後，他們將倆姑娘勒死，然後放血分屍，用攪肉機攪成肉餡，最後倒入下水道。
這流程他們重複挺多次了，但這回，老舊的下水道讓行動出了意外。
當時的現場
警察封鎖了樓道，挨戶查詢，然後在頂樓的人家裡，發現了兩具還沒處理完的女屍殘餘和指紋。
警方對租住在頂樓的三男一女進行追捕時，四名嫌疑人早已逃跑，吉林警方七次成立專案組，公安部也下發通緝令——但這四人一直找不到，只有名字掛在公安部通緝的網站上。
他們分別叫，楊樹彬、張玉良、吳宏業、戢紅傑。
這四個人裡，帶頭的是楊樹彬——他是個“社會人兒”，20歲時，楊樹彬跟一個叫“關胖子”的大哥混，因為濃眉和方下巴，還得到了“發哥”的稱號。
楊樹彬
他第一次參與團伙搶劫時，沒動手就分了錢，覺得這是一好活兒，從此就開始了犯罪升級的道路，並且一直很幸運。
1993年1月7日，楊樹彬和兩個“道上的兄弟”，在哈爾濱市通江街116號檯球室拿刀捅人，傷了倆，死了一個，那倆兄弟被抓，他跑了。
1998年11月，楊樹彬和王世波在廣東順德搶了一姑娘，弄到大概10萬塊錢，姑娘報警後，王世波被哈爾濱警方抓獲，楊樹彬又跑了。
楊樹彬逃掉後並沒打算收手，他找到自己的發小張玉良，張玉良大學畢業後做生意失敗，錢沒了老婆也跑了，楊樹彬一勾搭，他也就上道了。
張玉良——我也不知道他們為啥都戴一帽子
2001年6月，楊樹彬和張玉良、劉愛彬在山東文登市搶了20萬，十天後，劉愛彬被抓，判了無期。
他一直沒供出楊樹彬和張玉良，後來他倆繼續作惡，案子越做越大。
劉愛彬被抓後，楊樹彬和張玉良商量了一下，覺得這麼做案不行，有活口容易出事——他們決定開始殺人。
2000年春節前，他倆打電話給一失足婦女，讓她上門到深圳市羅湖區一出租屋內服務。
姑娘到後，他們用刀架住她，將她綁住，逼問出了銀行卡等密碼——倆人取出10萬塊錢後，掐死了她，用刀具碎屍，鉗子掐碎骨頭，分裝在5個黑塑料袋裡，分別拋屍到河裡、垃圾桶和下水道。
2000年後，楊樹彬和張玉良又拉了兩個同夥，一個叫吳宏業，是楊樹彬在哈爾濱東安發動機製造公司的前同事。另一個叫戢紅傑，是楊樹彬去深圳“做買賣”時，認識的“小姐”，她十六歲從吉林去深圳做失足婦女，供養老家的父親和弟弟，不知道中間發生了什麼，她成了楊樹彬的女朋友。
吳宏業 ，戴上這個帽子，都長得太像了
之所以需要這麼多人，是因為楊樹彬想到了一套“作案流程”。
戢紅傑用自己失足婦女的身份做掩護，出入娛樂場所，細心觀察哪些姑娘傍到了大款、收入高，在選定目標後，成為她們的小姐妹。
同時，其他三人在市中心，租下符合大款身份的高檔住宅，買來尾號“777”“888”之類的手機卡，準備好刀、斧、助力鉗、絞肉機等作案工具，等待戢紅傑的消息。
敲定目標後，楊樹彬會裝成大款，去夜總會“釣魚”——吳宏業和張玉良則作為僚機，裝成他的下屬或客戶，跟一旁拍馬屁。
第一次“約會”時，楊樹彬從不把被害人帶到家：他在這些姑娘身上砸錢，給她們鑽戒當定情信物，幾次下來，被“真愛”打動的姑娘們，會主動打電話給他要求見面。
女孩上鉤後，楊樹彬會把她們帶到出租房——然後就進入了地獄。
戢紅傑，終於有個不戴帽子的了
她們遭到折磨，被迫說出銀行卡密碼，或者要求家人打錢。楊樹彬等人拿到錢後，她們就被殺掉、肢解碎屍，然後拋入河道、垃圾桶、下水道等地滅跡——送給女孩的鑽戒當然收了回來，作為道具，留著下次釣其他姑娘。
這套流程有很多規定：不許用刀、斧砍砸屍體，以免聲響驚動鄰居；到銀行取款時得戴棒球帽遮臉，防止被監控拍照。
