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baiqiang
伍子胥是爱国者是“自古以来”的定论，而且现代社会如果把伍子胥继续承认为爱国者也绝对没毛病。
昆曲《浣纱记•寄子》中伍子胥在受到吴王怀疑后将儿子托给齐国的友人。这在当时也没有人认为他这是“里通外国”
爱国者的前提是对国家的温情与敬意，而不是盲目的服从于公权力，甚至助纣为虐。也就是说成为一个爱国者的充要条件是人格的独立和明智的判断。狂热而愚蠢的人是没有资格被称之为爱国者的。
传说中，伍子胥父兄皆仕于楚平王，无罪而见戮，伍子胥奔吴。后平王卒，楚昭王立，伍子胥率吴师攻入郢都，发平王尸而鞭之。对于这段传说的内容的真伪或是如何累计形成的我们今天先不讨论，先看看太史公司马迁对伍子胥，尤其是他“覆楚”、“鞭尸”等复仇行为的评价，那就是高度肯定，并称之为“烈丈夫”，并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做出了这样的分析：
“令伍子胥从（伍）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近现代社会的人有不少非难伍子胥的所为，尤其是率吴师覆楚的行为，认为这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对国家的反攻倒算，搁到现在就是“卖国贼”。
现代人有这种想法不足为奇，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爱国主义虽然出现的很晚(19世纪后期)，但在文化动员力上足以和中世纪的宗教相匹敌的。用这种思维思考伍子胥的传说，当然会得出反对伍子胥的观点。
但令很多人不解的是，即使在楚人眼中，这个曾经对自己故国进行过血腥报复的人，也是一位英雄。《楚辞》中就有很多赞赏肯定伍子胥为“忠臣”的言论，如《涉江》中的“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将伍子胥与比干并论在战国已经是共识。《庄子.盗跖》有这样的话:“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惜往日》中有云:“吴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悲回風》甚至说到:“浮江湘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 于是现代又有人认为屈原是楚国的爱国诗人，而伍子胥不爱国，所以屈原不可能赞美伍子胥。或者又认为屈原太史公所本是虚构的理想人物，而《楚辞》为西汉楚人所撰云云。但是，在《郭店楚简》这些真正楚国时代的文献中也记录了：“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衰也”；《战国楚竹书》亦云：“及五子胥者，天下之圣人也。”可知楚人对伍子胥一直是都承认的。
楚人的国家观和道德观在当时是主流，并非是一种地方特色。因为在当时“孝”乃是成为一个君子的根本品质。而国家利益和“孝”发生冲突时，人们要首先会本能的维护“孝”。
儒家经典《礼记》。
不仅仅是“孝”高于国家利益，在当时兄弟(夫妻属于兄弟关系)朋友(君臣属于朋友关系)之间的羁绊也高于国家利益。儒家的经典《礼记》 有两条把这种情况解释的很清楚
——《礼记·檀弓上》:子贡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礼记·曲礼》上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重视个人的权益和家庭责任，并为守护这所珍视的一切，即使是面对公权力强大和时代洪流也无所畏惧，这种精神气质是我们伟大先民的一大特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有如此的精神气质，朝廷坏不到哪儿去，社会更坏不到哪儿去。
同样，西方正统价值观对于复仇也是肯定的。维多•柯里昂在只有在报灭门之仇(父母兄长皆为恶霸所害)，手刃元凶，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众将对方开膛破肚之后才有资格成为大家的教父——维多柯里昂老爷。
陳大舍
阐述的内容有点长，所以先表达观点：合适。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流传甚广，然而细细考究起来，其原文是梁启超在评论顾炎武的家国理念时，总结出来的8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时的思想家，也是一个反清斗士，他面临国破家亡时，对天下与国家这样的概念做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提出了他的看法。
天下与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顾炎武看来，天下，承载着仁义的内涵，是所有人共同遵守的基本伦理道德，比国家具有更高的价值取向。国家实际上是“肉食者谋之”，换而言之，国家是为了这些人的利益而存在。然而，作为普遍的仁义道德，则和我们每一个人有密切关系。
国家在这里的概念，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而是传统所说的一家一姓之国，更多的与中国古代的各个朝代相关。对于这样的国家，他并不直接与“匹夫”有关。所以如何维护一个国家的运作，如收税、赈灾、治安等也不是一般臣民的责任。但是天下的概念全然不同，“亡天下”所要破坏的是维持整个社会运转的伦理道德，这就跟每个人产生密切和直接的关联，坐视文化的衰败，将使每个人成为无君无父之人，将人格降低到禽兽等级。
