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衍東廳長囑以重託，張昕楓副廳長親自出馬。省廳第二工作組抵達鶴崗，孫匡男、崔道植三員大將全部露面。 全省打擊殺人犯罪工作研討會於2月12日在哈爾濱落下內幕。
會議一結束，徐衍東廳長立即與張昕楓副廳長緊急磋商，研究如何處理鶴崗大案問題。兩位廳長，特別是張副廳長，幾乎每天都在聽取來自鶴崗的彙報，作指示。但由於忙於會議，一直抽不出時間專門交換意見。此外，徐廳長心目裡始終有個算盤，他認為這樣的案子最好由張昕楓親自出馬進行現場指揮，他才能完全放下心來。對於鶴崗方面的偵破進展，徐衍東瞭解得很仔細，他完全同意鶴崗指揮部的工作方案，對何局長的經驗、閆自忠的幹練，也抱有信心，相信此案破獲在他們手裡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但此案實在影響重大，早一天破，就有早一天的效果，並且，他認為此案不僅是鶴崗的案子，而且是黑省的案子，必須運用全省最精銳的力量一舉破獲，以檢驗黑省公安部門的實力。會議一結束，他就把張昕楓邀請到自己的辦公室，直截了當地談出了自己的看法。 張昕楓毫不猶豫地同意了，他頭天晚上剛剛與閆自忠通過話，瞭解到目前的形勢。在他看來，有些情況也是非下去具體摸一摸才行了。自然，他一下去，整個破案工作的首要責任就落在他頭上，他還是感到此行不容推辭，作為一省的刑警頭腦，這個時候不出現在刑警們面前，又如何稱得上最高指揮者呢！
和平時期，刑警是真正進行實戰的部隊。目前，全國平均每天犧牲一個民警。刑警指揮員與軍隊的指揮員又有不同。他不僅要決定戰略，也要決定戰術。遇到真正錯綜複雜的案件，他要直接拿出最具體的意見，指明偵查的途徑。在那一刻，千軍萬馬都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是他一個的判斷。這種時候，他所做的簡直相當於一個戰士端起槍，瞄準敵人。所以，刑警的指揮員實在羨慕不得，冒充不得、矇混不得，在國家機關的各個職能部門中，是切切實實的一員干將。他可能由於一起大案得到升遷，也可能由於一起大案立刻被撤職，仕途上最為兇險。 “你考慮一下，需要帶誰去？”徐廳長表示關切。
張昕楓坐在沙發上，兩手平穩地扶著把手，保持了平素的鎮靜和微笑：“有3個人是非帶不可的：匡男、老崔和老車。”匡男即孫匡男，年輕有為的省廳刑偵處處長；老崔是崔道植，省廳刑技處處長、全國彈道痕跡權威；老車即車則仁，省廳刑技處副處長，全國有影響的法醫專家。把這三個人帶去，再加上已經在鶴崗的閆自忠、王克立，可以說是把省廳刑偵、刑技的主要骨幹一鍋端了。
徐廳長沒有笑，他也認為確實到了值得傾其所有、一決雌雄的時刻了。在這種時刻，有張昕楓這樣的同事替他獨當一面，承擔重負，他真是感到欣慰。並不是每個省廳廳長都有這樣的左膀右臂。他們進一步交換了看法。徐廳長以為，如果閆自忠等人的分析不錯，那麼鶴崗“1.28”案已經成為省內第六起系列殺人大案，而且其嚴重程度要比前五起為甚，這是個非常危險的記號。張副廳長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兩人交談中，再次使用了後來非常著名論點，即“1.28”大案標誌著“嚴重暴力犯罪的升級。” “說實在的，老張，”徐衍東不無感喟地說：“形勢對我們越來越嚴峻了。‘嚴打’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搞好社會綜合治理，多作預防犯罪方面的工作。有些事情不是公安部門一個部門能夠解決的。保持穩定是大局，但現在社會上不穩定的因素在增多。我們黑龍江本來是資源大省，像煤、木、糧、油，過去都為國家做過很大貢獻。時至今日，這些優勢都發揮得不夠了。這裡面什麼原因呢？主要還是歷史的原因和體制的原因。森工、煤炭、軍工企業經濟上普遍不景氣，欠發工人工資現象嚴重，有的半年、有的長達一年發不出錢，光這一項就要增加多少犯罪因素？工人要靠工資維持生活，不發工資，他沒有生活出路，有的就要到社會上去犯罪。比如說，雞西某個礦有個老工人，平時表現很好，幾個月不出支，為了女兒上學，偷了礦上的物資。這個人被抓住後說，我也不想偷，可是你們不給我發工資，女兒的學費交上不，我怎麼辦？另外，每年的輟學生就有5到7萬，“兩放”人員還有一部分，還有閒散在社會上無職業、待業的人。像這些都屬於不安定因素，在我們黑龍江很突出。”
張昕楓頻頻點頭。他平時和徐廳長交換對案件的看法較多，在更廣泛的問題上討論較少，今天談到這裡，也不禁表示同感： “我也考慮過，我們省殺人犯罪活動多，原因可以列出不少……犯罪是社會現象，是社會諸多矛盾和消極因素的綜合反映。特別是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影響和制約殺人犯罪發生、發展的因素是大量的。”他板起手指頭數：“比如，現在老百姓中人生觀、價值觀發生的變化有多大？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思潮是在膨脹，當然嚴重腐蝕一些人的思想，特別是青少年……各種渲染兇殺、恐怖、暴力的書刊、影視，對犯罪活動也算起著引誘、刺激、教唆作用：像您說的，大量企業經營不景氣，一些企業關、停、並、轉、破、職工生活受到影響，很多富餘人員流向社會。