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一生有两个与她交集甚深的男人，一个是胡兰成，一个就是赖亚。在异国他乡，张爱玲与赖亚相携走了十二年婚姻，最后终抵不过岁月与病痛，赖亚去世后，留给她的只剩孤寂与惆怅。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于洛杉矶西木区公寓内，孤独地离开了这个对她而言，近乎“苍凉”的世界。
张爱玲与赖亚
20世纪50年代初，张爱玲对大陆凌厉逼人的政治形势，显然不能适应。也许是出于一位作家的敏感，也许是寻找一种安全感，张爱玲悄然出走香港。
香港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在她的青春少女时代，曾在这里求学三年。然而冷战时代的香港，也并非想象中的天堂，她像许多逃难来香港的人一样，对这个殖民地的前景忧心忡忡，不安全感仍然存在。
张爱玲早有移民美国的打算，在香港也仅仅待了三年。1955 年秋天，她告别在香港新结识的好朋友宋淇、邝文美夫妇，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离开香港，前往人地生疏的美国。
到达美国的张爱玲落脚于纽约的一家女子职业宿舍。该宿舍是一家慈善机构所办，有济贫的性质，简单而寒伧，张爱玲也不以为意。
不久，她向爱德华• 麦克道威尔写作基金会申请的写作基金获得批准。这个基金会为一些有资格、有前途的作家提供写作环境，让他们安心写作。
基金会的会所是在新罕布什尔州一处远离尘嚣的幽静庄园。不久，张爱玲离开纽约，搬到这儿从事专业写作。也就是在这儿，发生了影响她日后生活的另一件大事，她认识了美国作家费迪南•赖亚（Ferdinand Reyher），由此开始了她的第二次婚姻。
赖亚1891 年生于美国费城，父母均为德国移民。赖亚年少的时候就喜欢文学写作，1914 年获得哈佛大学文艺学硕士学位，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过英文教师。1917 年，他与吕蓓卡• 郝理琪结婚。
赖亚对安安稳稳的婚姻生活不感兴趣，常常一个人在各大城市和国家之间游历。而吕蓓卡是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活跃人物，为了追求她的女权事业也无暇顾及家庭。因此，两人虽然结婚，但是聚少别多，感情生活也不顺利。1926年，两人协议离婚。
赖亚生性好动，热爱自由，喜欢结交朋友。在20年代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在美国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他用获得的稿酬去游历欧洲，结识了欧洲文学界一些重要人物，如庞德、康拉德、乔伊斯等人。
赖亚与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是好朋友，他们与20世纪20年代初识于柏林，后来成为莫逆之交。布莱希特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赖亚在30年代也一度“左倾”，信仰马克思主义。两人还在一起合作过电影剧本。布莱希特在美国期间，赖亚给予他很大帮助。
30年代，美国电影工业蓬勃兴起，赖亚有一个非常赚钱的工作，就是为好莱坞编写剧本。他的编剧才华也得到了一些好莱坞制片人与导演的称颂。
虽然好莱坞待遇优厚 ，但是大制片厂时代流水线式的剧本写作模式也抑制了作家的才情，甚至中断了他的文学生涯。
50年代的赖亚已是落魄之人，不仅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一日不如一日。而且作为一个过了气的作家，并无一部真正有分量的作品留给自己。他曾经有长篇小说《我听到你们歌唱》、戏剧《以色列城堡》问世，但是并未得到文艺界的公认。
他的好朋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 刘易斯曾经预言他会一夜成名，但对于晚年的赖亚来说，这个预言落空了。
1956 年，赖亚也获得了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入营机会，他似乎想在这里调整自己，重新积聚力量，完成写作计划。只是计划还没有实施，便遇到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张爱玲。
张爱玲入营不久即认识了赖亚，大概是1956年3月13日，他们两人有几分钟短暂的谈话。谈话给赖亚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他觉得这个东方女子很大方也很和蔼可亲。
张爱玲想来对赖亚也有好感，远在他乡，有这么一个可以倾谈的人，而且赖亚又挺随和、幽默。最初他们在公共场合谈谈，不久他们就开始单独来往，出入成双了。
（张爱玲与赖亚）
