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世紀的不列顛島，亞瑟王時代之後，不列顛人和撒克遜人之間曠日持久的慘烈戰爭已經結束有一段時間了。但在這片和平初臨的土地上，卻發生了十分詭異的事：迷霧籠罩大地，居民們的記憶模糊不清。不過，在荒原穴居的老夫婦埃克索和比特麗絲常常被某些破碎的記憶喚醒，但那些一閃而過的片段始終無法拼成一幅完整的圖像，讓他們越回憶越困惑。
終於，老夫婦決定在記憶完全喪失之前尋找多年未見的兒子，儘管他們只知道兒子在另一個村莊。在尋親路上，夫婦兩人遇到了亞瑟王時代的圓桌騎士高文，撒克遜騎士維斯坦，還有一個從食人獸口下救回來的撒克遜小孩子埃德溫。老夫妻看上去在尋找失去的兒子，實際上是在尋找丟失的記憶，或者說是在尋找丟失記憶的原因，隨著故事的進展，真相漸漸顯露：一隻名為魁瑞格的母龍鼻孔中的煙霧，導致失憶在全地蔓延。
以失憶換來和平？
上面這個奇幻的故事出自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的著名小說《被掩埋的巨人》，作者也是去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諾獎委員會稱讚石黑一雄的“小說富有激情的力量，在我們與世界連為一體的幻覺下，他展現了一道深淵”。
在小說中作者創作了其實是一個看似和平的國家，“但事實上不過是由於某種軍事上的勝利而維持了表面的和平而已”。撒克遜人還有捲土重來的希望，復仇的循環並沒有打破。“那些撒克遜小男孩很快就會成為武士，迫不及待地要為今天喪生的父親報仇。那些小女孩子的子宮裡很快會生長出更多的武士”，曾服役於亞瑟王的高文爵士說，“這屠殺的魔咒永遠不會破解。你看看復仇的慾望有多麼強烈！”
如何才能打破復仇的魔咒，維持不列顛人和撒克遜人長久的和平呢？亞瑟王發動了針對撒克遜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屠殺，以此徹底斷絕撒克遜人復仇的可能。不過，常識告訴我們，屠殺根本不能打破仇恨的循環，仇恨“反而因為今天的屠殺而更加牢固”。亞瑟王認為不斷復仇的循環在於人們對仇恨的記憶，因此他的終極計劃在於不僅要消滅敵人的肉體，更加要消除敵人的記憶。
於是，巫師梅林帶領包括高文爵士在內的幾位騎士，馴服巨龍，並給它施咒，讓它噴出大量“失憶迷霧”，使不列顛人和撒克遜人忘記曾經的分裂和仇殺。亞瑟王死後，高文一直承擔著守護母龍的任務，在高文爵士看來，梅林的辦法是有效的，“如果沒有這條母龍的氣息，和平會來嗎？先生，看看我們現在的生活！老仇敵變成了兄弟，每個村都是……想想吧，先生，一旦這呼吸停止，這片土地上沉睡多年的東西將被喚醒”，高文希望這種和平能繼續下去，他認為只要再過一段時間，老一代人徹底死去，年輕一代對過去一無所知， “那麼長時間也許就足以讓舊傷口永遠癒合，讓永久的和平降臨在我們中間。”
小說的主要角色大致可以分為三派，高文爵士是不列顛人，曾是亞瑟王手下的騎士，他的職責就是守衛母龍，維持和平景象。而和高文針鋒相對的是撒克遜騎士維斯坦，作為在屠殺中的受害者，站在高文的對立面，他要親手屠龍，將記憶找回。年邁的高文爵士自知不是維斯坦的對手，因此哀求：“先生，發發慈悲，離開這個地方吧！讓這個國家在遺忘中平復。”但在維斯坦看來，通過忘記歷史和篡改歷史而達到和平是可笑而不穩固的，他譏笑高文：“愚蠢啊，先生……舊傷口怎麼可能癒合？和平建立在屠殺與魔法師的騙術之上，怎麼能夠持久？我明白這是你虔誠的渴望，渴望你那些恐怖的往事像塵土一樣消於無形。但是，它們卻在泥土中蟄伏，像死者的白骨一樣，等著人們發掘。”
