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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优先稳金融，修复市场机制，逐步恢复市场信心，促进投资、外资和消费，进而带动就业和总体经济的回升。金融是经济的血液，金融不稳，宏观经济就不可能稳。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田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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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7月31日召开重要会议，强调将“稳增长”列为首要目标，并提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等六稳之策。这是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所做出的重要判断，也是对前期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的纠正。中央提出的“六稳”之策是全面稳定宏观经济的综合政策导向，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首先要抓住“稳金融”这个主要矛盾。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要素资源配置和价格信号传导的作用，这个作用其他部门无法代替。因此，通过优先稳金融，修复市场机制，逐步恢复市场信心，促进投资、外资和消费，进而带动就业和总体经济的回升。金融是经济的血液，金融不稳，宏观经济就不可能稳。
经过近四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矛盾是在中国社会由传统治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型过程的背景下出现的。决策层紧紧抓住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阶段性主要矛盾，针对供给侧改革提出了“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等政策。在这些政策的实施和落地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忽视中国经济总体背景和特点，力度过大、过猛问题，叠加外部形势，形成了多重经济下行压力。今年1-7月份，我国固定资产增速为1992年以来的新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原口径计算的话为负值；M2增速处于近30年来的新低区域，金融活跃度大幅下降；今年上半年经常项目首次出现较大规模逆差，为十几年来连续“双顺差”后的首次。同时，我国股票市场年初以来大幅下挫，绝大部分投资者亏损严重，与世界主要国家股票指数走势背离；个税增幅远超同期GDP增速，市场普遍弥漫着悲观情绪。
宏观经济出现这样的不稳局面，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央判断和政策意图，以及我国发展的基础条件是相违背的，应予以研究纠正。
一、去杠杆的经济背景
（一）经济中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矛盾
总供给和总需求是现代经济活动的总矛盾。经济学原理告诉人们，在现代生产技术下，总需求常常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总供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从经济史上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因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呈现不同特征。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时期，总供给是矛盾的主要方；当大规模生产和制造能力具备后，总需求往往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特别是分工受市场范围制约时，总需求的约束作用更加明显。这个阶段也是经济最不稳定、金融危机易发、多发期的时期。消除经济不稳定因素需要三管齐下：一是提高中低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比进而促进消费；二是通过更严格的环保、技术标准等约束产能，特别是约束产业链低端产能；三是通过科技、商业创新创造新的需求，促进消费升级。苹果公司的勃兴就是供给创造需求的典型案例。供给侧改革是短期的、阶段性的、针对某些行业或地域的。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同时，还要不断挖掘民众实际迫切的内在需求，将资源和技术配置到高端技术发展领域，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动经济不断腾飞。
（二）过剩部门和短缺部门交织
一季度全球央行的合作，既体现了全球金融市场相互依存的内在紧迫性，又表明我国金融经济政策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重要影响力。在产能国际转移受到阻碍之后，通过控制汇率价格，为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的目的，正是试图托住资产价格，实现产业转型的必要举措。中国产业转型的主要矛盾是上一轮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产业扩张，所带来的产能过剩，在产能国际转移的设想受到阻碍之后，过去十多年积累的庞大产能的内部压降、转型十分艰巨。在钢铁、水泥、煤炭、焦炭、电解铝等过剩产能中，既有股东投资，也有金融机构贷款以及债券市场融资，更有数百万计的就业人口及其为这些产业配套的劳动力就业，常常是一个城市和乡镇的主体就业人群，这些就业人群又常常处于低端就业，由于年龄和学习能力，再就业能力相对较低，劳动力市场难以较快出清。需要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中央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对这样一些产业的去产能过程必须有一定的时间代价，不能草率地动用行政手段一刀切。
在新旧动能切换过程中，保持适当货币宽松和积极财政政策，有利于提高市场化转型的稳定环境。去产能的过程同时也必须在部分需求部门加力。一季度经济成绩来之不易，其中房地产销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居民对住房及其改善的需求相对保持旺盛，既有利于房地产去库存，又有利于平滑缓释房地产在经济中逐渐下降的权重和作用。
在产业转型期间，我国总体相对短缺或者需要产业升级的也不少，成为经济结构中的短板。例如产业高技术研发、芯片、高端制造、医疗、服务业、公共服务、教育培训、旅游、安全高质量食品以及与城镇化相配套的服务业，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环境等。再比如医疗健康行业及其市场结构方面，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和物质财富的增加，高品质医疗服务需求十分旺盛，供给严重不足，优质医院人满为患，医患关系持续紧张。医疗监管体制还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医药和诊疗技术。
研究表明，一个经济组织的发展形态是多样的。在不断创新并取得成功的经济体中，其发展形态是连续的”S”型。如果放弃或忽视基础创新的强大动能，中国经济不仅可能是”L”型，甚至可能连撑住“L”中的“—”也不易。因此，争取重大科技和经济创新带动中国经济持续成长是真正的未来，也是应当集中精力和资源干的事。
（三）去杠杆过程中的金融资产价格和社会预期形成
