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群年轻气盛的革命精英
大背景导致会有这场争论，但这场争论是否必然发生呢？比如说，如果红四军前委先在领导层内部议出相应共识再拿出来讨论，而不是一竿子把分歧捅到基层，更不是号召大家来“努力争论”，思想混乱程度会不会小一些？如果有成熟的领导机制和领导艺术，做到这样是可能的。
可惜红四军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时，党内政治生活如何运用民主集中制还在探索过程中，围绕某个决策公开争论是常事，甚至被当作同旧式军队的区别所在。参与者萧克回忆：“那时党内不忌讳争论，党的文件、党章都规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员对问题有看法，在未作出决定之前，可以自由讨论……还说‘可以举行争论’。所以，大多数人从关心党、爱护党的角度出发，发表自己的看法，展开争论”。
发生这场风波，还与红四军领导层整体上年轻气盛有关。最大的朱德40岁出头，毛泽东35岁，刘安恭刚刚30岁，陈毅只有28岁，林彪才20岁出头，基层党代表们则大多同林彪的年龄相仿。毛泽东尚且还在向成熟迈进，要求这群既年轻气盛，更心高气盛的革命者客观冷静地看待分歧，未免苛刻；让他们有话憋住不说，更难。换个角度说，这或许正是红四军以及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创造活力所在，如果相互之间总是礼数备至，一遇矛盾便打着哈哈绕着走，红四军恐怕也难成气候。
还有，尽管大家都知道只有合力团结，红四军才有发展前途，可是，人处在争执之中往往并不容易相互服气，个人因素难免会推波助澜。比如，让军委停止办公，事实上等于弄掉了朱德的军委书记职权，如果再有人把这个问题上升到组织原则（比如刘安恭认为不设军委就是不按中央要求办），或下沉到个人品质（如林彪指称朱德“好讲大话”“拉拢下层”），又没有特殊的权威来集中意见，争论势必会漫无边际，成为缠绕复杂的一团乱麻。
总体上说，这是一群有理想、有朝气、有闯劲，却难免自以为是的革命精英。设身处地从几个主要当事人的角度来看这场争论，虽然夹杂着个人意气因素，大体也是事出有因。
先说朱德。
他对革命前途的认识和毛泽东高度一致，具有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作为红四军军长，又是军委书记，理所当然地认为指挥打仗是自己的责任，而且他也不是不重视党对红军的领导作用，只是觉得应该克服前委包办下级党组织事务的倾向。而且，既然是一个军，按中央规定就应该有一个军委，怎么能说撤就撤呢？你不能说朱德有这个想法全然没有道理。朱德为人忠厚，在争论中也光明磊落，一旦中央认为应该恢复毛泽东的前委书记，立刻表示，“过去的那些话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毛泽东在延安时说朱德“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或许就积累有对朱德在这场争论中的表现的认识。
说说陈毅。
他本是毛、朱之后红四军第三号人物，刘安恭来后降为第四号。陈毅在争论中试图调和折中，这样做，主观上是为维护党内团结，结果是没有支持正确主张，甚至是压抑了正确主张，陷入毛泽东非常不满意的“八面美人四面讨好”的尴尬境地。被大家推举出来代替毛泽东主持前委工作，自然希望把意见集中起来，却又不得不模棱两可，各打五十大板，对毛泽东的批评又略重一些。有他的表态，毛泽东落选也顺理成章。陈毅是爽快人，他到上海如实汇报争论情况，周恩来认为在大原则上毛泽东是对的，选掉他的前委书记不妥，陈毅立刻意识到自己有错，并代中央起草“九月来信”。回到红四军后，他又写信给上海中央，表示要“化除一些同志的成见（朱、毛在内），用布尔塞维克党的态度扫除一切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如毛同志所说）”。
说说林彪。
作为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在官兵中很有影响力。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让毛泽东倍感温暖，在给林彪的回信中说，“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林彪支持毛泽东的理由虽然谈不上很深刻，但也是出于真诚，不能说当时就在投机。当然，其中确实也夹杂着对朱德的成见，表达意见的时候还使用了一些贬损朱德形象的词汇，这反映他当时的政治水平和胸怀格局。林彪会打仗，战功大，即使后来他叛逃摔死，这也是党内领导层的共识。要命的是他的胸怀格局确实不宽，也爱记仇。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本来是批彭德怀，他异乎寻常地大批朱德，说朱德不承认毛泽东是领袖，名义上是总司令，实际上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名声大功劳不很大等等，这些话让在场的许多高级将领震惊。在1929年的这场争论中，毛泽东给林彪的回信中并没有陷入来信的成见，认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
最后说说刘安恭。
