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里雾里34370680

现存的史书中，《左传》是中国历史上可信度最高的史书。而《史记》是秦朝之后，可信度最高的史书。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黄帝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的历史。她既是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又是一部经典的文学著作。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从司马谈开始，就搜集史料。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与汉武帝太初元年，正式作《史记》。 天汉二年，司马迁因为李陵辩解，被汉武帝判处死刑。司马迁为完成《史记》。忍辱负重，申请改判为宫刑。在征和二年，《史记》基本完成。

《史记》与原本及历史不符之处。

一、被汉武帝削去十篇。

《史记·孝武本纪》原名《今上本纪》，是《史记》十篇“有录无书”者之一。原篇中书汉武帝之恶甚多。武帝怒而削之。致使原著的《今上本纪》逸失。今本《孝武本纪》是录自《封禅书》。对于汉武帝的事迹，除了借助《史记》中的《封禅书》和《平准书》外，还需参阅《汉书·武帝本纪》。 除了《今上本纪》外，还有《孝景本纪》等九篇被汉武帝所毁。

二、《史记》中唯一个不符合历史的事件——赵氏孤儿案。

据《左传》记载，赵庄姬与小叔子通奸。以后，小叔子被赵氏流放。赵庄姬迁怒赵氏。便在哥哥晋国国君面前诋毁赵氏。赵庄姬、晋君、郤氏、栾氏联合诛灭赵氏。而屠岸贾并非元凶，仅仅是个马前卒而已。

司马谈收集历史资料，应当有人读过赵国史书。在赵国史书中，掩饰了祖奶奶赵庄姬之罪行。把罪责全部推卸给马前卒屠岸贾。

《史记》中所记载的赵氏孤儿的故事，虽不符合历史。应当于赵国史书一致。

三、六国年代错乱严重。

《史记》中六国年代错乱严重，这是焚书坑儒所致。六国史书被焚毁。故事却大致流传可下来。口耳相传的故事，最容易出错的就是年代。 四、传抄过程中产生的错误。 例如：把燕简公写成燕惠公。郑桓公并非宣王庶弟，而是同母胞弟。 这些司马迁应当没有出错。而是后人传遍过程中出现了纰漏。 即便如此，《史记》也秦朝之后，可信度最高的史书。

再说《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编年体史书，共294卷，三百万字，耗时19年。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至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西元959年。计跨16个朝代，包括秦、汉、晋、隋、唐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其他政权，共1362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它是中国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教训进行总结，来惊醒后人吸取教训。 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

《资治通鉴》虽然是一部可信度很高的史学著作。但历朝历代都有‘修史’。例如，唐朝建立后，得到隋朝的官方史书，在大致保留隋朝史书真实的情况下，对其稍微做修饰。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对其有所隐瞒的，不符合历史之处，进行修订。使其更符合历史。

二是对其君主，尤其是亡国之君进行黑化。这一点要看史官的史德和开国君主的度量。既有像司马迁那样不以个人好恶篡改历史的良史，也有对君主唯命是从的庸官。

这使得历史司马光想编订一部最符合历史真相的史书，但也无能为力。

所以，《资治通鉴》的可信度稍逊于《史记》。

司马光对飞将军李广的遭遇深表同情。司马光与李广后人交情甚笃，依然书其杀已降和杀霸陵尉的误点。

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走狗，法家酷吏张汤深恶痛绝——以腹诽罪处死颜回十世孙，儒家大师颜异【腹诽罪，就是肚子里骂汉武帝】。依然书其廉，没有贪腐行为。

司马迁一方面，用史笔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惩恶扬善。另一方面，不以个人情感篡改历史，最大限度的记录真实的历史。才能是《史记》成为世界名著。

杨朱学派

从学术的角度说，《太史公书》和《资治通鉴》都是正史，都具备基本的可信度，你没法笼统比较谁的可信度更大，只能具体去考证那件事儿有不可信的可能。

为什么？

因为两部书都是正史。

并不是说正史就一定是可信的，正史里被后世篡改的例证多的很。多数正史是后代人修撰前代的史，但依据的档案资料可能在前代就经过了篡改。

但是，相比起野史、八卦、道听途说等，正史又是相对最为可信的。这是因为：

一是正史所依据的材料基本上是可信的。

修史很难，但越是修的粗疏的史，有时候反而更可信，因为保留的原始资料多，比如《旧唐书》就比《新唐书》更可信一点，因为《旧唐书》修的很糙，把很多唐朝的官方档案直接拿来抄了很多；而《新唐书》是偶研修主持的，他会根据自己的意图对一些事件提出保留还是删改的意见。

