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春秋後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謀略家，未發跡時只是一介布衣，生活困窘，但他從小機敏有才，不拘小節，被視為“佯狂倜儻負俗”之輩，宛令文種卻重其才，曾多次拜訪，後隨文種入越，為越大夫，擢為上將軍。吳越夫椒之戰後，范蠡獻“卑辭厚禮，乞吳存越”之策，隨勾踐入吳為質三年，後輔佐勾踐富國強兵，選擇新都城址，設計了大城小城，為實踐“伐吳九術”，范蠡把美女西施、鄭旦獻於夫差，終於公元前473年攻破吳城。滅吳後，范蠡到齊地、陶地經商，成為鉅富，人稱“陶朱公”。
春秋後期是我國曆史上大動盪、大發展和大變化的時期，范蠡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奇才智士，亦是經商致富的商祖，其思想與謀略的智慧，既是歷史的積澱，又是時代的產物。我們細緻地綜觀春秋後期湧現出的傑出人物，不難發現，一些人的結局讓人嘆息不止，只有范蠡是唯一的大贏家，他不論在官場、情場，還是商場，都是無往而不勝，取得了巨大成功。范蠡為何如此幸運呢？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他有一套高出常人的人生智慧，並且集前人和同時代人的智慧之大成：
一、哲理智慧
范蠡生活的時代雖未產生唯物辯證法，但他是傑出的思想家。《漢書·藝文志·兵書略》著錄有《范蠡》二篇，可惜久已亡佚。僅從《史記》《國語》《越絕書》等書中記載的范蠡言論，亦可看出他的思想是深刻的，其中貫穿著辯證的精神，充滿著哲理大智慧。
范蠡思想上比較突出的特點是具有發展觀。春秋時代的哲學家老子認為長與短、高與下、美與醜、禍與福都是互相依存、互相轉化的。故老子說：“禍兮福之所依，福兮禍之所伏。”范蠡吸收了老子樸素辯證的思想，他認為：“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物極必反是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受到自然現象的啟示，他意識到發展變化同樣存在於人類社會發展之中，因此，他主張要用發展變化的觀點看待、分析和解決社會問題。
就治理國家而言，范蠡認為國家可能由弱變強，也可能由強變弱。范蠡說：“持滿(盈)者與天(效法天道)，定傾者與人(依賴人道，即符合民心)，節事者與地(符合地道)。”又說：“夫國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所謂“持盈”就是要盡力保持國家的長久強盛。其意為當國家強盛時，統治者要效法“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的品格，以防止國家由強變弱。所謂“定傾”就是國家危機時要避免於傾覆，亦即如何擺脫國家的危難。所謂“節事”就是要處理好政事，其中心內容是發展生產，增強國家實力，使國家立於不敗之地。
范蠡謀劃的越國對吳國的政策，亦是用發展變化的觀點，正確地處理好跟吳國的關係。當越王勾踐在夫椒被吳國戰敗，退守會稽山被圍困，面臨亡國殺身之災時，范蠡建議越王勾踐屈膝求和，入吳為人質，爭取吳王夫差的同情、寬容和歡心，越王採納了其建議，先後兩次派大夫文種向吳王求和，並賄賂吳國太宰伯嚭，使之替越王說情，而使吳王赦免了越王及其臣屬。當越國強大打敗吳王夫差時，吳王夫差向越王勾踐求和，由於吳國使者“辭愈卑，禮愈尊”，勾踐產生了憐憫之心，意欲同意吳王的求和，這時，遭到范蠡的強烈反對，絕對不能答應求和，應毫不留情地消滅敵人。范蠡說：“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豈可逆天乎？”在范蠡的規勸下，越王下令消滅了吳國。前後兩個時期，范蠡採用了兩種不同的外交方針，由此可看出發展變化的思想在范蠡的外交政策中的應用。此外，范蠡又用發展變化的觀點看待戰爭，分析決定自已的人生選擇，在此恕不詳述。