比起真相被掩蓋下的和平，維斯坦更想要的是公正和復仇。維斯坦將母龍殺死之後，比特麗絲問，“現在還有什麼別的任務等著你嗎？”維斯坦說，“等著我的是公正和復仇……我的國王派我來殺死這條母龍，不僅是為了紀念很久以前被屠殺的同胞……這條龍一死，就為即將到來的征服鋪平了道路”。記憶，在此成了喚起民族仇恨的工具。
高文爵士和維斯坦希望消除或找回的是集體記憶，而對埃克索和比特麗絲這對夫妻而言，他們更加關心的是個人記憶。失去記憶就等於失去自我身份，不僅如此，也失去了愛的根基，妻子比特麗絲堅持要屠龍，“如果沒有記憶，我們的愛只會枯萎直至死亡。”但丈夫卻陷入某種莫名的恐懼之中，因為失去記憶的埃克索始終都以一個勇敢的強者身份關護著妻子。然而，被喚醒的記憶碎片逐漸讓他回想起過去的懦弱和不忠，自我身份的消解使他在屠龍的態度上猶豫不決。
礙於妻子的堅持，他懇求：“如果記憶恢復，你發現我曾經讓你多次失望。或者你想起我做過不好的事情，再來看我，看到的已經不是現在你眼中的這同一個人了。那麼，請你至少答應我……無論迷霧消散之後你看到的是個什麼樣的人，你要永遠記著這一刻你心裡對我的感情。”
如果高文爵士和維斯坦爭論的焦點在於國家和民族之間的和平是否可以靠遺忘來實現，這對老夫妻關心就是他們的愛情如何維持。我們如何面對過去的創傷呢？要找回記憶，必須先把母龍殺死。但人真的願意“屠龍”，把記憶找回來嗎？真的有必要找回失去的記憶，發現歷史的真相嗎？如果掩蓋真相讓人享受和平，而發現真相只會讓人喚醒仇恨，那麼失憶不是更好嗎？正如埃克索所言，“如果迷霧消退，只會將我們兩人分開，那記憶恢復又有什麼好處呢？”
誰來救贖記憶？
作者在小說中沒有告訴我們這些問題的答案。在維斯坦開展復仇行動的期待中，石黑一雄就此停筆。他“希望人們能夠領會，記憶與忘卻是多麼難把握的問題。我希望強調人類所處兩難困境的複雜性。”這種兩難的困境是，我們如何整合個體和集體的身份認同與創傷記憶。無論是集體還是個人都通過記憶恢復而找回自我，但那些沉痛的往事所帶來的影響，是我們可以承受的嗎？
雖然時過境遷，石黑一雄所關心的身份認同和創傷記憶困境在當下也大有越演越烈之勢。在接受日本《日經新聞》採訪時，作者這麼談到該小說的創作契機，“我其實從更早之前就開始思考這個主題了。一個更大的契機，是上世紀90年代，隨著前南斯拉夫解體而發生的戰爭……冷戰結束，1989年柏林牆倒塌之後，我們都相信歐洲迎來了史上最和平的時代，因此才會因為南斯拉夫爆發的戰爭而受到重大打擊。對我來說，最具衝擊力的一個事實是，社會的記憶有時候竟可能會演變成如此的暴力。
……在波斯尼亞和科索沃等地，不同民族相處和睦、通婚、鄰里交往，甚至彼此幫助照看小孩。但是，居住在波黑地區的塞爾維亞人，由於上一輩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遭遇而被教導不可忘記對波斯尼亞族伊斯蘭教徒的仇恨。他們也沒有忘記對克羅地亞人的仇恨。因此，在這一地區，二戰後那種看似謀求和平與和解的姿態很引人深思。事實上，那並非是真正的和平。只不過是在鐵托政權下，仇恨受到壓抑而已。所以隨著南斯拉夫解體，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仇恨和復仇的意志其實一直存在，之前只不過被隱藏了而已。”