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又湧向城市。城市升學率低，失業待業人員增多。‘兩放’人員安置和再教育落實不了，也成為犯罪率高發的群體。還有，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造成一部分心理失衡，一方面是少數人‘大款’揮霍無度，一方面是一些只有高消費慾望，沒有掙大錢本事的人鋌而走險。企業深化改革、剝離冗員、優化組合、處理違紀，再加上辦事不公，矛盾越來越多，有了‘你砸飯碗，我砸你腦袋’的問題。計劃經濟時期建立起來的一套社會管理機制被打破，新的社會管理機制還在建立、完美過程中，法律、制度和措施不健全、不配套。再加上黑龍江人口構成複雜、人口素質相對較低，城市人口多、高緯度、日照短、半年閒、酗酒多等等這些特殊的人文、地理因素，我省殺人犯罪突出，確實有客觀原因的一面。”
徐衍東見他數得這樣清楚，笑道：“行，我看你的確是有研究。將來爭取由你執筆，好好寫個關於社會綜合治理的報告、送省裡參考。”“這不歸我管，”張昕楓笑著擺手，“我們做公安的，重要的是加強對犯罪的打擊力度，別的都是題外話。”“也不盡然。形勢總是要了解的，況且，對研究犯罪心理也有用。”張昕楓鄭重點頭：“是的，譬如‘1.28’案犯，我猜想就屬於那種‘有高消費慾望，沒有掙大錢本事，鋌而走險’的人。”“他們要的是一百萬。”結束談話時，兩人覺得彼此又熟悉了許多，他們站起來，握手，張副廳長感到徐廳長的手握得比平常緊，他深知其中產意味。
崔道植、車則仁兩位處長接到命令就趕回四處交代工作，準備必要的勘察用具。四處又稱黑龍江省公安廳刑事技術處、黑龍江省公安廳科技處，對外稱黑龍江省767研究所，即專門從事刑事技術研究、開發、應用的研究所，因成立於1976年7月命名。這個單位一套人馬三塊牌子，下設法醫、痕跡、文檢等12個科室，是一個多學科、多功能，既辦案又科研、具有現代設備和現代管理水平的行政學術實體，國家二級物證檢驗中心。刑事技術是刑事偵查的基礎，辦案總要從現場開始，最先從現場開始工作的就是刑技人員。指揮員、偵察員若不懂現場，很難成為優秀的指揮員和偵察員。特別是隨著現代犯罪活動的發展，刑事科技的現代化建設成為當務之急，省廳對這個部門的投入也日益加大。如今，在設備上，所裡的實力已與部裡相差不大，近年來重要物證一般不需要到部裡送檢，大大加強了辦案效率。由於這個部門的特殊性，四處並不設在省廳大樓，而是獨立出來自己擁有位於
其它街區的一幢四層樓，並常常有國外的專家學者來參觀訪問。走進四處，逐一參觀陳設著各種高級先進設備的科室，與彬彬有禮的工作人員交談，人們會驚訝地發現公安廳內部還有這樣一個知識密集型的、知識分子成堆的部門。這與人們對公安機關的一般印象截然不同。四處的人大都具有大學本科、研究生以上學歷，有的是研究生導師，多數人為高級和中級技術人員。公安科技被稱為“第一戰鬥力”，20年裡，這些溫文爾雅的書生參加了上千起大要案及疑難案件的現場勘查工作，為基層部門和兄弟單位鑑定複核了各類案件一萬五千多起，包括法鑑案件三千五百多起。省內一些有名的案件，如98次列車爆炸案、七臺河爆炸案、“三張”案件等，所裡的技術鑑定都起到了關鍵作用。雖然同在一個屋簷下，但彷彿可以說刑技和刑偵人員的關係是“秀才”和“兵”的關係，刑技人員多敏感、細膩，刑偵人員多豪爽、粗放，彼此自然有不盡融合之處。不過，真到了綁在一起幹的時候，也沒有不同心同德的。
破案中刑偵、刑技缺一不可，但有時首功在刑偵，有時首功在刑技，當刑技貢獻突出時，刑偵總是由衷敬佩的。如98次列車爆炸案中，車廂裡炸死9人，炸傷47。在血肉橫飛、遺物狼藉的現場，四處的人連續奮戰，充分運用了痕跡、法醫、理化等技術手段進行勘查和檢驗，終於認定引爆物為雷管和1號電池，並且確定了引爆人和引爆點，為及時偵破此案提供科學依據。
在1991年訥河縣發生的特大殺人案中，賈文革犯罪團伙先後將40餘名被害人屍體掩埋在菜窖及深坑中，作案手段之殘忍、犯罪時間之長、殘害人數之多，都屬全國罕見。四處的技術人員與當地同志一起，在隨時可能出現塌方、屍毒感染和乏氧窒息的惡劣環境下，不怕髒累，不顧個人安危，在腐爛如泥的屍體旁堅持工作。有時一邊打點滴、一邊工作，僅用8天時間就將屍體挖掘、檢驗處理完畢，圓滿完成檢驗鑑定任務。這些事蹟無疑都使刑偵人員心悅誠服。 這個所講究在辦案中求生存、求發展，在辦案中增加購置設施、引進人才、培養人才、為科研工作的發展奠定基礎，使辦案工作不斷擴大檢驗範圍、不斷提高檢出率和準確度，使辦案更加科學化、規範化，逐慚形成雄厚的力量。在法醫方面，過去的檢驗項目比較單一，物證檢驗上僅能開展ABO的檢驗。現在，在ABO檢驗基礎上能開展MN血型、血清型、酶型、DNA及PCR技術，還發展了病理檢驗技術、法醫人類學傷殘鑑定，結束了在物證上只能排除不能認定的歷史，這是一個長足的進步.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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