為提高效率，楊樹彬把手動絞肉機升級成了電動的。人體大部分都是水分，在棒擊、刀刺、棍子勒脖殺死後，他們先是給被害人放血，然後把屍體肢解成大塊，再剁成小塊，放刀鍋裡煮，之後絞成肉餡再拋屍。
2000年春節後，他們用上述手段，讓戢紅傑將一名失足婦女騙到了深圳羅湖區熙龍大廈5樓的出租屋裡，逼她拿出50萬，又讓她打電話約來另一名失足婦女，事後，他們將兩個姑娘殺死、分屍，楊樹彬、張玉良各分得20萬元，戢紅傑分到10萬元。
2002年4月，他們又將一名失足婦女騙到出租屋，逼問出銀行卡密碼後，楊樹彬、吳宏業又去這姑娘家翻出了存摺和戒指。第二天下午，他們去銀行分兩次取出6.4萬元後，還嫌不夠，又逼被綁姑娘給家裡打電話說要做生意，讓家人匯錢，同時，又讓她打電話叫來另一姑娘。
被綁姑娘她媽，聽出不對勁，趕到了深圳來送錢，楊樹彬幾人商量了一下，覺得去收錢太冒險，於是將她殺死——她叫來的另一名姑娘到後，因被逼問銀行卡密碼時拼命反抗，被楊樹彬、張玉良活活打死。
他們的作案工具比這豐富多了
2002年9月四人在吉林省吉林市船營區一出租屋內，殺害兩名失足婦女，搶了16萬後平分——這就是我開頭講的那件，“肉餡”事件。
即使出了這種事，他們仍沒收手。
2003年，戢紅傑在浙江台州某夜總會圈了一個目標，楊樹彬將其約到出租屋裡，用木棍和鐵棍毆打，逼姑娘找家裡要了10多萬，並又約來一名失足婦女——後來的姑娘不肯拿錢，被殺死碎屍後丟棄在垃圾站，第一名姑娘在錢到了後，也被殺死，碎屍後丟棄。
2003年，楊樹彬跟浙江省嘉興市一夜總會圈定了目標後，吳宏業從內蒙古包頭趕到嘉興，租好了房。他們將目標約到出租屋裡，逼問出銀行卡密碼，取走8萬元，將姑娘殺死並碎屍丟棄。
在2001到2004年間，他們四個先後在深圳、浙江台州、嘉興和吉林省吉林市，六次殺害並肢解“小姐”10人，共獲得贓款200多萬元——在幾人被捕後，被問及為什麼選擇小姐作為目標時，楊樹彬回答很直接：“來錢快，好接觸。”
他可能忘加一句“好脫身”：在國內外，把失足婦女作為作案對象的案件很多，我之前寫過的沈長銀兄弟，以及加拿大連環殺手羅伯特皮克頓，都是專殺失足婦女。
這兩篇文章裡，都寫到了妓女殺手
這主要是因為，失足婦女流動性強，失蹤不容易被發現，也很少有人報警。
用這件案子舉例——楊樹彬被抓捕交代後，警方發現，被他們四人殺害的失足婦女，大多數都沒在失蹤人口名單上。
這件案子其實有一地方困擾我，四名罪犯裡，唯一的女性戢紅傑，我不明白為什麼同樣是失足婦女，她成為了楊樹彬“背後的女人”，而其他姑娘則變成了肉餡。
據楊樹彬自己交待，戢紅傑是被他威脅“你爸、你弟弟住哪我可都知道”才被迫入夥的，但這怎麼聽，都像是在為愛人開脫。
警方抓捕他們歸案時，倆人已結婚多年，有一五歲的兒子，除此之外，戢紅傑還有一個情人——這怎麼看都像是楊樹彬單方面對戢紅傑的愛，由於當事人已經不在了，估計永遠都搞不清，在楊樹彬心裡，戢紅傑為什麼是特殊的一個。
作為“帶頭大哥”，作案計劃是楊樹彬策劃的，撤退計劃也是他計劃的。
2002年，出了吉林肉餡的事兒後，他們跑到包頭躲了一個冬天，在這過程中，楊樹彬決定到這兒定居。
楊樹彬的計劃是：先跟偏遠農村重新辦個戶口，換一身份，然後再到包頭居住——根據包頭的政策，在那買房子，就能把戶口遷到包頭。
這麼一折騰，幾個兇手就能用合法身份定居在包頭了。
這個時候，團伙裡的吳宏業戀愛了——女朋友是一叫馬建華的已婚婦女，山西人，楊樹彬得知她來自山西后，要求她幫忙偽造身份。
馬健華隱約感覺吳宏業、楊樹彬幾個人“身上有事”，但她沒想到，愛人身上揹著十條人命，她答應了楊樹彬的要求。
