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個廳142人與1個廳32人,這組數據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內設機構改革前,刑事檢察機構與民事檢察、行政檢察、公益訴訟3個檢察機構之間的規模對比。受“重刑輕民”觀念影響,民事、行政檢察工作在機構設置、人員配備上存在明顯短板。
今年7月,最高檢在廣東深圳召開大檢察官研討班。最高檢有關負責人在研討班上一針見血地指出,反貪轉隸前,檢察機關以反貪為主、為重,導致反貪與其他工作不平衡,由此派生形成“三個不平衡”,即刑事檢察與民事檢察、行政檢察、公益訴訟檢察工作發展不平衡,刑事檢察中公訴工作與偵查監督、刑事執行工作發展不平衡,最高檢、省級檢察院的領導、指導能力與市、縣檢察院辦案工作的實際需求不平衡。
短板與不平衡當如何解決?
2018年,最高檢以內設機構改革為切入點、突破口,突出專業化建設,促進了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等各項檢察監督工作全面平衡充分發展。《法制日報》記者從最高人民檢察院獲取的諸多數據中,深深感受到這一變化。
44151名檢察人員完成轉隸
“堅決擁護黨中央關於監察體制改革的重大決策。”
2月23日,最高檢召開全院幹部大會歡送反貪汙賄賂總局轉隸人員。在現場,轉隸檢察人員說得最多的就是這句話。
黨的十九大部署在全國推開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後,檢察機關積極配合做好相關工作銜接。今年2月,全國檢察機關反貪、反瀆和預防部門職能、機構及44151名檢察人員按時完成轉隸。
從1979年設立經濟檢察廳,1989年更名為貪汙賄賂檢察廳,1995年反貪汙賄賂總局正式掛牌,到2015年經黨中央批准整合組建新的反貪汙賄賂總局,再到今年2月整體轉隸國家監察委,近40年間,最高檢服從服務黨中央反腐敗工作大局,留下堅實有力的檢察註腳。
10月26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修訂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和《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對人民檢察院的偵查職權作出相應調整。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對監察機關移送起訴案件的補充調查、強制措施等作出規定,完善了監察與刑事訴訟的銜接機制,保障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接下來,最高檢將與中央紀委、國家監察委共同探索,建立辦理職務犯罪案件互相配合、互相制約、權威高效、銜接順暢的工作機制。
百人詐騙案審查逮捕僅需5天
百人詐騙案審查逮捕工作僅需5天就能完成,實現以前不可能實現的“神速”,靠的是“捕訴合一”辦案模式。
今年在辦理“4·08”百人網絡電信詐騙案中,針對涉案人員多、證據複雜的情況,吉林省長春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採取“捕訴合一”辦案模式,經過5天加班加點,不僅完成了94名犯罪嫌疑人的批捕,還對13名嫌疑人決定追捕。辦案檢察官呂金明說,“捕訴合一”有效整合了辦案資源,緩解了案多人少的壓力,縮短了辦案週期。
最高檢有關負責人指出,新時代對檢察人員的專業素養、專業能力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原有的刑事檢察機構設置直接影響著其專業化水平和司法效率的提升,導致公訴部門的工作與偵查監督部門的工作發展日益不平衡。
今年,在充分調研論證的基礎上,最高檢提出整合批捕起訴部門,按照案件類型組建專業化刑事辦案機構,同時實行“捕訴合一”辦案機制,即一類刑事案件由一個機構、一個辦案組、一個主辦檢察官負責到底,統一履行審查逮捕、審查起訴、補充偵查、支持公訴、訴訟監督等職能。
9月,廣東省廣州市南沙區人民檢察院出臺廣東省首個“捕訴合一”辦案規程,將原公訴部門、偵查監督部門重新整合,設立刑事檢察部。10月,廣西壯族自治區欽州市人民檢察院組織開展“捕訴合一”出庭實訓,偵查監督部門檢察官與公訴部門檢察官一起參加,同步提高能力。前不久,海南省澄邁縣人民檢察院偵查監督部門檢察官徐文彬、檢察官助理黃國靜就李某某販賣毒品一案出庭支持公訴,成功“試吃”了澄邁檢察院實行“捕訴合一”以來的“第一隻螃蟹”。