石黑一雄發現每個國家都有所謂“被掩埋的巨人”，就是那些被遺忘的事實。作為一個不在日本長大的人，他說“日本恐怕是‘被鼓勵遺忘（有關二戰的一切）’吧。因為從美國開始佔領日本的那一刻起，二戰就已經成了過去，而冷戰作為一個迫近的問題浮出了水面”。他又以美國為例，近年美國因白人警察對黑人的血腥暴力行為導致各地發生暴動和遊行，另一方面，也發生了白人青年掃射黑人教會的事件，對此他評論道“美國就是埋葬了‘巨人’，並且假裝當它從來都不曾長期存在過，導致他們現在正面對這樣一個會讓國家分崩離析的嚴重狀況”。
那麼，在中國，巨人被掩埋在哪裡？歷代贏家熱衷修史，人們習慣用一種新的記憶塑造自己的身份認同，而這個過程中充滿了暴力和謊言。人們許多時候眼目所見的穩定或許只是強權和被迫遺忘的結果，但以此為支撐的穩定是脆弱的，總有一天我們會像老夫婦一樣，踏上尋找真正的自我之路。正如石黑一雄所說，藉著這部小說，他希望探討“虛假的和平是什麼，真正的和平又是什麼”。
從個體層面來說，有可能每對夫妻、每個家庭、每個子女都有“被掩埋的巨人”，夫妻之間曾經的背叛和不忠、暴力和傷害，常常沒有經過處理就被掩蓋下去，我們最簡單的處理方式就是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過，但記憶的沉渣泛起，我們才發現過去的傷痕其實已經侵入骨髓。我們將幼年的傷害深埋心底，強烈地否認那些記憶會影響我們如今的生活，但總是無奈地發現，過去總在不經意間入侵當下，仇恨和苦毒總是與創傷記憶如影隨形。記憶或真相是和解的巨大障礙。要和平還是要真相，這是兩者對待記憶的不同態度的根本分歧。事實上，我們既想要和平又想要真相，既想忘記又不能忘記。這可能就是石黑一雄所謂的“困境”吧。
真相會最終真正撫平創傷
真相與和平真的不能共存嗎？石黑一雄當然希望人類社會能突破這種困境，至於突破之法，最接近石黑一雄答案的地方可能是他對智者喬納森神父的刻畫。作為一位不列顛基督教神父，喬納森與大多數不列顛人不同，甚至和大多數不列顛基督徒不同，他拒絕以掩蓋真相換取和平，“我們沿著這條路走，不會獲得寬恕……我們必須揭開隱藏的事情，直面過去”。
喬納森代表的是第三條路線，直面真相的和平。在高文和維斯坦那裡，要麼遺忘以至於和平，要麼記憶以至於復仇，兩者是非此即彼的，但喬納森的基督信仰卻帶給人們第三種可能性，也惟其如此，才是真正的和平，也才是真正的公義。正如石黑一雄自己接受採訪中所說，在道德的公共政治中，走出歷史災難的陰影，實現社會和解，是“不計前嫌”，不是“不記前嫌”。
石黑一雄在小說中沒有給喬納斯神父更多解釋的機會，當然也沒有讓他將自己的信念付諸實踐，但現實的豐富性絕不輸於小說。
從17世紀中葉荷蘭殖民者到來之後，南非擁有三百多年被白人殖民的歷史。到了1910年，南非聯邦成立，同時白人統治者也確立了一系列種族隔離的法律，將黑人像垃圾一樣趕出城市，圈在荒涼偏僻的定居區。南非大主教圖圖在《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中寫道，“他們把我們當物件對待。我們有一首戰鬥歌曲‘我們擁有什麼？——生為黑人就是我們的罪孽’。……350萬人被迫背井離鄉，種族隔離系統地剝奪了有色人、印度後裔以及特別是黑人的權利，扼殺了他們的人性。它給這些人提供的是形同兒戲的教育、住房不足、醫療缺乏，使孩子們罹患原本極易預防的疾病……黑人完全有權以滿腔仇恨向白人以血還血、以牙還牙，聲討種族隔離的罪行。”
