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下，中國如何應對特朗普稅改？
徐瑾| 首發於FT中文網《經濟人》專欄
徐瑾：中美貿易戰，兩國利益發生碰撞。如果可以從更長的眼光來審視，貿易戰背後其實涉及更多制度層面調整。中國應該繼續減稅。
美國稅改如同亞馬孫河邊熱帶雨林中的那隻蝴蝶，雖然稅改對於美國經濟帶來的數據改變並不起眼，但卻已經在全球醞釀了一場風暴。在各種聲音中，中國已經邁出實質性一步，減稅應該繼續。
2018年3月，中國國務院宣佈，從2018年5月1日起，實施以下深化增值稅改革措施：一是適當降低稅率水平，將製造業等行業增值稅稅率從17%降至16%，將交通運輸、建築、基礎電信服務等行業及農產品等貨物的增值稅稅率從11%降至10%；其次是統一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標準，最後退還部分企業的留抵稅額。
美國稅改，中國減稅，從何說起？
首先，特朗普減稅舉措令美國企業界歡欣鼓舞，也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比如說日本等國已經宣佈會跟隨減稅，而歐洲也備受影響。從目前數據來看，歐洲其實有相當大的減稅空間，像法國、比利時等等國家企業稅和個人所得稅都十分高昂。傳統上，歐洲的失業率市一直系統性地高於美國，除了勞動法規等因素之外，稅收過高，導致企業不願意資進行設備支出等等，也有一定關聯。毫不奇怪，特朗普減稅方案，對於其他發達國家都會有所壓力——他們如果不減，他們可能會流失一些企業和商業機會。
那麼對中國是什麼影響？在談論美國稅改影響之前，我們首先回顧一下中國財稅改革的狀況。
中國也有過成功的拉弗實踐
回顧中國的稅收變化，可以發現中國也有過成功的拉弗實踐，尤其體現在1979年~1995年間。從1979年到1998年，以實際稅率來考察，也就是財政收入佔GDP的比例，可以發現與拉弗理論存在吻合之處：在這一階段中國的稅率持續降低，從接近29%降低到了最低點11%，那麼如此巨大稅率降低，並沒有妨礙中國的財政收入呈現出高速增長的態勢。在這一階段中國稅率的降低被稅基的擴張所抵消，財政收入仍然是快速擴張的。
這一態勢到了1996年之後發生變化，隨著分稅制改革的推出戛然而止。從那個時候起，中國公共財政收入佔GDP的比例直線上升，上升頂點直到2012年。可以看出，在中國經濟高速騰飛的階段，也就是2007年之前，中國的稅率與中國的GDP同步上升；但是到了2008年之後，中國稅率繼續上升，而GDP增速卻在不斷下滑，進入後拉弗實踐。按照拉弗曲線說法，這暗示中國的稅率能是已經過了最佳平衡點。
中國稅收高不高？從數據可以看出，中國稅率已經超過了新興國家的平均值，雖然仍然低於OECD國家，但的確是超過了跟自己收入相當國家的稅率水平，而且這還不包含龐大的收費等預算外收入。
更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的稅為什麼會這麼高？一個問題是存在重複徵稅，尤其在企業層面。中國同時徵收消費稅、增值稅、所得稅，很少國家會同時收增值稅和所得稅。同時，中國稅收也有一些設計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在徵收增值稅的過程中間，對於企業的各種薪資開支是不予抵扣的。對此很多財稅專家有過爭論，其結果就是會引導企業以資本來替代勞動，不利於就業市場。值得一起的是，中國特有的五險一金、土地出讓金等等收費項目，也讓企業的稅負比名義稅負更高。
企業稅負問題之所以重要，與中國經濟所面臨的真正挑戰有關，這就是中國投資回報率過低的狀況。對比這些年中美之間資本回報率數，可以看到美國是比較平穩的保持在8%~12%之間，目前接近11%；而中國投資回報率卻從16%降低到了4.5%。這種降低的背後有非常多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中國的資本過度投資與資本過剩，但毫無疑問也與企業的稅負過重相關。