二是正史的作者基本上是态度严谨的，不是故意混淆是非的。

修撰正史，早期是个人行为多，比如司马迁、班固，他们其实是私撰，只是后代把《史记》《汉书》提到了正史的地位。像司马迁、班固等人，都是把修史作为自己一生中最宏大的事业来经营的，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因此态度是极为严肃的。中晚期以后，官方主导、集体修撰的就多了起来。但集体修撰下的史书，也都是找当时的大儒硕学，或是前朝遗老，他们不是那种卖弄自己的小说家，因此态度也是基本可信的。

当然，不论是司马迁还是后来的修《明史》的万斯同兄弟等，他们肯定会将自己的主观看法揉到史书里，但是，但凡是人写的史书，就肯定有人的主观看法，这并不能说明这些史书就不可信的。历史的复杂性，远不是一个可信、不可信就能概括的。

三是正史的修撰方法基本上是科学的。

很多人会小看古代人，会学着二三十年代的人说话，说古代的修史水平不高啦，不懂得现代的方法啦，不科学啦，是“一家一姓”之史啦，等等。说实话，这些作为论战是可以的，但倘若抱定了这样的念头去读史，怕是只会把自己读成一个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大傻瓜。古人修撰是很讲究方法的，或是亲临古战场做调研，或是访问耆旧做口述史，或是在采用大量官方档案的同时也注意采撷可信度高的补充史料，如笔记、墓碑等。这些方法可能不像现代史学所表述的那样成体系、完备，但够用了。我们只要细心查看，就能发现古人确实一点不比现代人差。

不过，话说回来，《史记》和《资治通鉴》也并不是单纯的史书

司马迁听过董仲舒的课，对《春秋》很有研究，还帮助汉武帝搞过历法，这些都是一些意识形态的关键性因素，司马迁在经学史里是被看做靠近公羊学一边的人。

《资治通鉴》，就更不必说了，是宰相整理历史，来帮助皇帝治理国家的，本身就是一部以政治为目的的书。因此，书中有些地方，司马光可能故意采用了一些不够严谨的材料，比如，关于汉武帝的晚年行为，他居然使用了《汉武春秋》这样一部野史，来勾画一个晚年转变为“守文”的汉武帝。在后代多位学者的考证下，证明这个做法扭曲了汉武帝的形象。

仅举此一例，只是证明一点：对正史要相信其基本的可信度，你如果不信，就去考证具体哪个事儿不可信，而不是笼统的鹦鹉学舌的去说“古人都是主观的”、“正史都是帝王史”，这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而是成熟不成熟的问题。

danyboy

两本书都有可取之处，至于可信度哪个更大一些，恐怕历史学家都不敢轻易的下判断。

两部书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内容上至黄帝时代下达汉武帝时期，在编撰这部书的时候，司马迁曾多次实地探访，尽可能的获取第一手资料，回来之后又严谨细致编撰，所以历史价值还是很大的，但又因是个人编撰的，难免会掺杂一些个人感情在里面，是以有些历史的真实性有待怀疑，亦或者说之前的历史出于为尊者讳考虑的角度已经人为的被人篡改，司马迁获取的也不一定真实，这一点司马迁在编撰的时候也会遇到（至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只能寄希望于实物考古的发掘了）。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内容上至周威烈王下达后周世宗，在编撰这部书的时候司马光是依据之前的史书再加上一些杂史整合而成，当然在编撰的过程中作者也借此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和政治观，然后司马光编撰这部书的目的是总结历史经验，供统治者借鉴，为统治者服务。是以和他历史观政治观相同的历史，司马光可能存在美化，相左的可能有意识的忽略或者篡改，因此有部分历史的真实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但总的来说史料价值极高。

最最后这两部书后人对它们评价都很高，常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古人也没非说它俩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一般都把这两部巨著并列，还有一句话我们应该也听过史学两司马，说的就是司马迁和司马光。至于可信度就看你怎么理解了，这个答案窃以为只能说是待定亦或是无解。

历史这点儿小细节

总体而言，史记的可信度高于资治通鉴。史记是不断被考古发现证实的信史，太史公筛选史料的标准是真实，虽不是尽善尽美，但已是人类古史的高峰。资治通鉴是为了为帝王鉴，史料取舍的标准渗透了价值观，也突出了“教育”意义，就史本身而言，真实性比不上史记。

songyang1997

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哪一部书的可信度更大？这个我不能直接给出答案，但可以用司马迁的一句话来总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既然是一家之言，就难免有自己的主观意见在里面，而失去了客观的评价。

说到可信度的问题，这里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这部史书所依据的史料是否详实可信；第二撰写这部史书的人是否客观公正，其人的品行如何？