1994年經過民主選舉，曼德拉當選為總統。作為世界種族衝突最為嚴重的國家，擺在南非新政府面前最為棘手的問題是如何面對過去。“許多南非人都對種族隔離有著可怕的記憶。他們忘不了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維爾大屠殺……人們也忘不了1976年6月16日的索韋托起義，手無寸鐵的學生在抗議遊行中被射殺……類似的暴行充斥於我們的歷史，我們不能裝作這一切並未發生，許多事情人們還記憶猶新”。
有兩種方案可供選擇，一是對白人的罪行在法律的框架下進行清算，不過在黑人復仇式的審判中，種族之間的裂痕勢必加深。也有人主張“讓過去的事就過去吧”。不過正如圖圖主教所言：“人們強烈地感到普遍大赦等於遺忘，有人指出，我們任何人都無權在揮手間讓一切真的過去了。我們的共同經驗恰好相反——即過去的一切不是消失了、沉寂了，而是令人尷尬地頑固存在著，它將不斷回過頭來糾纏我們，除非我們徹底解決一切。”
南非新政府所選擇的是第三條道路，成立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聖公會大主教圖圖任主席。從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開始，此後數年時間裡，委員會聽取了21000名證人的陳述。“和解以還原真相為前提。尋求真相是邁向和解的第一步。迫害者與受害者同時參加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聽證會，還原歷史真相。前者得到有條件的赦免，後者則獲得社會的承認與致敬。真相也是一種正義。在聽證會上，人們宣洩積聚多年的恐懼、憤怒，最終走向平和。”
圖圖主教說：“我對把過去掃入角落、視而不見的做法是否合適表示懷疑。過去的從來就沒有過去……英國人和布爾人曾試圖欺騙自己，在上上個世紀之交的布爾戰爭中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而當時英國人把很多布爾人的婦女和兒童都送進了他們發明的集中營。雙方後裔表面上友善相處，然而不斷髮生的事端卻表明這種友好只是一種假象。”而另一方面，“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做法，像中東所發生的那樣極具破壞性，和平和安全不可能到來，復仇和暴力只能生髮出更多的復仇和暴力”。
在圖圖看來，南非在處理歷史創傷方面的經驗是人類的財富，它所帶來的和解不是假裝、不是對錯誤視而不見，相反，它揭露惡行、墮落，因為“真相會最終真正撫平創傷”。因此，南非的經驗給我們最大的警示是，真正的和解孕育在加害者和受害者一同追討過去的罪行、謙卑地認罪悔改之中，在這樣的同行中，受害者願意放棄向罪犯追討血債的權利。
巧合的是，無論在石黑一雄的小說中還是在現實世界裡，基督信仰的跟隨者們走在直面真相、追求和解的人群的最前列，只有經歷了血腥的十字架的這位神，才能用自己的受難與復活在血淋淋的過去與現實之間搭建一座橋樑，通向人類共同的未來。上帝對罪行的恨惡以及對罪人的憐憫啟發人們思考，真相併不必然導致仇恨和報復，對罪的審判和對罪人的寬恕可以並存。
在石黑一雄停筆的地方，圖圖主教寫道：“真正的和解不能草率。上帝為此付出的代價是祂唯一的兒子的生命。……對基督徒來說，耶穌的死和復活，就證明了愛比恨強大、生命比死亡強大、光明可以戰勝黑暗，歡笑、快樂、熱情、溫情和真誠，都遠勝於其對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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