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芳永
纵观中国历史，十几次改朝换代都成功了，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却鲜有成功的。以至于有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可以向暴力屈服，却拙于制度创新，且改革者鲜有好下场的。
中国的改革史和西方的改革史有很大不同，中国每次改革大多是加强中央集权，（鸦片战争以后的不包括）越到后来权利越集中，经济上也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西方的改革到了后来是把集中的权利分解，并加强监督，比如“宗教改革”，“大宪章”，“英国议会改革”等都是把教会、国王的权利进行限制，经济上也一样。改革所涉及的既得利益者也就集中在最上面那几个，中国的历史上的改革，所涉及的往往是庞大的官僚地主阶层，面临的既得利益集团是非常庞大的。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上改革者所碰到的利益集团，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都难得善终了。
主要讲各个改革者变法中损害旧的利益集团的法令，以及引发的对抗。先从吴起变法开始，吴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自己改革而被杀的改革家。吴起的改革是拿楚国旧贵族开刀，制定法令。一、加强王权，对楚国无功劳的贵族及其后代实行均爵减禄，三代而收爵禄。把爵位受于有军功和其他有功劳的人。二、缩减大臣的权利，同时整顿吏治，杜绝楚国较严重的私人请托行为，要求官员公私分明。三、裁减冗官，罢无能无用之官，选贤能。把贵族迁移到边境和人烟稀少的地方，以充实地方。吴起的这些改革极大损害了楚国旧贵族的利益，史记记载“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可见变法改革最难的，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虽然吴起变法让楚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巴蜀”成为诸侯中的强国。
商鞅变法可以说是中国历次变法改革中最成功的，可商鞅最后是被五马分尸的。一、建立军功爵制，废除以前的贵族、官员级别，重新制定二十级爵位。旧贵族没有战功，一律废除爵位，按照战功确定新的级别、爵位。二、建立郡县制，封侯以后的贵族，只能收取食邑内的租税，不管理民事。使贵族失去在食邑里的特权，变封建领主制为地主制。三、经济上推崇农耕，打击商业和知识分子，凡从事商业活动的，收到官府做奴隶。各国的纵横家，游说之士都归入“末流”、“游民”，不许入秦。还严厉的镇压反对派，反对派唆使太子触犯新法。商鞅把太子老师公子虔割鼻，公孙贾脸上刺字，并训斥太子，烧掉太子所藏儒家著作。商鞅变法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变法改革的成功在于没有“人亡政息”，秦惠文王没有因为商鞅的死，而尽废“商公之法”，才使商鞅变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变法改革。
王莽这位靠着表演和忽悠坐上皇帝宝座的人，开始中国第一场平均地权的改革。王莽非常准确地看出汉朝土地兼并的危害，他认为“汉朝三十税一，豪强侵占土地后，租给农民要收十分之五的地租。”太不像话了。一纸令下，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制，按每人100亩标准，有多余土地的人，应把多余土地分给族人或者邻居。如此激进剥夺既得利益者的改革，立即把原先的拥戴者赶到对立面。而且土地国有化也没在地方上推广，那些眼巴巴的等着分地的农民，因为没有分到土地感觉被忽悠，也走到对立面。加上王莽在货币改革上的失败，导致经济混乱，很快被推翻。（比王莽早一百多年，罗马的格拉古兄弟进行类似的改革，结局差不多）
王安石变法也如同商鞅一样对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看似利国利民，法令看着也超前，很多改革后世都有用到。但王安石变法却是所有阶层都受到打击，受益的也就是国库收入和那些善于敛财的官员。“市易法”与“均输法”打击拥有垄断经营地位的皇亲贵戚，官僚商贾，同时普通的小商小户也在利益受损之列。“青苗法”看似让底层民众受益的法令，由于官员不管是否需要，摊派式的要所有人贷款或者越有钱越让你多贷款，真正需要的却贷不到粮款，以及官员为私利随意增加利息。这个在王安石任地方官时执行的非常好的改革，成了各级官员敛财的法宝。
张居正的变法，改革了驿站，让拿着路条和公文的勋贵与官员及其家人亲戚在驿站大吃大喝、吃拿卡要的行为受到惩处和杜绝。为驿站提供物资的附近百姓，极大的减轻负担。“一条鞭法”减少中间环节，让负责收赋税的粮长、里正及各级官员没有上下其手的机会。把按人头收得赋税、徭役摊到土地里，减轻百姓负担。万历皇帝要是学秦惠文王，继续执行张居正变法内容，大明王朝就不会只是万子万孙。
