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收入花费在比较耐久的物品上，那不仅较有利于蓄积，而且又较易于养成俭朴的风尚。倘若一个人在这方面花费得过多，他可幡然改计，而不致为社会人士所讥评。如果原来是婢仆成群，骤然撤减，如果原来是华筵广设，骤然减省，如果原来是陈设华丽，骤然节用，就不免为邻人共见，而且好象是意味着自己承认往昔行为的错误。所以，象这样大花大用的人，不是迫于破产，很少有改变习惯的勇气。
反之，如果他原爱用钱添置房屋、家俱、书籍或图画，以后如果自觉财力不济，他就可以幡然改习，人亦不疑。因为此类物品，前已购置，无需源源购置不绝。在别人看来，他改变习性的原因似乎不是财力不济，而是意兴已阑。
何况，费财于耐久物品，所养常多；费财于款待宾客，所养较少。一夕之宴，所费为二三百斤粮食，其中也许有一半倾于粪堆，所耗不可谓不大。设以宴会所费，用以雇用泥木工、技匠等等，则所费粮食的价值虽相等，所养的人数必加多。工人们将一便士一便士地、一镑一镑地购买这些粮食，一也不会消耗毁弃。一则用以维持生产者，能增加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一则用以维持不生产者，不能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
亚当·斯密：《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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