因此，天下相比于国家，承载了仁义礼教这一传统的真正内涵，每一个认同这一伦理规范的人，都必须要维护它。
以顾炎武的国家标准来看当时的楚、吴两国，伍子胥背楚事出有因，而他遵从的仁义道德却没有更改，其中一条便是孝道，难道父兄蒙冤身死，伍子胥也要服务楚王吗？
伍子胥在吴国找到了自己施展才华的地方，爱吴国也无不可。毕竟，在天下的角度来看，楚、吴两国都是传统的家国，伍子胥并没有改宗，也没有失去作为人的仁义道德。
到了梁启超时，他对天下和国家的解释，要超出了顾炎武的的看法，毕竟那个时候，东方传统王朝第一次面对已强大起来的西方国家，很多人都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人人固守的天下观也受到质疑，民族中的智者，如梁启超等，开始对这个时代开始思考和探索。
梁启超认为西方诸国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已不是一家一姓之私产，是每一个具体成员的国家，其核心内核是国民，重要原则是宪法。宪法，是一国之人，不管他是君主、官吏、国民，共同遵守，国家的一切法度都要依据宪法做出，是万法之母。
在国家思想方面，梁启超说存在有卢梭等代表的“民约论”，共和民主制；还有斯宾塞等人的强权派，强调人民必须团结在国家之下，作为整体向外输出力量。强权派在20世纪中叶大放异彩，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思想理论基础。而民族主义者，是不使他族侵我，我亦不侵他族，在保留了个体的自由和价值，也强调了国家力量。
梁启超借由民族主义，衍伸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民族主义国家，在梁启超看来，则是如同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私德关系一般，国家之于国民，犹如父母之于子女，也存在着传统的仁义道德作为维系伦理的纽带。
梁启超所言的现代国家，即是民族主义国家，中华民族的国家，实为公器，因此在梁启超的观点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天下的概念是相似的。因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就是可以用“国家兴亡，匹夫有则”来表达。
顾炎武的天下观，在天下之下（仁义道德）所不断进行的改朝换代，是治世和乱世的不断更替。王朝可以更替，但是天下却保持着更强的稳定性、连贯性。当不涉及仁义这一本质时，国家的更替依旧与人民无关，当然这涉及到了政治与道德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也存在合法性的叙事角度问题。
所以，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古代意义上的国家等同，本身就不是正确看待的态度。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其国民的内涵，具有着天然的人性普遍性，在个人看来具备的仁义道德，广而施之，则是全体人类命运中的一份子。而之所以出现“伍子胥是否爱国”这一问题的原因，也在于人们对国家这一概念的误用。
伍子胥是否爱国，是一个简单的二分法，认定一个，便是排除了另一个，是一个缺乏思考深度的问题，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政治口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政治口号本身就是要取消思想的复杂，将一切具体的状况摒弃，同时树立一个明确的敌对形象来保持自身的凝聚力，无论是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五四运动的“外抗强权，内惩国贼”都是如此。所有的政治势力，都极为熟练地使用各种政治口号，煽动人民从而推动政治目的的实现。当政治口号本身与特定的意识形态结盟之后，就会产生更为剧烈的反应，如德意志第三帝国充斥的各种政治口号。戈培尔说，政治口号的目标就是征服群众，让群众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里。
执政力量反复使用政治口号的目的，乃是为了进一步强化自身的执政地位，并通过政治口号来宣传意识形态，使政治力量渗入国家机器的每一个环节，使其分享国家本身具有的神性。执政力量理所当然地强调国家本身的至高无上，作为自身合法性和正统性的依据。在这样的一种权利框架下，个人变得无足轻重，甚至不得不承担沉重的义务。作为一种结果，国家至上主义，就成为了政治口号中最适合的口号了。
伍子胥爱国本身引起的争论，就体现出了这种思考深度的区别，人云亦云的偏见和误解，是缺乏思考的表现。