2005年，馬健華回到老家，山西省興縣蔡家崖鎮，在她有心巴結下，很快跟當地派出所領導玩在了一起，經常一起打麻將。
蔡家崖鎮
通過玩麻將，她認識了當時的派出所副所長張春平，在對方的指引下，把丈夫“王華眼”的名字改成了“王華炎”，然後把戶口遷移到了蘇家塔村，讓吳宏業頂替自己丈夫，領了新身份證。
此外，楊樹彬等人也跟山西這個小山村辦了新戶口。
多年來，馬健華一直不讓她親老公王華眼辦二代身份證，避免吳宏業的身份穿幫。
幾個人換身份後的名字，以及人物關係
案件偵破後，公安部對逃犯的“漂白”很震驚——蔡家崖鎮派出所原副所長張春平等二人被捕，原所長李峰等四人被開除，興縣公安局副局長劉玉明等6人被撤職。
隱姓埋名後，楊樹彬四人到了包頭，利用殺人搶來的錢，買了房做起生意，一直到2011年。
楊樹彬在包頭住的小區
2011年的5到12月,公安部搞了個“清網”行動，全國範圍內追緝在逃犯。
同年6月的一天，哈爾濱巡警支隊七大隊隊長許建國，為響應公安部號召，在網上查詢在逃嫌疑人時，發現了一張熟面孔：他的小學同學楊樹彬。
他怕認錯人，拿著張照片問了幾個朋友，才確認這個吉林殺人分屍的通緝犯，就是楊樹彬。
許建國一直夢想著跟刑警一樣破大案，他決定對發小這起案件查到底。2011年8月1日，在他的堅持下，“吉林9.11案專案組”成立了。
警方從四個人的家人入手，排查他們的社會關係，訪了100多戶人家和50多家單位後，他們發現，楊樹彬的母親和弟弟在2006年突然搬走了——親朋好友誰都不知道他們跑去了哪兒。
哈爾濱巡警支隊七大隊隊長許建國
吉林警方在戢紅傑的老家吉林省舒蘭市也得到一樣的結果：戢紅傑的父親和弟弟也幾乎在同時失蹤。
四名犯罪嫌疑人，以及他們的家人，全都“人間蒸發”了。
但還是有一點線索，楊樹彬的一位遠親，跟警方說了一件事：楊樹彬的弟弟楊樹凱，曾經一個人回到哈爾濱看病。他去探望時，注意到楊樹凱的病歷卡上寫的是王什麼凱。
警方調取了病歷，發現的確有個叫“王學凱”的病人。
他們從王學凱查下去——在人口信息庫中，查了幾十萬個叫王學凱的人，終於從倒數第二頁裡找到了他：改名為“王學凱”的楊樹彬的弟弟，楊樹凱。
楊樹凱新戶籍所在地，是內蒙古包頭市，警方在人口資料庫中搜索包頭戶籍，名為“王學x”的男性，很快，許建國找到一個叫王學禮的男人，他一眼認出，這人就是楊樹彬。
警方找到了楊樹彬弟弟的住院病歷，但已經改名了
2011年10月25日，“9.11專案組”趕赴內蒙古包頭。
差不多同一個時候，楊樹彬接到了吳宏業的電話——他從新聞聯播上看到了一條消息：2012年1月1日起，中國公民申請領取、換領、補領居民身份證將增加指紋信息。
吳宏業提醒楊樹彬，保管好現在的身份證，最好趕在錄入指紋前，去公安局補辦張新身份證備用。
這個電話破壞了他們之間的約定，他們改變身份後，約定平時絕不聯繫，只在每年年三十一起吃頓飯——他們當然沒等到新一個春節，這個電話成了他們最後一次聯繫。
11 月 3 日,哈爾濱警方將四名嫌疑人抓獲，他們被押回哈爾濱上游街76號，巡警支隊巡邏七大隊的辦公地點，也就是楊樹彬的發小許建國工作的地方，大約100米開外就是哈爾濱市通江街116號。
前面說過，1993年1月7日，楊樹彬夥同他人在那裡的檯球室持刀行兇，刺傷二人、刺死一人，那是他作案的開端。
楊樹彬團伙作案地點示意圖
除楊樹彬外，其他幾人對吉林的那場分屍案全招了，只有他一直很消極。
楊樹彬的不配合，讓審問人員很著急：“有啥說啥，擱這兒跟我爆豆呢啊？”
我沒瞎編，當時的問答就是這樣的.....
