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兴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革命红旗始终在大别山上高高飘扬。

1932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在黄安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越过平汉线，转到外线作战。10月11日晚，红四方面军主力集结于黄安四姑墩地区，分左、右两个纵队，分别越过平汉线，向西转移。

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川陕后，鄂豫皖省委主要成员沈泽民、成仿吾、徐海东、吴焕先、郑位三、郭述申、高敬亭、王平章等率领留在苏区的部队，即红二十五军的七十五师和二十七师及地方武装，分别在鄂东北、皖西等地积极打击敌人。

鄂豫皖省委和红军领导人决心加强统一领导,整合红军队伍,以便更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

1932年11月12日，省委书记沈泽民在红安县长冲主持召开了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成立鄂东北、皖西两道委，初步解决党对鄂豫皖边区统一领导的问题。

11月29日 ，省委又在新县、红安交界的檀树岗召开最高军事干部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下辖七十四、七十五两个师，约7000人。从此，鄂豫皖边区进入了以红二十五军为主力反“围剿”斗争的新阶段 。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的领导下，接连获得了郭家河、潘家河的战斗的胜利。

1933年1月上旬，红二十八军在泗店的大畈组成，军长廖荣坤，政治委员王平章，全军约3000人。

红二十八军成立地 位于泗店乡大畈

1933年3月4日，敌三十五师一0四旅两个团进占郭家河，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决定乘敌立足未稳，集中全军力量将其歼灭。5日夜，二十五军自新集南部的野鸡笼出发，奔袭郭家河。6日拂晓，向敌发起猛烈攻击，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经一个多小时激战，全歼敌两个团，毙俘敌2000余人，缴山炮1门，迫击炮8门，机枪15挺，长短枪2000多枝，战马百余匹，而我军仅伤亡30人。郭家河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的首次大捷，给根据地军民以巨大的鼓舞，坚定了斗争信心。不久，二十五军又在泗店杨泗寨战斗中歼敌700余人。

4月 4日，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在泗店大畈会合。会合后的4月15日，又在新县、红安交界的潘家河战斗中歼敌主力二十三师一个多团。

潘家河战斗后，省委为进一步加强红二十五军，将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吴焕先仍任军长。

连续的战斗胜利，使省委的“左”倾思想有了发展。不久，省委发动了围攻七里坪战役。

早在5月初，蒋介石就部署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任命刘镇华为“剿匪”总司令，投入14个师又4个独立旅，共计82个团约10万余人。7月17日，“围剿”开始。刘镇华坐镇新集，指挥各路“围剿”部队向鄂东北根据地发起进攻。由于省委执行错误的斗争方针，提出“与土地共存亡”的口号，红二十五军与敌正面对抗，寸土不让，虽毙俘大量敌军，自己亦伤亡惨重，导致鄂东北中心区保卫战失败。红二十五军被迫向皖西北转移。省委并未吸取鄂东北中心区保卫战失败的教训，仍采取内线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结果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又告失败。这时，红二十五军仅剩3000余人，又被迫西移鄂东北。

1933年10月16日，省委在红安县紫云寨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全面检讨了斗争方针。沈泽民带病执笔，给中央写报告，承认错误，表示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令人十分沉痛的是，报告写成后没几天，沈泽民因长期带病战斗、工作，不幸病逝于新县卡房枣林山，年仅33岁。由徐宝珊任代理书记。

省委第三次扩大在会议后，红二十五军在天台、老君山周围开展游击战争，积极主动打击敌人。又在箭厂河、太平寨到泗店的杨泗寨一带游击，不断取得战斗胜利。在战斗中，鄂东北道委还采用便衣队这一斗争形式，以灵活的行动对付敌人，有力地支援了红军，扰乱了敌人。

1934年2月底，蒋介石亲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对鄂豫皖根据地继续实施第五次“围剿”。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徐海东的领导下，顽强与敌人作战，虽连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终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根据地仍处于危急局面。

1934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长、中华苏维埃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程子华抵达鄂东北，传达中央的指示。11月4日，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从皖西北向鄂东北疾进，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与鄂东北道委会合。11月11日，省委在花山寨（光山县境内）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议，商议讨论中央指示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问题。会议决定对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

红二十五军司令部旧址 位于箭厂河乡方湾村

1934年11月16日，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开始长征。此后，红二十五军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孤军远征，仅以3000人的兵力，打破了敌人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发展到4000多人。同时，红二十五军西征，调动了鄂豫皖边区敌人18个团尾追西去，减轻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压力。

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鄂豫皖根据地进入更加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敌人对根据地进行了更加严酷的“清剿”。增修碉堡，构筑封锁线，接连不断地进行“篦发式”搜山，实行彻底的“三光”政策。箭厂河、沙窝、八里畈、周河、郭家河、卡房，无数村庄在“清剿”中化为焦土。卡房牛冲村，原有300多人，屠杀后只剩下30多人；周河汤冲村，原有160多人，屠杀后只剩下10余人；箭厂河油榨湾原有几百人，经过血洗，只剩下一个瞎子、一个腿上长疮的人和3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十室九空，断壁残墙，惨不忍睹。以卡房乡为中心，南起天台山，北到凌云寺，西至莲花石，东到郭家河，方圆90里的地区，几乎成了“无人区”。

