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28rcm ｜秦川雁塔（ID: qhjy_gzh）
日俄戰爭
沙俄在1904-1905年輸掉了日俄戰爭十年後，在國內危機四伏的狀況下把俄國又投入一場更大的賭博中——第一次世界大戰。以“戰爭來驅散俄國革命的毒氣”，“內部矛盾外部解決”是沙皇曆來轉移國內矛盾的做法。然而適得其反的是，戰爭使已經疲憊不堪的人民更加困苦，為爆發社會革命提供了土壤。
二月革命事發偶然，但卻是開戰以來長期積累的民怨爆發。剛開始並沒有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俄歷2月23日因麵包師入伍導致黑麵包短缺引發騷動。2月24日繼而引發數十萬工人罷工，勢頭一發不可收拾。
1917年彼得格勒雜貨店前排起長隊
與1905年罷工馬上導致當局鎮壓情形相反的是，接連幾天政府方面沒有任何動作。就連社會主義者都在猜測，運動發生以來沒有逮捕一個人，沒有放一槍，就像是一場精心準備的街頭演出。這是不是政府在耍陰謀，故意想把事態鬧大，好以此為藉口採取大規模的鎮壓。
其實真正的原因是，統治階級“合法性失缺綜合症的”表現，沙皇得罪了幾乎所有的階層，以至於使他成為孤家寡人，這個政權落到一根支柱也無法依靠的地步。
12年前即1905年1月9日民眾和平請願，沙皇下令出動哥薩克武力鎮壓，導致多人死亡，釀成震驚國內外的“流血星期日”。事後沙皇對以武力彈壓的方式感到懊悔，遷怒於下屬的情報誤導而導致他的判斷失誤，原本稍作安撫就可以收關的一件事變成了節節潰退的一大敗筆。
流血星期日
該事件不但導致革命爆發被迫實行君主立憲，使俄國再也回不到1905以前的專制君主制狀態了；更重要的是造成了沙皇的道義形象坍塌，喪失他在民眾中的“慈父”形象和聲譽。馬克斯.韋伯在《論俄國革命》中說，“在絕大多數農民眼中，籠罩著沙皇的浪漫光環消散了，很可能這是所有事件中最有影響力的結果”。
杜馬很快做大，而且自由主義和左派的聲音逐漸主導了輿論，“在俄國，自由主義偏袒革命者是所周知的事情”。“連工人都很重視杜馬，把它看作是革命的一個‘階段’”。從此沙皇的指揮棒不靈了。尼古拉知道，這就叫“一招不慎全盤皆輸”。以後不到萬不得已不能用部隊來對付群眾了，“狼來了”只能喊一次，為了避免重蹈覆轍，政府的一舉一動均需小心謹慎。
更窩火的是，這種失誤還不能明說，否則在惡性循環下會導致權威性的進一步削弱，於是沙皇只能把氣撒在內務部身上，斥責他們謊報軍情，誇大事態的嚴重性。皇室成員都知道，沙皇很久都沒有從“流血星期日”的陰影中走出來。二月革命爆發時，沙皇當時在作戰前線大本營視察，沒有人敢向沙皇報告彼得格勒的情況，皇上還是從皇后的信件中得知一些零星的信息。
視察前線的沙皇尼古拉二世
警察局得到的線報是，二月事件“沒有發現鼓動者、領導者，沒有任何組織在操縱”，是由於食品供應短缺，導致家庭主婦們的不滿，確屬偶發事件。所以二月事發兩三天沒有人向沙皇報告。由於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剛剛就任兩個月的新內務部長普羅託波波夫認為，把這麼微不足道的事件慌忙報告給皇上，會使沙皇認為自己的缺乏判斷和處理能力，弄不好又會像自己的前任一樣吃瓜落。