张爱玲觉得赖亚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她将她的小说《秧歌》的英文版拿给赖亚看。赖亚读了以后，对她的文笔大加赞美。赖亚还就她正在写作的小说《粉泪》的结构给予建议，张爱玲自然也是非常感激。两人之间，志趣相投，交往也越来越频繁而深入。
到了这年5月12日，赖亚在他的日记中曾记载：“去房中有同房之好。”这是张爱玲在胡兰成之后，再次接纳一个新的男人，而光阴已经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十年。
两人如漆似胶的时候马上要结束，赖亚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期限是5月14日。在这一天，他将要去纽约北部一个叫耶多的地方，那里有另一个文艺营。
在分别的那一天，张爱玲送赖亚到车站，并向他倾诉了自己的感情和自己目前面临的困境。张爱玲自己生活虽然面临一些艰难，但是考虑到赖亚年事已高，而且生活并不宽裕，在临别时还预备了一些现金作为礼物送给赖亚。
赖亚对张爱玲的表白与体谅很是感动，但是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可能未能准确地把握张爱玲的暗示，他也许把他们之间的行为视为一种西方式的情人关系。因此，他当时没有给张爱玲任何感情上的承诺。只是在一个多月后，一件意外的事情，让赖亚重新考虑两人之间的关系。
一个多月以后，张爱玲惊讶地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有点不知所措，立刻写信告诉赖亚，并且不等收到赖亚的回信就匆忙坐车到一个叫萨拉托卡泉镇的一家旅馆与赖亚见面。
见面后，这个古老的小镇上，张爱玲迎来个人生活中又一个重大的时刻，赖亚向她郑重地求婚了。
在萨拉托卡泉镇上相聚的日子，想必张爱玲是愉快的，她等来赖亚的求婚，两人悬而未决的关系有了个终结，她这颗心也就放下了。
但是他们不能不考虑他们目前的境况，他们没有存款，也没有固定收入，甚至是居无定所。不要孩子是明智之举。因此，张爱玲要去做人工流产。
1956年8月14日，张爱玲与赖亚在纽约举行婚礼，参加婚礼的有她的经纪人马莉• 勒德尔和她的好朋友炎樱。
这一年张爱玲三十六岁，赖亚六十五岁。这次婚姻尽管在年龄、性格甚至政治立场方面有许多差异，但是对张爱玲来说，多少合乎了她“现世安稳”的平实愿望。
婚后，赖亚对张爱玲呵护有加。为尽可能地为张爱玲的写作创造环境，他承担了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家务，例如做饭、去银行、去邮局，处理杂事。
张爱玲不喜欢乡镇生活的单调乏味，赖亚则顺应张爱玲的主张，他们申请了一些大去处的文艺营地。
与赖亚在一起上街、看电影、旅行，张爱玲都感觉到很愉快。在婚后的最初几年里，他们的行踪遍及纽约、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等城市，赖亚就像一个向导，领着张爱玲走街串巷，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夫妻两人携手同行，相濡以沫，慢慢地度过了当初举步维艰的日子。在赖亚的引导下，张爱玲的写作也有很大的进展。她对美国社会也越来越熟悉，不久，张爱玲就正式加入了美国国籍。
然而生活中也有一些不幸的事情会接连出现。赖亚虽然看上去高大健壮，但身体状况却很糟糕。在他们结婚之前，赖亚就有过中风。结婚之后，也复发过几次，后来住进医院。
因为中风，赖亚变得非常虚弱，甚至怀疑自己命将不保。赖亚的病无疑是他们夫妻两人头顶的一柄悬剑，也给张爱玲婚后的生活投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在张爱玲的心目中，赖亚曾经是她在美国开始新生活的希望，现在她不能不想到，他随时有可能离她而去。
而且，张爱玲更要面对的是他们俩糟糕的经济状况。赖亚的晚年几乎一贫如洗，每月的收入只有区区50 元养老金和一点版税。这样说来，这个家庭主要是张爱玲在独立支撑。
在美国的最初几年，张爱玲的英语写作一直不顺利。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秧歌》虽然被美国一家出版公司出版，但是她的第二部英文小说《粉泪》则被出版社婉拒了，《粉泪》花费了她将近一年光阴，张爱玲对它寄予厚望，这给凭借一支笔试图立足美国文坛的张爱玲很大的打击。
为了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她接受了香港的朋友宋淇的委托，开始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编写剧本。每个剧本八百至一千美元，这成为她这段时期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1961 年夏天，张爱玲不甘心自己的文学创作在美国遭遇冷落，打算写一部以张学良为原型的英文小说《少帅》，为此，她需要到远东收集资料。