吴起与商鞅的变法打击的是旧贵族，受益的是新的凭军功获得爵位的人；王莽变法打击的是拥有土地面积过多的，受益的是无地、少地以及奴隶。王安石变法是各个阶级都受到影响。张居正与雍正的改革打击官僚与士绅阶层，受益的是按丁征税的普通百姓。以上的变法例子说明，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改革有一个无解的难题。要改革的对象，或者说改革对立面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可避免的是国家除统治者外的整个贵族、官僚、士大夫、大地主、乡绅阶级。这是国家的上层、中上层阶级，是封建社会的栋梁、精英，更可笑的是改革的法令是要靠这些人去执行，改革的阻力可想而知。最典型莫过于王安石变法，不要说任地方官被王安石执行很好的“青苗法”，被各级官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的执行。就是王安石自认最靠谱的“免役法”，在最初的执行过程中，被一个反对变法的知县（平时是个清官、好官哦），来一个曲解法令的执法。百姓不满，知县来句：“这是王相国让我这么做的，你们找王相国去。”出现整个封建社会极少有的宰相被上访群众堵在家里，没法上朝的事件。中国封建的官僚体制，最高层的皇帝和勋贵、官僚、士绅阶级是对立的，皇帝为了自己统治的安全当然不希望最底层的百姓被压榨的起来造反。所以皇帝很多时候是支持变法改革的，可是当变法遇到的阻力过大，变法过程中引起混乱，改革有可能危及统治时，改革者无可避免的成了背锅侠。
爱读历史的大胖子
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改革史。社会其实每天都在进行着微调，比如发生的一个案件，就会形成一个案例；比如一些正在发生的趋势，需要加以立法引导等等。这些细小的改革，缓和了社会矛盾，是开放、成熟的社会具备的特点之一。
变法，变的是祖宗之法。可为什么要变祖宗之法？因为所谓的“法”，即是社会资源及利益分配机制。儒家崇古，常常借古喻今。因此祖宗之法代表的正统地位常常难于撼动，实是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的原因。除了出现工业革命这样的生产力显著增加的情况，使得原有的既得利益群体通过变法获得的利益要多于他们所放弃、让渡出来的政治、经济权益之外，更多情况下，变法是在原有的盘子里做利益调整，必然会涉及到数量庞大的厉害冲突。
历史上不仅仅是那些知名的失败的变法，有一个说法叫做“幸存者偏差”，成功的变法其实数量更多。比较有名的有汉武帝时期的大变法，南北朝时期的各种变法，还有唐太宗时期的裁汰冗员等，都在当时起到很大的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这些变法中，也掺杂了很多血泪，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依然很激烈，但是最终变法得以强制手段推行。
但不管是成功的变法，还是失败的变法，主导者一般都不会善终。好一点的能够急流勇退，从此远离庙堂，差一点的就是万夫所指，身败名裂。这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变法者承担了所有的矛盾的集中点，避无可避，逃无可逃，因此，非有大气魄之人不能为之。
中国与西方不同，这来自于东西方选择的政治道路的发展方向存在根本上的差别。中国从春秋战国以来，在大一统政治、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君主专制在明清时代达到顶峰。西方社会由于复杂的地理条件产生的足够多的差异，盛行封建制，各地大大小小的封建主，为了共同的发展利益，甘愿放弃一部分政治独立组成了联盟。因此联盟政治是西方社会政治的主流，各种会议磋商，各种妥协谈判成为西方政治生活必不可少的技能。
这样的政治文化，使得中国的君主权力极大，社会资源的集中程度也最高，因此妥协文化基本上就不能存在于王朝政治中，因为底层人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去与代表君权的官僚阶级摊牌。
中国儒家的政治伦理，讲究天地君亲师，君主可以被当做“君父”。权力已经人格化到这个份上，犯上即使忤逆。所以，中国历史上可以有很多次的暴力革命，终结一个秩序，却很少有几次通过谈判重新开一片天地的例子。所以，西方人说中国人拙于制度创新，而习惯于屈从于暴力，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排除了妥协的可能。所以，黑格尔看到西方历史，都是有商有量的，逐步发展进步，他们得出来历史演进的理论。而他来看中国的历史，确实治乱兴替，好似一个个轮回。因此他说中国没有历史，只是在一个框架里往复循环。