对于国家至上主义而言，它不会承认有任何高于它的概念，任何个人都必须强制性的服从国家的命令，并且时刻为国家所牺牲，这样一种状况下，天下就失去了自身的超越性地位，国家本身成为了某种普遍性的象征。法国大革命时的恐怖政治，是国家至上主义所可能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当国家至上主义与特定的意识形态结盟，就会形成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宣称自身具备超越性与普遍性，认为自己服从于历史规律或者自然规律，以此宣称对解放世界的合法性。这样，传统天下的道统，就掌握在国家手里，法律只有在符合国家意志时才具备效力。极权主义进一步压制了个人思考的空间，处于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反思和批判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关于国家的概念的梳理，实际上反映的是以个人的思想启蒙来克服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实现每个国民的身份和责任认知。在面临新概念时，以英国人的保守审慎的态度去看待新生事物，保守主义会稳健的多，而自由主义则是充分尊重人权，解放思想。每个人的思想启蒙都需要独立完成，每一个国民都具备成熟的思想，如此才能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伍子胥爱国与否问题的讨论，将是一个启蒙的开端。
而知而行
先大致介绍下伍子胥的事迹。伍子胥是春秋末期楚国人，家中几代都是楚国的重臣，父亲是楚国太子熊建的老师。楚平王因为听信奸臣费无极的谗言，派人去杀太子，太子逃出国。楚平王就杀了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而伍子胥则逃出国去，几经波折后到达东边的吴国。他投靠吴国公子姬光，帮助姬光杀死堂弟吴王姬僚，政变上位，即吴王阖闾。之后，伍子胥辅佐吴王阖闾，先是扰袭楚国边境，随后长驱直入，攻占楚国首都，把当时已经去世的楚平王尸体挖出来鞭打。此后楚国在秦国军队帮助下赶走吴军，伍子胥回国后，又投身到吴越战争，辅佐吴王阖闾的儿子吴王夫差大破越国。然而最后，因为夫差昏庸，听信了越国的反间计，伍子胥被迫自杀。
由此可见，伍子胥的一生，既是快意恩仇的一生，也是悲剧的一生。他的命运当然有值得叹惋的地方，他的才能非常突出，他为了报父兄之仇而进行的努力挣扎也使人敬佩。然而，把这样一个人物冠以爱国的头衔，却实在是自己抽嘴巴。
很简单，说伍子胥爱国，他爱的是哪一国呢？
伍子胥自己的祖国楚国，他显然是不爱的（当然，楚国先不爱他）。因为父兄之仇，他发誓要攻灭楚国，乃至煽动楚国的宿敌吴国，发动大举入侵战争，使得楚国军民死伤无数，首都惨遭焚毁，更对先王掘墓鞭尸，连好友申包胥都看不下去，这对楚国有一丝的情感么？
那么，伍子胥爱吴国么？显然也不是。吴国只是他报仇的工具而已。伍子胥跑到吴国，最初投靠吴王姬僚。但当公子姬光劝阻姬僚出兵报仇时，伍子胥就改投靠姬光，发动政变杀死姬僚夺取王位。此后，伍子胥率领吴军长驱进攻楚国，确实成就了吴国的霸权。但在秦国出兵，吴国已经处于不利格局后，伍子胥还试图继续留在楚国烧杀抢掠。显然，在伍子胥心中，吴国的安危，是远不如自己报仇的大业来得重要。而且伍子胥对吴国的这种操控，实际上引出了吴国的穷兵黩武，最终反而促进了吴国的灭亡。
再看看伍子胥的学生——白公熊胜。熊胜后来回到楚国，受到楚国宰相重用。但他却为了夺取大权，擅自发动叛乱，杀害三位德高望重的叔父，最后死于楚国军民的怒火之下。伍子胥能带出这样野心勃勃而全无原则的学生，他自己的爱国精神又能有多么纯洁呢？
因此可见，说伍子胥爱国，那是贻笑大方的。
巴山夜雨涮锅
非常的不合适！
理由如下：伍子胥是楚国贵族，在楚国高层的权力斗争失败后，移民到了楚国的敌国吴国，成为了吴国人。然后他趁楚平王去世，楚国政局不稳的时候，带领吴国军队打回了自己的祖国。
因为和楚国王室的私人恩怨，让无辜的楚国人民遭受了几乎亡国灭种的伤害！（其实吴国早就想干楚国了，伍子胥真是雪中送炭）在楚国人看来，伍子胥是一个背叛了自己祖国的人，降祸于血肉同胞的人！
看来伍子胥不爱他的祖国，楚国！
那么，他爱吴国吗？
当吴王夫差不听从伍子胥的建议，反而赐死伍子胥的时候，伍子胥要家人在他死后把眼睛挖出，挂在东门上。他要亲眼看着越国军队灭掉吴国！
通过伍子胥的遗嘱可以看出此时的伍子胥对吴王夫差之恨！也表明他对吴国并没有感情可言：吴国被灭，竟然成了他的死后遗愿！（辜负你的人是吴王夫差，可不是吴国的人民）
可见他爱的也不是吴国。
所以，不能把伍子胥称为一个爱国者！把他称为恨国者好像更贴切些！他投奔敌国成为楚奸，领兵灭亡自己的祖国让我鄙视！因为个人恩怨，诅咒自己的国家更让我鄙视！
看真正的爱国者崇祯死前是怎么说的！“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伍子胥：“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
历史风暴
本人认为不合适。历史上爱国的英雄数不胜数，近代和现代的爱国英雄更是层出不穷。爱国的英雄千千万，伍子胥算个篹？叛国投敌，为了报私仇，引狼入室，灭了自己国家的君主，直至上演了鞭尸一幕。我认为伍子胥在历史的长河里是小人一个，狭隘的个人英雄，不值一提，如果以他为楷模，只会让人学会报私仇。
周文革1
得看从哪个角度去看。伍子胥楚国人，因楚怀王杀了他全家而逃到吴国，并且当了大官，所以他也算吴国人。忠于吴国，是我对他的印象。我想广告里说他爱国，大概是指的他爱吴国吧。我想也是合适的。
我是一片云179098918
第一，爱国首先是指爱祖国。第二，关于国的概念不可和现代等同。那时君主就是国，而他对祖国君主是恨多于爱。为解自己的心头之恨，他对祖国做了什么？可以查历史。第三，不可以说他多么爱他做客卿的国，自我实现，利用报仇成分很高。第四，不能因此非议他。那时的道德与现代不同，而那时天下名义上是统一于周的。他并没有到周朝之外去做官，这一点在评论时要考虑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