先说《史记》，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这句话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史记在史书中地位非常高；第二，史记不仅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非常出色的文学作品，既然提到了文学作品，里面就必然有大量的作者主观感情的抒发和描写。

再看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出身名门，父亲司马谈就是太史令，是西汉著名的学者。司马迁为人刚直不恶、直谏犯上，随身受刑而残，但其志不能移。司马迁秉承父亲的遗志，走遍中国的名山大川，搜集古代各种典籍，呕心沥血编撰成书。

我的观点是司马迁再伟大，也无法超出他时代的特征，因此他的作品必然有其时代的特点和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从其生平来看，司马迁不谋军事、不重政治，专心著书立说，应该说学者身份彰显无遗，且直言犯上为李陵求情，导致汉武帝大怒，深受残害，而其志不移。因此我认为《史记》记述的大部分内容应该较为真实可信。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我并没有读过，但《资治通鉴》成书晚于史记，因此《资治通鉴》必然选用了之前的史书作为依据和参考。因此从内容上讲，《资治通鉴》肯定要比《史记》更为全面更为丰富，时间跨度更大。

提到司马光，我会想起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司马光砸缸”，第二件事是作为守旧派代表，反对王安石变法。一个是值得信赖，且有勇有谋朋友，一个因循守旧，反对变法的顽固政客。编制《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自己远离朝廷的十五年里做的一件事。

从后世对于两人的评价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司马迁是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而司马光是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区别在于司马迁属于思想家，而司马光属于政治家，因此《史记》是一位思想家的作品，而资治通鉴是一位政治家的作品。思想家会带入自己的思想，而政治家会带入政治因素，至于大家是相信一位思想家，还是相信一位政客，我想不用我说了吧。

我的观点是看历史，不仅是要了解历史知识，还要形成自己的历史观点，历史著作中都难免或多或少的带着作者自己的观点和时代的特征，而我们作为现代人看历史的同时，要联系实际情况，用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来得出自己所认同的结论，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一个人的历史

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学界早己定论。如鲁迅先生所言:《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八十多年來，中国史学界没有任何人敢推翻这一定论。为何现在却有人要提出这样的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有人为了“洗白”秦始皇在网络上大肆诋毀《史记》和司马迁，诋毁《过秦论》和贾谊，迎合社会上反中医药，反中国武术等反中国传统文化思潮。这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和警惕。因而，小编这个愚中带智的探讨题目，就是希望集思广益，确立《史记》的不可动摇性。

《史记》捭阖三千年，从三皇五帝到汉初，填补了暴君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的历史断代缺撼，为中华民族树立了追根朔源航标。它的史学价值是《资治通鉴》无法企及的。如果没有《史记》，我们可能象埃及人一样，对待金字塔“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

严家庆

这两部书涉及的历史时间段不完全重合，重合部分硬要比的话，《资治通鉴》略靠谱一些吧。

特别是从秦末到汉武帝这段的史料。这段时间史家只能以《史记》为蓝本，包括《汉书》撰写的时候，这一部分内容也几乎就是照搬《史记》。

而司马迁在修史时，材料一方面来源于官方的记载，拜秦焚书所赐，很多宝贵史料已经没有了；所以司马迁还大量走访了当事人的后代，以及实地考察，包括走访历史人物家乡的百姓。这就导致了有一些内容，是民间的传说。

对于民间传说，司马迁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适当保留了一些。很多传说有不同版本，他也选取了自己认为可信的。比如荆轲刺秦，秦国史料里只有几句话的记载。但在《刺客列传》里却有非常详细的情节，包括医官用药囊砸荆轲的细节。这个医官一直活到了汉代，极有可能这段故事的很多内容来自于他的传播。但是，在考古发现的东汉石砖画上，也有荆轲刺秦的故事，里面又不一样了。画上秦王不但没有佩剑，反而手上拿了一块圆形的玉璧。而秦王的近侍都有佩剑，和司马迁所说“殿上不准带武器”又不一样。可见各地流传的版本都有出入，这也符合民间传说的传播特点。司马迁应该是选择了他认为相对合理的。

但是司马迁毕竟是个人修撰体量巨大的史书，难免会出现疏漏，《史记》里也有许多矛盾之处，包括同一件事，在不同人的传记里说法不一样，以及事情发生的年代有误等等。比如秦始皇的父亲究竟是谁。这些问题，后世的修史者发现之后，都会进行考异和适当的修订。

《资治通鉴》就是如此，不仅修订了一些错误，还对一些一看就知道是虚构的神话传说进行了舍弃。所以在涉及到《史记》相同内容的部分，《通鉴》占了时间和人力上的优势，要更靠谱一些。