他上过云南讲武堂，又在苏联学习军事，在军事上很懂行，到红四军工作确实很想有一番作为。他同朱德早就相识，又都是军事干部，有共同语言，两人更接近一些属情理之中。但他机械地执行中央“二月来信”要求，又深受苏联红军“一长制”的影响，属于典型的教条主义。特别是初到红四军，没有把情况了解清楚便立即“偏于一面”；一当上军委书记，就要求前委少管事，有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味道；取消临时军委，他最想不通，不服气，有牢骚，把争论扩大化和复杂化。这些也都是事实。他后来担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是很尽职的，打仗也有一套，不久在战斗中牺牲，殊为可惜。朱德很怀念他，在延安对人说起刘安恭，称他为优秀将领。
危机中的领袖选择有一个比较过程
毛泽东后来复任前委书记，既与中央支持有关，也与红四军七大后的实际遭遇有关。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后，红四军的日子并不好过。先是陈毅主持大局，但他很快感到前委工作之难，后来回忆，“我挂了几天帅，感到自己不行。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在那个位子上干不知道，一干前后一比较，就察觉出问题来了”。于是，他借赴上海开会之机向中央汇报。在上海，周恩来问陈毅，你可以代替毛泽东吗？陈毅明确回答说“不行”。他代中央起草给红四军的“九月来信”，核心内容就是要把毛泽东请回来重新挂帅。
陈毅到上海后，红四军这个摊子便留给朱德一个人来支撑。他既要管军事，又要管政治，还要管地方，而部队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日益严重，实在是应付不过来。10月间，他在上杭主持召开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还是像此前召开的七大那样搞自下而上的民主讨论，两天会议什么都定不下来，甚至讨论程序问题就花很长时间。代表们各说各的，谁都做不了主，最后还是要请示中央再定。会后，朱德又被迫执行中央不切实际的命令，率红四军去打广东，结果得不偿失，损失了几百人。如果毛泽东当时在，按其性格或许会硬着头皮顶回中央的错误命令。朱德体会到做“大当家”的难处，越发觉得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
陈毅不久从上海回来，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对毛泽东和朱德的争论各有肯定，也各有批评，总体上是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要求部队维护毛泽东和朱德在部队中的威信。陈毅11月23日还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俩之间的争论已经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红四军内部的争论由此将迎刃而解。
毛泽东是1929年11月26日回到红四军的。陈毅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毛泽东则向朱德、陈毅等表示诚恳接受中央来信中对他的批评，还说红四军开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指打倒“陈毅主义”）。11月28日，毛泽东分别给中共中央和李立三写信说，“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我大病三月，现全好了”。
毛、朱、陈三人坦然释怀，嫌隙消失，使这场争论风波尤如分娩前的“阵痛”，终究迎来瓜熟蒂落的时刻。1929年12月，他们三人齐心合力，在福建上杭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而在党和军队建设史上树立起一座至今闪着光芒的丰碑。这场争论的理论总结，就是“决议案”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收入后来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名篇。
解读这场风波，让人感慨良多。
一般说来，工作上不同的意见，在工作和事业顺利的情况下，且不会出现严重责任和后果时，激化为个人意气和对立的可能小一些，也不会影响相互间的信任和友谊。如果发生在危机中，发生在领导核心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可能演变为尖锐分歧和隔阂。在危机时刻，在众声喧哗而又难以定于一计的情况下，毛泽东那样的主张，那样的性格，那样的才干，很难掩隐，自会大放光彩。反过来说，一个团队越遭遇困难，越面临危机，越是需要能够果断而正确行事的权威领导。在这种情况下脱颖而出被人们选择的人，就可能成为核心的领导。当然，要做出正确选择，难免会有比较，有争论，有“阵痛”。
毛泽东在红四军不可动摇的地位，经历这场成熟前的“阵痛”后，完全树立起来；毛泽东经历这场“阵痛”后，也在政治艺术、军事指挥和理论认识各方面跃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所谓领袖来自实践，为历史选择，大抵就是这个意思。
閱讀更多 新湘評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