這時，他的小學同學許建國，要求親自提審楊樹彬。審訊室裡，楊樹彬認出了許建國，他打開自己，和老同學講了倆人間這空白的20年，他都幹了些什麼——除了吉林那場分屍案，其他的也都交待了。
楊樹彬供述完，許建國給他倒了杯水，告訴他死期不遠了，他一飲而盡。
這個案子破獲後，把公安部驚著了，不止因為犯罪手段極為殘忍。四個通緝犯能用全新身份窩藏多年，竟然是因為得到了公安人員的幫助。
在這起案子裡，除馬建華幫助幾人取得山西戶口外，楊樹彬和戢紅傑的家人，都轉成了河南戶口，戶籍地均為河南省柘城縣大方村——在警方的事後調查中，大方村的村委書記提到，當時身份證是他代領的，後來有個姓張的，本地口音的人，來向他索取這些身份證。
警方後來多方查找，也沒找到這個姓張的人，誰為他們辦理的戶口成了個謎——我估計這應該是一辦“幽靈戶口”的中介，之前在夜行實錄0061寫過一次，如果有興趣，可以翻回去看看。
2011年12月12日，哈爾濱市公安局召開發佈會，宣佈破獲此案。
當時的新聞
四川人劉芳上網時看到了這條新聞，認出照片上的犯罪嫌疑人楊樹彬和戢紅傑。
她等這天十年了——2001年，劉芳從兩人手中死裡逃生後，天天看法制新聞，試圖找到兩人歸案的消息。她訂了從上海到哈爾濱的機票，想找到破案的許建國，給他磕個頭——他結束了她持續十年的噩夢。
劉芳是成都人，2001年她28歲，在一家公司做財會，和24歲的妹妹在廣州租了個兩室一廳。
她妹妹當時被大款包養，每天無所事事，通過打麻將，跟樓下一名叫汪朔朔的姑娘成了好姐妹——直到十年後看新聞，劉芳才知道，這女人真名叫戢紅傑。
戢紅傑跟劉芳她妹很有共同語言：她自稱也被大款包養，大款不在時就去夜總會出臺，在得知妹妹的有錢男友後，開始對妹妹極力示好。
2001年12月26日，戢紅傑請她倆吃晚飯，劉芳想著“在外面吃省事”，就陪妹妹去了。飯桌上戢紅傑的“大款男友”楊樹彬也在，吃完飯，戢紅傑提議去楊樹彬那兒喝點茶，帶她們去了廣州天河區的一高檔小區。
天河區夜景
一進屋，門就被鎖上了，屋裡還有倆男的，四個人將劉芳姐妹控制住後，用膠帶綁了起來。
從倖存者劉芳的口中，我們能推測出楊樹彬等人每次拷問受害者的情景。
他們用針扎姐妹倆的乳頭，用鉗子夾她們的下體，用鍋鏟跟斧子扇耳光，逼問她們的銀行卡和存摺放在哪兒。戢紅傑專打二人的私密處，打累了就換楊樹彬上場——楊樹彬更狠，他摘下劉芳的耳環時，用腳踩在她的頭上碾，最後硬是用腳把耳環碾下來。
每次打完，楊樹彬還會和戢紅傑交流經驗：哪裡沒打到，哪裡打得不夠狠，中場休息結束後，再進行下輪暴打。
姐妹倆每天只能喝半碗粥，渴得要死，有次膠帶被撕開後，劉芳看到旁邊一個菸灰缸裡有水，雖然泡著菸頭，但她抓起菸灰缸就把水喝了——這一舉動，又為她招來一頓暴打。
雖然菸灰缸裡有菸頭，口渴的劉芳仍然喝下了裡面的水