张爱玲把自己远东之行的想法告诉赖亚，赖亚的情绪很低落，古稀之年的他觉得张爱玲要弃他而去。
虽然自己百般不愿张爱玲离开，但是却没有理由阻拦她，因为这个家还需要张爱玲来支撑。此时赖亚的生活尚能自理，只是身边不能没有他人照顾。
张爱玲安顿好赖亚以后，在这年10月，从旧金山飞往台北，在台北稍作停留后，就收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赖亚在游玩时严重中风，现在躺在宾夕法尼亚一家医院。
这个消息让张爱玲极度伤心，她想即刻返回美国，但是那时机票昂贵，她身上所剩的钱不够买一张机票；另一方面，赖亚的病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以后，也渐渐稳定了。
因此，她最终决定还是先去香港，写作《红楼梦》的剧本，写完之后，再去美国照顾丈夫。
张爱玲在香港停留了五个多月，改编的剧本《红楼梦》屡屡碰壁，自己也被折磨得筋疲力尽。这次香港之行，对她可以说是“铩羽而归”。
1962年3月18日，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了华盛顿机场，赖亚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看到张爱玲走下飞机，赖亚非常兴奋，以前所有的猜疑与不快都烟消云散。
他们在赖亚选定的一套公寓里安顿下来。生活似乎又逐渐恢复了常规，张爱玲很快进入到《少帅》一书的写作中去，同时也在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写剧本。赖亚这一年七十岁了，夫妻两人生活久了，对张爱玲产生了强烈的依恋之情。
有一次，他在日记中记载他傍晚回家的情景：“走向他的家，他的爱，他的光明。”张爱玲成了赖亚晚年生活中感情的寄托。有时候，张爱玲外出回家晚了，赖亚都会担忧不已，生怕有什么闪失。
就在张爱玲为了养家而奋力写作的时候，更大的不幸还是来了。
有一次赖亚从图书馆出来，不小心跌了一跤，摔断了股骨，同时又引发了中风。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几乎一直瘫痪在床。对张爱玲来说，一方面必须写作赚钱，支付赖亚的医药费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兼做一个护士，照顾赖亚的起居生活。
很难想象出身名门，从小养尊处优的张爱玲，现在要照顾一个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老人，而且也不是一天两天，这是漫长的时间过程。
久病是一种折磨，家中为一种绝望的气氛所笼罩，看不到任何转机。张爱玲也忍受着各种各样生活的煎熬，试图去寻找各种解决办法。在赖亚生命的最后两年，张爱玲一直守护在他身边，还是尽到了妻子的责任。
1967年10月8日，赖亚在痛苦中去世。这段相处十二年的婚姻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这一年，张爱玲四十七岁。按常情来说，她仍有婚姻的机会。但是两次婚姻，给予她的都是不堪回首的经历，使她对感情彻底丧失了兴趣。赖亚的去世，对她来说，恰是一种解脱。
在赖亚去世以后，张爱玲开始离群索居。她不关心外部世界，也不与外界人来往，完全沉湎于内心。
在她生命的晚年，主要做了三件事：修改旧作，考证《红楼梦》，翻译《海上花列传》。
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大洋彼岸的港台，她的声名蒸蒸日上。作为一个天才的小说家，她的作品先是被台湾、香港承认。到了20世纪80年代，又被邓小平时代的祖国大陆承认。
她的小说被密集出版，同时成为大陆、港台的畅销书，部分作品也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热映。
张爱玲知晓这一切后，已不再像当年在上海滩大红大紫时那样，有“飞扬的喜悦”，她此时已经很淡漠，甚至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惆怅。
1994 年，张爱玲自知留在世上的岁月不多，她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部作品《对照记》，在这部作品里，她向世人展示了她和家人、朋友的照片一百多幅，尤以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居多。
有意识地给世人留下一份真实资料，她用这样一种方式，向喜爱她的作品的读者告别。
1995年9月9日，张爱玲被人发现病逝于洛杉矶西木区公寓内。她孤独地离开了这个对她而言，近乎“苍凉”的世界。这一天正是中国农历中秋节，太平洋上的月亮特别圆，特别亮。
本文摘自《何处相守 何来相安》作者：谢一苇，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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