施行“捕訴合一”效果如何?說明問題的同樣是實打實的數據。
吉林省檢察機關每起案件的瑕疵問題從3年前的平均6.39個下降到現在的2.77個,全省檢察機關批捕、起訴辦案時限平均分別縮短12.3%和12.4%。在備受關注的長生疫苗案中,長春市高新區人民檢察院組成“捕訴合一”辦案團隊,依法提前介入,幫助統一證據標準,從公安機關立案偵查至審查起訴,僅用時17天。湖北省遠安縣人民檢察院在“捕訴合一”辦案模式下,捕後輕刑率下降3%,退查率降低18%,起訴案件辦案週期平均縮短14天,糾正漏捕、立案監督、追訴漏犯等監督工作佔比均大幅提升……
最高檢有關負責人指出,基層檢察機關的辦案情況顯示,將批捕部門與公訴部門合二為一,有利於偵查監督的全覆蓋,能夠切實提高工作質效,實現“1+1>2”,更加適應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和司法責任制改革的要求。
10個月提起公益訴訟1314件
7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設立最高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檢察廳的方案》。此後,各級檢察機關相繼建立公益訴訟內設機構,公益訴訟工作駛入快車道。
無聲的數據往往最有說服力。
今年1月至10月,全國檢察機關共提起公益訴訟1314件,通過辦案,督促恢復被汙染、破壞的耕地、林地、溼地、草原186.4萬畝,督促治理恢復被汙染的水源面積123.9萬畝,督促關停和整治違法企業6283家,為國家挽回經濟損失約171.5億元。
各級檢察機關通過積極開展各項專項活動,加大對生態環境保護領域案件的辦理力度。湖北檢察機關部署開展長江流域生態保護公益訴訟專項行動,著重針對固定廢物堆放、飲水水源地保護、黑臭水體等問題掛牌督辦17件、交辦94件,推動全省立案545件,提出訴前檢察建議504件,向法院提起訴訟33件。陝西檢察機關開展黃河溼地生態環境專項監督活動,黑龍江檢察機關部署開展秸稈焚燒和小鍋爐大氣汙染公益訴訟專項行動等,均取得良好社會反響。
最高檢和各省級檢察院充分發揮一體化辦案機制作用,以掛牌督辦、實地督辦、開展專項監督活動等方式,加強對下指導督促,發揮辦案引領作用。8月,最高檢掛牌督辦35起破壞長江生態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線索,目前各地已發出訴前檢察建議15件,提起公益訴訟兩件,通過辦案有效督促有關責任主體履職整改,依法保護長江流域生態環境。此外,派員實地督辦江蘇洪澤湖“8·17”汙染事件,指導江蘇、安徽兩省檢察機關及時查明案件情況,全面評估洪澤湖公益受損情況,探索跨區劃管轄公益訴訟案件,督促相關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修復生態環境,賠償汙染損害。同時,深入貫徹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議,充分發揮民事行政檢察職能,加強對涉汙染防治民事、行政訴訟的法律監督,既有效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司法公正,又依法支持人民法院的合法裁判,維護司法權威,促進用最嚴密的法治保護生態環境。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檢察機關內設機構如何設置,關鍵要看黨和人民的實際需要,要看履行法律監督職能的實際需要,這是恢復重建40年來檢察機關內設機構發展變遷給我們的深刻啟示。”最高檢有關負責人說,推進新時代檢察機關內設機構改革,將沿襲歷史經驗,遵循司法規律,科學設定內設機構,合理配置司法資源,使法律賦予的各項職能都得到充分有效履行,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更好的法律監督服務,讓人民群眾有更多更實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記者 董凡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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