而这片“无人区”，却是当时较大的一块根据地。鄂东北道委，罗（山）（黄）陂孝（感）特委，红安、河口、罗山县委等机关，武装部队，医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以及革命群众共1500人，依山隐蔽，坚持斗争 。

1935年1月，方永乐、徐诚基率领鄂东北独立团，历经险阻，到达皖西，找到了高敬亭，传达了红二十五军长征前省委的指示，要求高敬亭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工作，重组红二十八军，坚持革命斗争。2月3日，红二十八军在安徽太湖凉亭坳重组，高敬亭任政治委员，并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工作。

凉亭坳会议的召开和红二十八军的重建，是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斗争的关键，使边区人民又有了一支新的主力红军，边区革命斗争又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从此，鄂豫皖边区革命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此后，鄂豫皖革命斗争在鄂东北道委、皖西北道委和红二十八军领导人的领导下，采取灵活的战术，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采取内、外线穿插作战的办法，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清剿”。从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北上长征，到1937年7月底岳西停战协议的签订，这是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时期，尽管形势极其险恶，环境空前艰苦，但由于我根据地党组织和革命人民的英勇斗争，一支主力红军——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鄂豫皖地区党组织负责人、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和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等，遵照党中央指示，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国共合作抗日谈判。7月28日达成协议，举行了签字仪式，鄂豫皖边区内战基本结束。

8月上旬，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和箭厂河、卡房等地的便衣队到红安县七里坪集结。1938年1月，红二十八军与鄂豫皖地区的地方武装，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兼政委，全军2800人。1938年3月，四支队由七里坪出发，经新集、沙窝开赴皖东抗日前线。

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后，鄂豫皖边区又逐渐形成了一支党领导的重要革命武装——新四军第五师。第五师在李先念等人的领导下，坚持对敌顽的斗争。在经扶县境内，先后诞生了多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38年12月，鄂东特委及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由七里坪迁往经扶县白马山。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以留守处警卫排为基础，在白马山龚湾组建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罗厚福任大队长，熊作芳任政治委员。1939年5月，六大队南下深入敌后，打击伪顽，收复了（黄）陂孝（感）北一带被敌伪占领的大片国土。11月，六大队由最初80余人发展到1000余人，编入李先念领导的鄂豫抗日挺进支队。1939年秋，六大队南下作战后，在光（山）麻（城）经（扶）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又组建了独立支队，也称经扶独立营，大队长居宗彩（后叛变），政委郑维孝。全队60余人。独立大队主要活动在以天台山、老君山为中心的东大山地区及以大、小鸡笼山为中心的西大山地区。1941年夏，独立大队编入第五师后，又组建经扶县委游击大队，肖先发任大队长。主要活动于天台山、老君山以北、九龙寺以南、劳山以东、连康山以西纵横百余里的广大地区。1942年，改称经扶县游击支队。1943年底，又改称为经扶县抗日武装指挥部。

1946年6月中原部队突围至1947年7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这是整个大别山区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没有正规部队，只有数十支人数不等的红色游击队（豫南鄂东有4支，皖西有20余支）顽强地坚持着斗争。其中刘名榜领导的罗（山）礼（山）经（扶）光（山）游击队影响最大、最深远。

罗礼经光游击队是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指示创建的。1946年7月，我中原部队胜利突围后，奉命留下坚持斗争的中原军区所属鄂东独立旅旅长张体学等，在卡房李墩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郑位三、李先念关于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指示，决定撤销原县区政权和豫东南地委，由刘名榜、肖先发等重新组建罗礼经光中心县委，刘名榜任中心县委书记兼县长。中心县委集中共产党员70多人，组成了游击支队。

罗礼经光游击队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关注。1947年4月，刘名榜他们镇压了伪经扶县参议员杜定廉。国民党电台和报纸惊呼：“大别山共军势力不可低估!”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席极为兴奋：“好！大别山还有刘名榜在坚持!好！”随即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派郑植惠传达指示：“大别山根据地一定要坚持，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中央就要派大部队南来。”

罗礼经光游击队受到刘邓首长的亲切接见。1947年9月，刘邓首长在光山县南向店附近的杨岗接见刘名榜、邱进敏等99名游击队员。刘名榜把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情况向刘邓首长作了汇报。邓政委又高兴又严肃地说：“对，我们离了党的领导，活不成!离开了人民，离开了枪杆子，更活不成!”邓政委接着说：“你们都是党和人民的好战士，我代表野战军的领导同志，向你们表示感谢!”

罗礼经光游击队的革命斗争历程得到艺术展现。罗礼经光游击队一直战斗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受到敌人最残酷、最野蛮的“清剿”，为坚持大别山区的革命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原刘邓大军文工团长、当代著名作家史超，以罗礼经光游击队的革命斗争生活为题材，创作了电影《五更寒》，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曾任刘邓大军民运部长、新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穰明德后来回忆说：“我们常说，大别山红旗不倒，火种不灭，指的就是罗礼经光中心县委和刘名榜他们。”

来自：新县党史地方志研究室 《红色的土地 英雄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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