中國投資回報率降低，導致什麼後果？首先，民企的投資增投資增速快速走低。過去十幾年時間，民企投資增長速度高達30%~50%，而現在卻降低到了個位數。以2016年投資增長的構成來看，整個固定投資增長速度有8.1%，但民企的投資增長速度只有3.2%，而國企的投資增長速度是19%。
其次，企業沒錢的第二個後果，就是中國的就業增長速度的下滑和居民消費的不振。當中國企業沒有大規模的僱傭人手，沒有大規模地為為了爭奪工人手而加薪的時候，居民的收入增速就會降低，消費增速自然也就沒有那麼高。
如此情況之下，我們應該反思，中國怎麼樣才能夠取得真正經濟發展？思考這一問題的一個可能角度，是把經濟增長視為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張過程。這一邊界的擴張需要企業作為主要的探索者，去探索怎麼樣才能改善生產流程和技術水平，來擴張生產可能性邊界。
中國依靠什麼提升生產可能性邊界？
對於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而言，其增長動力更多來自於趕超，其巨大的後發優勢（距離全球生產可能性邊界的距離）決定了它們有潛力取得快速增長。從戰後經驗來看，通過外向型經濟政策、經濟自由、穩定政經環境，後發國家最近五十年出現過不少成功趕超案例。在每一個技術可轉移性的行業中，後發國家在勞動力成本方面具有的巨大優勢，只要滿足上面三個條件，都能夠幫助後發國家融入全球經濟分工鏈條，並取得生產效率的快速提高。
審視中國的發展經驗，同樣是受益於外向型經濟政策、經濟自由和穩定政經環境。中國目前已經被視為美國之外的最大經濟體，但考慮到綜合實力等因素，中國經濟仍舊有不少改善空間。筆者的換算來看，其實中國綜合國力排名還是在第五位，對比美國還是有不少差距。
也正因此，回到中美貿易戰以及美國減稅問題，歸根到底，中國是需要提升自身經濟增長潛力，來應對特朗普減稅的衝擊波。具體怎樣做？我認為有兩條措施。第一條是中國應該以增強經濟競爭力為核心考量。要達到這點，歸根到底是要真心實意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一過程應該讓企業而不是政府去承擔企業家功能，探索怎麼樣最快地去改善經濟效益與創新水平。其中最為重要的具體環節，就是需要讓國企與民企展開公平競爭，破除國企得到的政府擔保與資源傾斜，與此同時去鬆綁國企的各種負擔，讓國企真正成為一般法人意義上的企業。
其次，既然我們已經確定，企業尤其是民企投資意願下降是中國經濟效率降低與投資回報率降低的相當重要的組成環節，那麼增強經濟競爭力另一方面也相當清楚。當前經濟形勢下，毫無疑問就是不管有沒有川普減稅的壓力，其實都應該千方百計地降低企業的稅負。只有企業能夠輕裝上陣，才能夠增強他們的競爭力，才能夠提升投資回報率。
如果更一步追問，中國要怎麼樣才能夠減稅，那麼需要重新塑造政經環境，讓公共部門尤其地方政府不再有那麼強烈的慾望去擴張、花錢。如果公權力總是有強烈的慾望去花錢，必然會有強烈的慾望去收錢。而如果沒有降低企業稅負、增強老百姓開支能力，增強競爭力自然是無源之水。可能的方式很多，讓國資起到它應該起到的作用，去為社保做出應該有的貢獻，來降低當下社保的壓力；其次，要減少地方政府以投資來求政績的動力，相應地應該放棄GDP增速目標，簡政放權，合理政府績效考核等等。
最後來看，經濟競爭力主要取決於能否提供企業家精神能夠得到充分發揮的環境，個人與企業的經濟自由得到確實保護與尊重。這是中國當下更緊急的課題，也是回顧美國減稅歷史給予的教訓（部分內容來自作者清華民智研究院／上海黨校等地演講。作者亦為經濟人讀書會創始人，近期出版《白銀帝國》，公號《徐瑾經濟人》，知識星球《經濟人讀書會》）
近年我的主要著作
《危機與轉型——對話思想者》（2009）
《中國經濟怎麼了》（2013）
《凱恩斯的中國聚會》（2015）
《印鈔者：中央銀行如何製造與救贖金融危機》（2016）
《有時》文藝隨筆（2016）
《白銀帝國》（2017）
徐瑾經濟人
經濟與人文的路口
宏觀｜貨幣｜閱讀
微博： 徐瑾微博
閱讀更多 徐瑾經濟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