范蠡哲理智慧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強調從客觀實際出發，主觀認識必須與客觀實際相結合的整體觀點。他信奉天人合一的原則，認為天道、人事相和諧才能取得成功。范蠡提出“與天”“與地”“與人”的理論，他認為天道、地道兩者都是客觀情況及其規律，都是行事的根據，人事再與之很好配合，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若客觀條件不具備，卻違背天道，憑想當然而盲目行動，只會招來嚴重的後果。
勾踐與范蠡在謀劃反擊吳國的時機問題上，范蠡的表現尤其突出。根據《國語·越語下》記載，范蠡曾連續四年，每年一次勸止勾踐不要急躁，前三年的三次勸止，越王都聽從了，第四年越王實在等不及了，他把范蠡召來說：“我跟你共同謀劃反擊吳國，你總說時機不成熟，現在吳國災情嚴重，連稻子螃蟹都吃光了，總該是時候了吧？”范蠡又以人事未盡加以勸說。勾踐聞言大怒，說道：“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這不是欺騙我嗎！范蠡說：“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亦即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並不是孤立存在的，需要兩者的高度統一和有機配合才會取得成功。范蠡主張的“人事必須與天地相參”的重要命題，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如《中庸》《荀子·天論》有關天地“能參”的觀點，都是對范蠡“相參”思想的繼承。
范蠡的哲學智慧又一個重要的特點是認識規律，運用規律。范蠡認為：“必有以知天地之恆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所謂“恆制”乃是“經常不變的法則”，這就是說客觀世界的規律，不僅存在於自然界，而且存在於人類社會之中，人們只有認識客觀世界的規律，才能有效地進行各種活動，取得最大的成功。范蠡協助越王勾踐制定了滅亡吳國的方針與步驟，促成了勾踐成就霸業，正是在這哲學思想指導下實現的。
二、謀略智慧
何謂謀略？謀與略二字連用，最早見於《三國志·吳志》，作者在《陸遜結評》中寫道：“予既奇遜之謀略又嘆權之識才。”謀略就是計謀和韜略。深謀遠慮的謀略來源於知識的淵博，但知識只有轉化成智慧才有價值，而超人的智慧也只有轉化成實用的謀略才能充分發揮作用。
范蠡宏觀哲理智慧所達到的高度為他的微觀非凡謀略奠定了基礎。微觀的謀略智慧是主體對事物的一種綜合認識能力和判斷能力，它具有預見性、洞察性、決斷性三個特點。范蠡的謀略智慧，突出地表現在其軍事、政治、經商與人生的選擇等諸多方面，現略述如下。
（一）軍事謀略
范蠡軍事謀略思想的核心是“審備慎守”，“審備”，就是作好戰爭的準備。戰備充分，可掌握戰爭的主動權，又可應付敵方突然的襲擊，選擇最佳時機，殲滅敵人。“慎守”其意為：不可放鬆警惕，不可輕率行動。這與老子、孔子的“慎戰”思想是一致的，也許是范蠡吸收了他們兩人的智慧。范蠡曾師事計倪，也有人認為“審備慎守”來源於計倪的“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的論述，基於對戰爭的高度重視，范蠡提出了“審備慎守”的軍事謀略。公元前494年，吳越夫椒之戰前夕，范蠡就極力勸諫勾踐說：“臣聞兵者兇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兇器，試身其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因為戰爭的勝負，直接關係到國家的興亡，人民的安危，故必須慎之又慎，斷然不可輕易決定。越王不聽，決計出師，結果慘敗，僅剩五千殘兵退守會稽山，夫椒之戰的悲慘結局，亦可看出堅持“審備慎守”謀略的重要性。
春秋爭霸，不圖一時之勝負，這是范蠡極有遠見的軍事謀略。夫椒戰敗後，越與吳簽訂了屈辱的和約，越王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用之事，種不如禮，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反映出范蠡知人知己的智慧，於是范蠡隨越王勾踐入質於吳，范蠡要勾踐等人做出誠心悔改、歸降的樣子，表面上裝得很老實，同時買通權臣伯嚭為越王君臣說情，並離間吳王與功臣伍子胥的關係。歷經三年的努力，終於獲得了吳王的赦免。
