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李鸿章48岁了。从政履历表完整， "工农兵学商”均沾过，已经是一个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而且是封疆大吏之首的直隶总督，又兼着北洋通商大臣的职务。如今的李鸿章已经脱胎换骨成了“洋务领袖”了。这一切都要从他到大上海的那年开始。李鸿章1862年率淮军到达上海，亲眼目睹了“常胜军”的“落地开花炸弹”威力，他视之为“神技”，曾写信给曾国藩哀叹道：

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 内则狎处辇毅之下，外则布满江湖之间。外国猖碾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 中国将何以自立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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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赞誉“神技”，李鸿章开始了对旧式传统的批判。1864年，他给恭亲王奕诉和文祥的折子里第一次谈到了他琢磨多日的想法：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蚕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俗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建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惕，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情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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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蒋廷歉对这段话评价很高，他说： "这封信是中国19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第一，李鸿章认定我国到了19世纪，惟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第二，李鸿章在同治三年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变得快。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他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地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 ，这一点尤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第三，李鸿章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举制度。不但此也，他简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他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鹊的。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最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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