《史记》之外的部分，《资治通鉴》在引用时也有取舍，这里也可以举个例子。

《三国志》里说到鲁肃把荆州借给刘备时，特意提到曹操，说他当时正在写字，听到这一消息，震惊得笔都掉在地上。这一细节《资治通鉴》就没有采用，认为过于夸张，曹操不至于这样。

东土大唐三俗和尚

个人观点：按理来说，史书的成书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各有优缺，各有千秋，没有可比性，《史记》的太史公司马迁阅览各种典籍，访遍名山名迹，收纳民间传闻，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史记虽然带有个人情感，但对历史人物的记载也算全面，评论在于后人。《资治通鉴》成书于封建大儒司马光之手，目的在于教育皇帝，当然取舍很严重，取对封建统治有利的避其不利，也在情理当中。无论可信不可信，在中国史学上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于读史的读者。若论对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当然史记比资治通鉴要重要的多了去了。没有史记，中国的先秦文化濒临失传的局面，中国历史文化就不能溯源。

蜻蜓一点水

为何中国历史就是3700年，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着中国有炎黄五帝，我们将它相加中国的历史应该是五千年。实际上，历史上记载有一个古公亶父，姓姬，他的子孙周武王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周公旦颁布了周礼，孔子的儒学的根基就是周公旦的周礼。儒学在春秋和战国时四处碰壁，到了汉高祖刘邦时，儒生二次想去与刘邦沟通，碰壁了二次。汉初时，惠帝、吕后、文帝、景帝都采用黄老之道，与民休养生息，到了武帝时经济开始繁荣。董仲舒开办儒学，宰相卫琯和窦婴都去听董仲舒的儒学，并且将董仲舒迎进给汉武帝。汉武帝听了董仲舒“君权神授”以及大臣们称赞，颁布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汉开始的儒学，到了东汉时鼎盛时，不但有“史记”中记载的五帝，又加上了三皇，和许多神话故事。尽管有那么许多的故弄虚玄的东西，但是奠定了中国的汉文化、汉字、汉姓和儒学的基础。

“西京赋”记载：殷人屡迁，前八后五。殷商的首都先迁八次，后迁移五次。开始时在山东騰县，后在河南商丘三次，在河南安阳二次。居无所定，逐草而居，又喜欢人殉。就是将活人与贵族死人一起殉葬，少者几个，多者几百个。尽管这些被殉葬的人是奴隶或是战俘，但是也是太野蛮了。所以，郭沫若认为，殷商是游牧民族。可是，现在出土的大量的甲骨文，甲骨文尽管是祭师操作，里面有许多农耕文化。应该说，商朝前期是游牧民族，后期是农耕民族。由于古公亶父的发源地是在陕西歧山，周朝的周武王称商朝为东夷，就是东面的蛮夷。实际上，在当时殷商期间，中原地区有几百个游牧民族，他们都是茹毛饮血，惟有古公亶父一族最早进入农耕民族。周公旦颁布周礼和早期的文化，西周东周（春秋、战国）都是引用和继承了周朝传播下来的一切，以后儒学又将周朝的历史和文化发扬光大，所以早期的东西，都是虚幻的故事，是人为添加进去的。

司马迁年幼时，在父亲指导下，阅读了“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籍。年轻时，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德儒学，又访遍于中国的河山。他父亲司马谈在弥留间告诉他，祖先是周朝的太史，希望他能继承祖先的遗志，撰写一部史书。司马迁在李陵案后，将父亲遗留下来的史书和官方的档案，写下了一部旷世大作“史记”。原名是“太史公书”，该书从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时间长达3000年，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由于“史记”具有先秦之风，直言评论了汉高祖刘邦劣迹和汉武帝的暴虐，所以“史记”在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时才重见天日。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战国，下到五代末年，宋太祖灭后周，有一千六百年历史。作者按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重大事件和各方面的关联交代的清晰，使读者一目了然。但是，资治通鉴的前半部是以“史记”为主，编成了“周记”五卷，“秦记”三卷。所以说，资治通鉴离不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五代记，等书籍，同时与儒家的史学观一脉相承的。可以说，资治通鉴是史记的继承版，只不过形式和历史阶段不同。

张律明

私认为史记比较靠谱，之至少它是官方的限定的版本。官方出版的书，它的优点是比较接近事实的中心，缺点就是它往往服从无官方的意志，往往不能够从客观的事实出发，阐述事实。但是相对于资治通鉴，还是能大部分反应出真正的史实。资治通鉴是一本综合类的书籍，它从各部史书寻找自己著述的材料，没有客观事实为依据，所以可信度不是很高。

關鍵字: 文化 史记 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