金融市场的功能在于价格发现、引导和分配资源以及分散风险。金融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联系着几乎所有的微观实体经济活动。金融市场既为实体经济提供帮助，又依赖于实体经济稳定发展，不稳定的金融市场也会破坏实体经济的稳定。因此，在产业转型过程中，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在经济上行周期中，金融市场的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流向短缺产业和企业部门，由于价格信号的引导常常出现金融加杠杆的现象。在产业转型过程中，降低杠杆比例或者重新分配杠杆，应当由金融市场的投资者自主作为，利用隐含的公共政策引导或暗示加杠杆或者降杠杆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经济下行过程本身就是降杠杆的过程。产业转型过程中，大批民众会面临就业、收入、资产价格、社会保障等影响现代社会心理稳定的因素，任何这些因素的过快下降，均会考验普通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现代心理学研究显示，一个正常的理性人获得一份意外之财的心理满足感只有意外损失同样数量的财富所带来的痛苦的三分之一，可见资产价格下行对于社会民众心理影响力之大。日本自杀比例上升的主要社会因素是经济处于长期下行期。此外，从过剩产业中逐渐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必须经过培训、学习新技能，才能适应新的行业和岗位，实现再就业。这些新增的再就业往往处于新兴产业的产业链下游。引导成百上千万原有过剩产业的劳动力转移到新的行业和岗位需要相当时间和周密细致工作，以及连接着这些家庭背后的心理疏导和维护稳定，绝不能等闲视之。
二、“稳金融”是六稳之首、之要
在当前背景下，金融市场政策应当坚持“房市、汇市要稳，股市、债市要活”的政策导向。
房市稳，民众心态就稳，安居方能乐业，房价的暴涨不利于社会心理稳定，一方面使得房地产资源所有者占有资源而有效产出较小，另一方面挤占新兴劳动力的生存资源。稳房市，可以考虑适当增加房产税试点和比例，按照人均占有面积，形成级差税收体系，逐步挤压房地产吸附的资源。如否，由于首付制度和不动产的特殊性，宽松的货币还会持续不断流入进而刺激房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和安排。
汇市稳，外向型企业预期稳定，国际合作关系也稳定，外部压力小，中国优势产业仍然可以发挥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功能。
股市活，首先是股市要体现产业转型的政策导向，鼓励什么、不鼓励什么，在新股发行、资产重组等方面应该十分清楚。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的技术创新、节能环保、产业升级等产业和企业应当鼓励，产能相对过剩的行业，不予鼓励或者压降退市。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宏观经济依然高度依赖房地产行业，造成了房地产市场持续交投活跃，房地产价格和持有结构有待深化改革。真正改变一个民族命运的是科技创新，而不是房地产、白酒或者低端制造业。通过有序发展股权市场，汇集经济活跃因素，才能不断降低宏观债务比例。
债市稳，现金流相对充沛的大型传统产业（高速公路、能源、机场等基础设施类企业）就有机会在企业内部进行不间断的技术研发和产业提升。
通过放松产业管制、鼓励新兴产业上市、大企业内部创新等形成合力，辅之于财税政策支持，就可以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源源不断的不竭动力。
去杠杆和降成本，更多地应该在市场层面利用企业微观主体的活动及其“理性人”特点，逐渐消解和缓释。通过市场强大内在动力，实现产业结构的吐故纳新。在全局形势下，不能武断地一刀切暴力去杠杆，人为造成资产价格暴跌，市场恐慌心理加剧（2015年爆发的股灾，其监管操作的教训值得反思），金融市场相互传染，债务清偿速度加剧，流动性急剧收缩，极其容易导致发生局部金融危机。去年年中以来资本较大规模外流，既有资本追求更高收益率的内在要求，也有经营环境恶化的担忧。事实上，市场主体可以根据宏观供给和需求关系，微观价格信号和投资收益情况，主动调整自身业务结构，在追逐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客观上实现经济总体产业结构升级和动能转化。此外，通过维持资产价格稳定、劳动力市场顺序转型和低端劳动者收入的适度增长，有利于营造乐观积极的社会心理，留住资本、留住企业家，提升发展受惠预期，疏导和化解转型时期增长的社会矛盾冲突，为改革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三、更加注重保护市场机制和企业家创新精神
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划分政府与市场功能定位，这切中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面临的主要矛盾，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艰难实践摸索和总结后，现代社会管理思想认识上的重大成就。
市场天然地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在资本意志、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外部性等因素。政府最大的优势是提供私人部门不愿或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政府的这一独特优势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纯粹市场机制的失灵，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现代政府和社会治理力量的目的，是使民众更加公平、平安、富裕和幸福。从经济学意义上分析，现代社会治理和政府是一个平台型组织，通过协同、整合资源等信息对称行为，降低社会交易和运行成本，提高社会运行效率，维护公共利益。通过政府和社会治理，对市场行为纠偏，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同时，也要认识到，中国社会治理由过去数千年积累的制度体系、人文意识和社会心理结构等惯性，在向现代社会管理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社会稳定前提下的转型，将是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地工作。在推进现代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还应积极利用现代技术和金融手段，达到点对点的精准管理与服务，尽量消除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的中间环节，提高信息透明化，降低社会活动的无谓损耗。例如卫星技术、信息及互联网技术、信用卡、生物身份识别技术等新技术为公众服务，将这些最新发展的技术成就与传统资源嫁接，不断将公共服务资源向个体公众开放释放，通过市场机制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同时创造更多均等发展机会，从而提高市场容量。
在大规模经济基础形成之后的社会转型期，完善和提高社会治理这种公共服务，甚至比提振经济还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破解之策。这些任务主要表现在为社会发展和转型提供良好的社会安全、舆论和心理等环境，打击和处罚侵犯知识产权、造假售假、侵害公共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破坏市场公平交易环境、以及公共利益寻租行为，做好地方政府服务与中央政府在施政标准上的统一和衔接等。综合调动和运用各种社会中介力量，发挥公共制度平台效应，为疏导和化解社会微观冲突提供缓冲、制衡和回旋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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