中国的先秦时代，与欧洲的政治体制是相似的。当时的贵族也有领地，贵族们也有跟君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君主也需要折节下士，不可能为所欲为。此时由于各国越来越频繁的兼并战争，中央统一集权的变法，即霸道政治成为主流。可是各国贵族阶层对君权增强天生是具有抵触心理的，因此变法往往都不够彻底。赵武灵王变法，只是改变服装样式，就遭到了很多贵族的反对。赵武灵王不得不亲自跑到贵族家里去，说明只是改变服装样式，方便打仗，不动贵族的家族利益，才逐渐说服了几个大贵族支持赵王主导的改革。至于商鞅变法，则是更为彻底的变法，遇到的阻力更是强大。秦孝公更是组织了一支3000人的护法队，铁腕强力推行，死了不少人，这些人的账都算在了商鞅头上。所以，秦孝公一死，商鞅的人生也就到头了。
秦朝之后，中国的封建贵族为之一空，布衣将相登上历史舞台。布衣将相短时间内形成的地方贵族势力一般尚不足以对皇权造成威胁，所以历代帝王的变法，都是冲着增强中央权力去的。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皇帝的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为了控制国家机器，皇帝被要求熟稔帝王之术。平衡，是权谋的重要手段。所以，一旦涉及到利益调整，不管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往往都会发展为“党争”。党争严重危害社会政治的正常发展，使得吏治腐败，国家机器崩溃，已而造成亡国惨像。
历代变法者的悲惨结局，就是由于“党争”的原因所造成的，与事实关系不大，只在于立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变法，只是党争时互相攻讦的工具。由于这样的政治文化，所谓的变法也就不能群策群力，往往都有故意拖后腿的。除非像商鞅那样，把反对派全都杀了——可是皇帝要考虑的是平衡，不会同意这么做的。
所以，不管变法成败与否，皇帝都会将变法时集中了所有的矛盾的焦点人物给绳之以法，来获得一个圆满的结局。变法者以热忱增强了君主的权力，以鲜血换得了既得利益群体的心理宽慰。社会暂时又达成了脆弱的平衡，而变法者则成为了献祭。
所以，中国变法者的下场之所以悲惨的原因即是，在一个缺少妥协文化政治制度里，任何形势的变法都将获得大量的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社会恢复平静的唯一办法即是变法者的惨淡收场。如果如商鞅一般，身死法存，倒也不失为以身殉法。而在一个“正统”文化强大的政治制度里，将一切新希望都扼杀在萌芽之中是制度惯性使然，人亡政息是一个更为常见的现实状况。
而知而行
为什么一说到变法，都觉得变法就是好呢？
变法好吗？
变法一点也不好。
对于那些既得利益者而言，每一次变法都是要动他们的蛋糕。
变法怎么会好呢？
也许你觉得变法对老百姓好啊。
这又是想当然的误会。
自古至今，有为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谋福而实施的变法吗？
没有。
从来没有。
恰恰相反，我们今天所鼓吹的这些变法者，
他们大抵的变法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皇帝的权利。
至于是否有利于老百姓，那是附带的问题，有时候有利，有时候有害，但是这都不是他们变法的初衷和出发点。
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很多人都讲，好，非常好。
好在哪里？
商鞅变法彻底动摇了秦国贵族的势力，秦国灭亡之时，再无一家贵族有力量起来为秦国的复国而努力。反之，关东六国虽然亡于秦国，但是秦末六国贵族纷纷起兵，为复兴故国而进行了惨烈的战斗。秦国呢？商鞅变法已经把秦国权利集中于皇帝一家一人之上，贵族也好，王族也好，早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秦国的亡国局面了。
王安石变法，说起来头头是道，最后是，老百姓饿殍遍野，老百姓得到啥实惠了？啥也没有。自赵匡胤建国以来，宋朝官家养士近百年，深得文人士大夫之心，王安石变法一起，立刻使得君臣相得的局面被破坏，此后朋党之风兴起，间接导致了后面宋朝的灭亡。不客气的说，王安石这种亡国之人，到今天还能被中国人推崇备加，本身就是一件极其怪异的事情。
人就是这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主义的正确，无论怎样的糊涂话都敢说，敢讲。2000年的圣人我们说扔就扔了，2000年来一直被鄙夷，被视为奸邪的商鞅，王安石，我们偏偏要称之为伟大的改革家。
一个铜币，以正为正，那正便是正，反便是反；
若是以反为正，那正便是反，反便是正。
孔孟和商鞅，王安石，就是铜币的两面。
也对，既然我们以反为正了。
那这些本来奸邪之人纷纷成为了正面人物，也是理所当然的。
张子曰
变法者下场不好的多，但更多的是：只是人走了变法才被转弯，这没有啥。商秧变法惨遭车裂，但他的变法没改变而被强化，所以秦国强势而起。王安石人在法不在了，所以宋朝走向灭亡。而变法者日子过得好，说明不是真正的变法。
浪子108330356
这是历史的献祭
如干将莫邪出世
革新派动了守旧派的奶酪
而新生的东西在萌芽状态是最容易被扼杀的
但被杀掉的只是地表的枝叶
