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得更好。
这是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通过与他人贸易，人们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各种各样的物品和服务，而每个人则从事自己擅长的工作，出卖劳动力或商品获益。而在其中起作用的，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代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复译为《国富论》）如此阐述市场的魔力：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每一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已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下，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会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这部书出版于1776年，而在1800多年前，中国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看不见的手」有过类似的论述，只不过太史公讲这种现象名之为“道之所符，自然之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市场规律。
《货殖列传》开篇司马迁批评了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所言小国寡民之社会理想是不可能存在的乌托邦：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每个人生活在小范围内，过着自给自足不与人贸易交换的生活，却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在司马迁看来，这种治理模式是将人民的耳目堵塞住，是几乎不可能施行的。
在例举华夏各地的出产后，太史公曰：
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些是中国人民所喜好的生活必需品，但并不是每一项自己所能生产，所以需要人民进行专业分工，彼此之间贸易。虞，是掌管山林草木鸟兽的职业。人们等待农民生产的粮食来做食物，虞泽从山林里出产木材、矿物，工人用这些材料加工成日用品，而商人让货物流通各地。这些难道是有政令来教导、征集人民如期聚在一起来完成吗？
这是司马迁的设问，接着他否定了这种靠行政命令来完成交换（即后世所言的“指令经济”），而是说人尽自己的专长与能力，勤奋工作，（通过交换）来获得自己想得到的货物。“任其能”是所具备的供应能力，“得其欲”就是需求的意愿。因此社会“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达到一种供求的平衡。劳动者各自做好自己的事，像水流向低处，日夜不停息，不用召集而货物自来，不去寻求而百姓自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而自然得到应验的事吗？
伟大的司马迁，只可惜他的理论在中国漫长的帝制时代并不受到重视，历代统治者热衷于对生产交换的管制，对市场过度干预甚至是破坏。哪个时代只要统治者稍微收敛一些，不伸或少伸权力之手，任凭市场那种“看不见的手”调节，勤劳聪明的中国人就会在短时间内焕发出巨大的生产能力，创造丰盈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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