在嚴刑拷打中，她們交代了存摺和密碼，但噩夢仍在繼續：在楊樹彬的逼迫下，劉芳不得不打電話跟朋友家人借錢，楊樹彬不准她們打電話時說四川話，只能說普通話。
每次打電話，楊樹彬都會在旁邊監聽，有次劉芳的同事打電話來，問為什麼不上班，劉芳只能按楊樹彬的要求回答：“我在桂林玩，桂林山水甲天下。”
楊樹彬從兩姐妹口中逼出十多萬後，劉芳意識到，自己可能要被殺了：楊樹彬等人已經準備好了繩子斧子鋸子，以及和兩個足夠裝得下人的編織袋。
劉芳想過趁上廁所的機會跳樓，但即使上廁所時，楊樹彬也會用手拽著她們。
她意識到，想活命，就得說自己有錢，但不能交出來太多，否則他們就會殺了自己。
於是，劉芳撒了個謊，說自己的錢都買保險了，楊樹彬問買了什麼險，劉芳說買了意外險，如果自己死了，就會獲賠幾十萬，但保險公司肯定怕詐保，一定會追查清楚死因的。
說這話時，楊樹彬聽得若有所思，劉芳說自己沒被滅口，很可能是楊樹彬聽了她的話，覺得保險公司追查會暴露自己，而且房子要到期，可能來不及處理屍體。
2002年1月7日，已經被綁架13天的劉芳感覺有點怪，戢紅傑擦了地後，又在屋裡噴了空氣清新劑。
緊接著，電視被調到非常大的聲音，廣告持續了差不多1個小時都沒有換臺——屋裡好像沒人。
劉芳和妹妹用手指摳開了手腕上的膠帶，又摘下了眼睛和腳上的膠帶，發現屋裡真沒人。
她們用兜裡僅剩的7塊錢打車回到家，上樓向鄰居求救，並報了警。由於不知道四個人的真名，最後沒查出什麼結果。
姐妹倆撕開膠帶逃跑了
2016年11月2日，楊樹彬和張玉良經過幾次上訴拖延時間，終於要被槍決，在行刑前一天，有記者前往看守所，試圖“碰觸這兩個使用殘忍手法殺人的兇手的內心”。
楊樹彬說自己身體不太舒服，拒絕了採訪——據看守所警官透露，他對獄友的說辭一直是“為了生活搶過錢”，並堅信自己不會挨槍子兒。
張玉良接受了採訪。對“為什麼要殺人”一類的問題，他禮貌地拒絕了採訪：“這個讓你完不成採訪任務了，我表示很遺憾。但是我真的不想說，請您諒解。”
而在被問及“第二天就要死了現在什麼感受時”，張玉良回答，“肯定是會後悔的。不過還好，我心理素質夠用，晚上會平靜地睡一覺，不會想太多。”
因為除了吉林那起“意外”的分屍留下兩具屍體以外其餘案件找不到任何證據，槍決時他們的罪名是“事實殘忍殺害並分屍二人”。
剩下的兩人，戢紅傑仍然在獄中，吳宏業身體不太好，被捕沒多久就因癌症去世了。
我後來跟周庸說起過這件案子。
他聽我講完，說有一個疑問，和我差不多：“楊樹彬到底怎麼想的——讓女朋友去夜總會賣身打聽信息，然後一起殺害其他失足婦女，最後倆人還結婚生子，過起了小日子。”
“他精神是不是有點問題啊”？
我說人都不是絕對的：可能在一個非常冷血可恨的人心中，也是有愛情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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