公元前490年，勾踐結束了在吳囚禁生活，歷經“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越國振興了，並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反攻，范蠡的軍事謀略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首先，十分注重選擇舉兵復仇的戰略反攻時機。據《國語·越語下》記載：勾踐曾多次打算興師伐吳，范蠡均告之“未可”“姑待之”。公元前482年三月，才建議出兵。說明範蠡選擇戰機極為慎重。其次，在伐吳的戰術上多采用靈活機動，聲東擊西的作戰方式，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公元前478年爆發的笠澤之戰，范蠡採用了分兵誘敵，主力突破的虛實戰術，即分兵為左右兩軍，另由越王親自率領中軍六千人，先令左軍沿笠澤水上游守候，又派右軍順笠澤水下游隱蔽。“至夜半時分，勾踐下令左右軍同時向江對岸的吳軍發起進攻，吳軍倉猝應戰，也把軍隊分成兩支，正中范蠡誘敵分兵之計。勾踐見敵中計，即令中軍渡江，從吳軍兩路中間薄弱環節發起攻擊，兵峰直接插向吳軍的腹部。吳軍大潰”，並且拒絕吳國求和，徹底殲滅敵人，不後患。
（二）政治謀略
眾所周知，大凡政治家都具有靈活機智、敏銳、深沉、堅定等優秀品質，作為政治家的范蠡，差不多都具備了，而且還有自己的特點，他一生中用過不少具有遠見卓識的智謀，成就了越國的霸業，保全了個人的身家生命。就其用於政治方面的謀略，首先，忍辱求全，卑辭厚禮，堅守待機。前述越王向吳王求和時，范蠡與勾踐同甘共苦，形影不離，他們居住石室，專司養馬，蓬頭垢面，歷盡艱辛，卑辭忍辱，勾踐甚至為吳王“嘗糞”治病，最終，吳王終於赦免勾踐君臣回國。其次，積蓄力量，伺機滅吳。
勾踐、范蠡回到越國之後，勾踐接受了范蠡的建議，積蓄力量，努力做到“富國強兵”，恢復經濟，改革軍制，以擴充步兵為重點，加強軍事訓練，如“越女舞劍”“陳音教射”都是訓練士兵的具體措施。與此同時，范蠡承擔營建城廓，加強防禦設施，今天的紹興城就是在范蠡所築的越國都城的基礎上形成的。此外，范蠡還在錢塘江南岸造成“防塢”等軍事設施。公元前482年，吳王夫差自恃國強，北上黃池(河南封丘西南)與晉定公爭霸，范蠡建議乘吳國國內空虛之機，興兵伐吳，圍困姑蘇。夫差聞訊，倉猝回師，請求議和，伯嚭答應勾踐許以犒軍之禮，才求得越國班師。後來，吳國連年災荒，民怨載道，國力大衰，范蠡見時機成熟，乃建議越王再次伐吳，遂滅吳國，夫差自殺。越國也退還了過去佔領鄰國的土地，改善與鄰國的關係，成為春秋末年的最後一代霸主。
（三）經商謀略
勾踐滅吳後，大擺慶功宴，席間群臣盡情歡樂，唯獨勾踐默默無言，且有憂色。善於洞察一切的范蠡深知越王在國家強盛之後，要如何對付為他效力的群臣，而絕不是與他們共安樂。經過深思熟慮後，范蠡決定謝絕封賞，慶功會後，他向勾踐請辭，正中勾踐下懷，然勾踐卻又假惺惺潸然淚下，說：“我以前說過，要和您共享國家，如果您不接受，我就殺了您的妻子兒子。”這就更堅定了范蠡出走的決心，激流勇退，於是連夜乘扁舟離開，涉三江入五湖，出走至齊國，表現出了冷靜和明智。臨行之前致書於友人文種曰：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可與共之患難，不可與之共安樂，勸文種辭官離去，文種猶未深信，不久越王果藉故讓他自殺。
范蠡到齊地後，“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居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范蠡之所以取鴟夷子皮為名，取其能縮能伸之意，原為對伍子胥的敬重與懷念。范蠡在齊地經商致富，使他在當地出了名，齊國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於是，他拒絕接受，“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以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於陶(今山東定陶縣西北)。居無何，則致貲累鉅萬。天下稱陶朱公”。因他經營有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後被奉為商界之祖，經營之神。