而衛戍司令哈巴洛夫也沒有向大本營報告，既沒有開槍也沒有軍隊調動，他認為，何必多此一舉呢？戰爭期間為什麼要造成後方的流血呢？他的呈報中說：“我們整整三個晝夜剋制自己，沒有開槍，這是我們的策略”。他採取的唯一的解決辦法是把原來準備入伍的500麵包工人送回來。整個衛戍部隊一直沒有接到使用武器的通知。
與我們教科書中所說的沙皇專制、集權專斷相反，當時真實的狀況是沙皇與政府之間的溝通不暢，雙層指揮下的政府班子應變能力低下，時常發佈相互矛盾的、缺乏長遠計劃的以及朝令夕改的指示使各方面紊亂情況不斷增加。由於俄軍在戰場上接連失利，後方補給混亂，民怨沸騰。沙皇政府不起作用、不能領導國家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了。如果不是李沃夫公爵領導下的自治局聯合會承擔了相當部分的政府功能的話，患上“重症肌無力”沙皇內閣早已指揮不了帝國的神經末梢了。
沙皇政府內閣成員的不斷更換，13位政府成員五位部長才任職二個月，總理交通部長和內務部長是1916年底才到位，教育部長庫利奇茨基是11月上任，還有3位多次請辭而沒有得到批准的老部長早已撒手不理事了。
那些剛剛走馬上任新任不但他們對自己職責範圍不清晰，就連下屬官員都沒有認識，面對突發事件大家都在等，不知道這類事件屬於哪個部門職權範圍。因為遠離他們的皇上從來沒有賦予內閣明確的職權範圍和決定權。這些因素直接影響到政府方面沒有對策推諉觀望，缺乏統一部署。
近十年來的“鬆緊帶”策略搞得政府機構莫衷一是。大家心裡明白，任何人都可能會成為沙皇政策的“替罪羊”。各部門的頭頭每天都面臨著更換和解職，上下情況不通，人員、業務不熟悉是一種普遍的狀況。政府裡瀰漫著一種不安定焦慮情緒，反正國家是沙皇的“家天下”。說白了，官僚階層也不過是為沙皇“打工”，所以“不作為”是最好的應對，能不負責就不負責，誰都不想手上沾血。
政府官員都有一種不願承擔責任的短期心態，在二月事件剛剛發生的那幾天被動消極地等待上面的命令，使本來就“貧血”的政府更像睜眼瞎子。就是在軍界對鎮壓行動也有不同的看法，對如何恢復首都的秩序討論來討論去，一直沒有定論，導致指揮調度失靈。當時的報紙說，“政權癱瘓者在軟弱無力地反對革命的癲癇病者。”二月事件發生伊始，感覺“就像是統治者睡覺睡過了頭”了一樣。
二月革命爆發2-3天以後，衛戍部隊對是否使用武器仍然各執一詞，由於“沒有得沙皇的指示”，下級單位都在各行其是，自己看著辦。後來彼得格勒衛戍司令哈巴洛夫勉強同意，如果人數眾多且帶有挑釁行動的話，在三次警無效以後可以開火，但不能殃及無辜、不要把事態擴大化。不想擔責任的下級連隊擅自決定，“明天不去傷害老百姓，我們曾經宣誓殺敵、保衛祖國，但是不殺我們的鄉親”。被調去鎮壓的軍隊放空槍做做樣子。
俄國輕騎兵團，1914
最奇怪的是，被稱為沙皇“鷹犬”、群眾運動“絞肉機”的哥薩克態度中立。在二月革命時，那些只會服從命令“無腦”的哥薩克坐在馬上一動不動，聽任工人們從他們的馬肚子底下“鑽過去”。哥薩克表示他們不支持警察，而是同情群眾的。很多資料顯示，這一次“哥薩克沒有開槍，沒有打人，沒有用馬鞭子抽人，沒有用馬蹄踩踏人群”。托洛茨基說，二月革命不擇其路，革命是“在哥薩克的馬肚子底下邁出它最初的腳步的”。這次工人再也不會被哥薩克的馬蹄所踐踏了，很快革命再也不需要在哥薩克的馬肚子底下爬行了，它挺直了腰板，頂天立地的站起來了。
