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炮」審美是果不是因

最近有關“娘炮”的問題,在網絡上物議沸然,新華社、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紛紛參戰,旗幟鮮明地批判“娘炮”。首先,我們要意識到,“娘炮”這個詞本身就和“殘疾”一樣先天地政治不正確,本身就帶有歧視意味。我們不妨以“中性化”甚至是“女性化”來表述那些不夠陽剛、陰柔含蓄的男人,這樣庶幾可以使討論變得理性一些。

“娘炮”審美是果不是因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全球最權威版本《魯迅全集》第一篇白話文就是《我之節烈觀》。魯迅先生洋洋灑灑無非是說明了一個問題,女子是不是節烈,與家國興亡沒有關係。身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當然不會認為,一個女人被強姦不自殺,或者女人死了丈夫改嫁,這種事是國家衰敗的原因。那我們又為什麼會認為男人外表不夠陽剛魁梧,就認定會影響國家興衰呢?

不要誤會,我不是要說,男人中性化、女性化,一定和國家興衰沒關係。我們要探討的,是男性審美的時代性:人們對“美”的標準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化,受到氣候、政權、民族、倫理等不同因素的影響。縱觀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時代都有特殊的對男性的審美標準。我們以數學座標的方式來理解,審美標準一端是徹底女性化,另一端則是無限陽剛。《論語》所說“文質彬彬”,大約就是座標軸的“0點”。

在先秦時代,戰火紛飛,總體來說,社會對男性的審美偏向於陽剛英武彪悍雄壯。“套馬的漢子威武雄壯”,大約是那時代最受歡迎的人設。比如《左傳·昭公元年》記載了子產所在的鄭國,有一個叫做徐吾犯的貴族,她的妹妹和公孫楚定下婚約,但是由於長得很美,惹得一個叫做公孫黑的也來提親,而且公孫黑長得白皙漂亮。沒辦法,就讓他們兩個都來到徐家,由徐姑娘親自挑選。最終徐姑娘願意嫁給公孫楚,原因就是她認為公孫楚英武陽剛,這才是真正的男子漢。

兩漢時期,總的來說是傳承了《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對“威儀”的要求,社會對男性審美的標準整體偏向英武一類。範子燁就指出,漢人式的美,就是“壯偉端莊型”,在當時,要成為美男子就必須“美鬚髯”“明眉目”,要身高八尺,聲音宏亮。即使樂府詩《陌上桑》所謂的“為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須。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也不僅要求男人白,還要有鬍子,走路還要方正有力。但是到了漢末三國,再到魏晉南北朝,審美就發生了比較大的轉變。

比如魏晉時期有名的帥哥,潘安、衛玠、何晏,都絕對不是肌肉男或者彪形大漢的形象。潘安長什麼樣?《晉書·潘岳傳》說他“美姿儀”,就是很美,但是沒有任何具體的描述。衛玠不一樣,《世說新語•容止》明確描述了他:“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簡單說,就是衛玠和林妹妹一樣,是風一吹就會破的美人燈模樣。何晏更不用說了,是每天出門都要傅粉化妝的。吳秀波的《大軍師司馬懿》中的何晏形象大概算是真實還原了。

正如王瑤所說:“在別的時代,我們史傳記載,也有講一個人的儀表的,但只說他儀容魁偉等罷了,換句話說,不過形容他是個堂皇莊嚴的男子;在魏晉,其風直至南朝,一個名士是要長得像個美貌的女子才會被人稱讚的。一般士族也以此相高,所以有許多別時代不會有, 甚至認為相當可怪的故事流傳著;病態美是最美的儀容。”因此,從“美男子”的標杆我們就可以知道,那時代的人喜歡的就是陰柔的、女性美的男人。

時代到了唐朝,又不一樣了。唐朝國力強盛,開放包容,中亞、西亞的人,北方少數民族,滿長安街地逛,大家對男人美的標準又回到健壯高大的路子上。唐代男子喜歡蓄鬚、崇尚身體力量,誠如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H.Van Gulik)在《中國古代房內考》一書中所說: “無論文官還是武將都練習射箭、騎馬、劍術和拳術,技藝高超者獲得高度讚美”。甚至唐朝選拔官員就要求“體貌豐偉”,就是高大帥氣。在當時,大耳、方臉,高顴骨就是帥。詩仙李白,其實是一個劍客,這在當時,並不是新鮮事。

明清時代,社會對男人美的標準,又一次逐步走向文靜雅氣。所謂的風流才子俏佳人,大量的明清話本里所描寫的男人,就是如弱柳扶風的樣子。《金瓶梅》寫西門慶,就是一個白白嫩嫩的美男子。而馮夢龍的《醒世恆言》中讓人神魂顛倒的楊延和,“肌如雪暈,唇若朱塗,一個臉兒,恰像羊脂白玉碾成的”。這不就是塗粉擦胭脂的男人嗎?到了《紅樓夢》,王熙鳳說賈寶玉就是一個“女孩兒般”的人,所以招人喜愛。

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社會對男性審美的偏好,與一國之興衰有關係嗎?我認為是有的,但男性審美乃是時代文化風氣的“果”而不是“因”。換言之,對男性的審美偏好,只是時代氛圍的反映。我們可以看到,在封建時代,越是缺乏政治參與或是對政治冷漠,貴賤分離越是明顯的時代,比如魏晉的政治危機和貴族奢華,明清的政治高壓和異族統治,都表現出社會集體對男性審美的陰柔傾向。反之,漢唐時代,社會昌明,文化包容多元開放,對男性的審美就傾向於孔武有力健壯陽剛。

這一點,日本學者矢野主稅在《狀的研究》中曾經指出過,南朝貴族失去野性,與他們“不再需要政治活力”是共生的。

目前我們看到的“娘炮現象”,更多的是跟消費社會對於社會主義主人翁精神的侵蝕,和公共生活中的過度娛樂化導致的責任感、使命感的消失,有著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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