任何新事物，一旦契合了历史的巨轮，符合了文明发展的需求，无论怎么砍伐枝叶，也无法停止地底根部的疯长，一旦形成规模，势必破土而出，彻底翻天覆地，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这就是为什么革新派总是被干掉，而革新却终究会进行下去的原因！！！
历史一朝生
历史中的变法图强，往往是新制度与旧制度的碰撞，而制度的制定者往往掌握在贵族阶级手里，新君想推翻旧制度，肯定会与旧贵族发生利益冲突。新法一旦动力了贵族阶级的奶酪，那么他们会极力反对变法，所以阻力很大。
其实，新上任的国君也明白这一点，国家与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就是某些制度不合理。要想国家的强大，必须变法，但是变法会涉及到旧贵族的利益。
比如战国时期，各国都开始变法，唯独秦国的“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原因是商鞅变法最彻底，不惜得罪任何人，切国君下了死命令。当时的秦国，土地掌握在大贵族奴隶主手里，父亲的爵位，无论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功劳儿子都可以世袭。贵族之间械斗，造成人员死亡地方管不了。所以，社会制度和不良风气阻碍了秦国的发展，其他国家和秦国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其他六国君主没有秦国的君主那么有魄力。他们在变法的时候避免与贵族阶级出现利益冲突，而商鞅变法用其生命捍卫了变法图强的成果。尤其是，废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使秦国的战力逐渐提升。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发展了国内经济。禁止私斗，严明法律，使秦国国内安定。所以，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等方面都得到了加强，所以秦国可以笑傲到最后。
秦国虽然强大了，但是商鞅却惨了。支持他的国君一死，旧贵族就死灰复燃，想方设法的污蔑他。所以，商鞅最后被车裂。后来的吴起在楚国变法，其下场和商鞅一样惨，都是得罪了旧贵族。支持他的国君一死，就没有了靠山，最后死路一条。
其实，历朝历代的变法，最大的阻碍就是旧贵族的老顽固们反对。凡改革涉及到了贵族阶级的利益，变法家们的结局都不好。比如春秋战国后的王莽，王安石，戊戌变法等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所以，新君不是不改革，而是某些老顽固在其中作梗。
朕史
历史的进步，全靠少数精英分子！变法者，多是居安思危，追求富国强兵的大智者！循规蹈矩，风平浪静，似乎是人间桃园，万世和谐！然则内忧外患，外敌愈来愈强，内忧愈来愈烈，再不变，坐以待毙？商鞅变法，方使大秦成就一统之基业！王安石变法，虽遭失败，但北宋的凄惨历史和悲哀结局，反而说明了变法的必要性！张居正变法，造就了大明中兴。为何变法者结局不好？其实不然，变法者要变法，首先必须获权。争权夺利中必定树敌无数，甚至要镇压政敌！商鞅死时，其变法已贯彻大秦，故死而无憾！王安石变法失败，但最后也就是罢相归隐，忧郁而终！张居正鞠躬尽瘁，病死于床！至于鞭尸抄家，那是皇帝昏庸报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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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皇权政治，中国古代历史上几次著名的变法改革，都是勇敢的变法者为了除弊立新挽救危亡振兴王朝，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实施一系列变革，并且得到了当时一心想励精图治的君主支持。
但是改革变法不可避免的一定会触犯侵害到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必然会遭遇到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怨恨和反对，权贵阶层的势力和能力都是很强大的，他们会千方百计不择手段的攻击变法者，阻止改革的实施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支持变法的君主在位时还好一些，可以排除阻力推行改革实施，一旦换了新君不再支持改革，那么改革就会半途而废无疾而终，变法者就会受到攻击和清算，当然有些变法也确实存在一些错误和弊端，并不是全部正确。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个变法者，商秧、王安石、张居正。就属商秧下场最凄凉悲惨，王安石和张居正还算稍好一些，最起码得以善终。
流贼闻之心胆摇
因为变法者必定会撼动权贵利益，引发人心恐慌，而利用变法的皇帝总归要找个替罪羊，好给权贵阶层一个交代。反正变法已经有了结果，不管这结果成没成功，提倡变法的人已经没啥大用了，就只好做替罪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