范蠡經商的謀略是“因天之時，就地之利”，而依於“義”。
首先，談談“因天之時”，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牢牢把握和充分利用有利時機。他曾說：“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亡，唯恐弗及”，他在越從政為官，特別是指揮戰爭就很善於觀察利用天時，他離開越，重新選擇職業時，就更注意到這一點。他明智地觀察分析了列國紛爭的形勢，認為在越王勾踐稱霸後一段時間裡，楚、齊、晉三個實力較強的諸侯國，一時還難以調集起眾多的兵力發動戰爭，可能會出現短時期的和平安定，而和平安定的年代是經商做生意的極佳時機，故決定從商。
其次，在“就地之利”方面，范蠡擇址“陶”可謂獨具慧眼，經過了周密的調查研究，他選擇了司馬遷譽為“天下之中”的交通要塞之地。此地是春秋戰國時大都會，其來歷非淺：傳說時代的堯初居於此，又是舜製作陶器的場地，西周時是曹國的國都。此地先歸宋、衛，後歸齊。由於堯、舜、曹君的活動使陶地較長時期保存有了諸如忠厚誠信、淳樸端莊、勤勞節儉等等獨特文化傳統，又因歸屬的頻繁更替及交通要衝位置的形成，使陶地呈現出一種寬容、開放的風氣。這種獨特的社會環境和優良的文化傳統，創造出一種宜於經商的氛圍。更因陶地居齊、魯、宋、衛等諸侯國的交通要道的樞紐，距楚、晉、越等諸侯國並不遠。正所謂“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范蠡有眼力，識寶地，果然，遷到了“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的經濟交通中心陶地後，成為鉅富。
再次，范蠡特別注重以“義”經商，很好地處理了義利關係。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這些思想已在范蠡腦海中生了根，在商業經營中從不追求暴利，而僅“逐什一之利”。生財有道、薄利符合消費者利益，他們能夠接受，達到了義的要求。“義者宜也”，價錢高低定得適當、合宜，與商品等值、便宜，結果達到薄利多銷，自然利益也加大了。與此同時，范蠡亦強調以“智”經商，注重經濟理性，即經濟利益和道德規範一致，經濟理性排除非理性。范蠡在陶經商致富後，“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而好行其德者也”。
總之，范蠡的人生智慧，突出地表現出其在一生中，無論在人生選擇，還是在政治、軍事、經商等方面，都具有極強的分析、辨別與做出正確判斷的能力，因此，范蠡在助越王勾踐興越滅吳和經商致富等都取得很大的成功。對此，清朝人朱素臣曾寫《題範少伯祠》一首詩，給與他以極高的評價，現抄錄如下：應羨功成身退無，湖流猶把姓名呼。千秋不乏奇男子，高識誰能及大夫。
綜觀范蠡的一生，其“高識”無人可及，但亦有其人生的教訓，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記載的“千金之子，不死於市”的故事，說到陶朱公有三個兒子，次子在楚國殺人，陶朱公具有識人、用人的方法，決定派少子去救次子，因少子生於富豪之家對錢財使用大方，長子從小隨他艱難創業很看重錢財，此次救人要花“千金”，看重錢財肯定把事情辦壞。因此，決定派少子前往，但長子認為“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為不肖”，因此堅決反對，甚至以死威脅，其妻也說：“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空亡長男，奈何？”陶朱公此時沒有堅持自已的正確意見，沒有進行耐心解釋，而是求息事寧人，改派長子，但所託非人，“千金救子”功敗垂成，次子被殺，財歸人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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