哥薩克採取作壁上觀的態度對事態發展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一位哥薩克說，我們在1905年反對過人民，為這件事我們多少年以來受到良心的譴責，這次我們一定要努力洗涮掉自己身上昔日的恥辱。哥薩克變成了旁觀者，進而又成為革命的同情者。城裡各地的哥薩克士兵表示他們不支持警察，而是巴不得鬧出些事端來。缺乏軍隊和哥薩克的介入，警察局在上面態度不明朗的狀況下，就如何實行逮捕也討論不出個所以然來，任由各分局“自己處理”。
彼得格勒市或者說整個俄國缺乏一個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機構，軍隊和警察系統互不通氣，哥薩克與軍隊相互推諉，畢竟1905年的流血在社會上留下了極壞的名聲，現在誰也不想承擔責任了。
彼得格勒街頭只剩下冰冷無情的警察還在維持秩序。民眾痛恨警察，把他們稱作“法老”、“鷹犬”。人們說，我們再也不願過有警察的日子，我們要過完全自由的生活。大家高呼著“砸爛法老”、“打倒法老”去衝擊警察局。
暗探局在民間被稱為“有毒的蜘蛛”，是百姓們最痛恨的職業。很多警察分局被搗毀與總局失去聯繫。民間已經發生殺警察的行為。軍火庫被盜，一天之內就盜走了4萬之槍，大量的武器流入民間。繳械了各個地段警察局的槍支，民眾搶傷兵和散兵的槍支，搗毀狩獵商店使一些獵槍流向民間。武裝的民眾有恃無恐起來。
事態越鬧越大，已經影響到前方的戰事了。按理說有16萬人的彼得格勒衛戍部隊對付“暴民”是小菜一碟，（由於彼得格勒緊靠前線，除了衛戍部隊還有相當數量的後備武裝，兵力儲備相當龐大）。但是大部分由當地人組成的衛戍軍隊不願意面對父老鄉親。由於戰爭期間，軍事機構指揮一切，地方武裝原則上歸彼得格勒軍區司令哈巴洛夫指揮，而他根本瞧不起地方警察機構，認為那些都是口碑糟糕人品極爛的醉漢和無賴。
直到2月29日，沙皇痛下決心：“把動亂鎮壓下去！”如果衛戍部隊不行就從前線抽調8個團回來保衛首都。但是沒有料到遇到了牴觸情緒。前線的指揮官們認為，正在準備春季攻勢期間，在前方吃緊的情況下，抽調正規軍去打後方的老百姓這合適嗎？
戰役發動前從前線抽調兵力是兵家大忌，況且是從不同戰區的分別抽調。沙皇的原意可能是不給某一個戰區造成壓力。雖然由於對德作戰從波羅的海到黑海一線俄軍部署了700萬兵力，區區的8個團只不過是九牛一毛。
然而適得其反的是，它等於通知所有的戰區，後方“造反了”，再加之農村各地展開的“自行分地”和布爾什維克在前線散發傳單策反士兵造反，直接動搖了為沙皇賣命的傳統價值觀。結果抽調工作遲遲不能完成。最後，先從三個戰場上調了兩個步兵團和1個騎兵團，後來又調去了8個團。如果都能夠到達的話就有11個團了。可是等到部隊集結完成，鐵路已經不在政府的控制下了，所以這11個團的兵力也沒能到達彼得格勒折返而回。
原本總參謀部就有一幫“青年土耳其派”校級參謀，希望繼承十二月黨人的遺志，來實現國家變革。後來的確也主要是軍隊逼宮，導致沙皇退位。他們勸皇上，應當撫慰人民的不滿情緒，不能指望軍隊全部站在沙皇一邊。讓我們去和外敵交戰可以，正規軍“不過盧比康河（意即不介入內訌）”是職業軍人的傳統。
汽車上的兵變士兵
2月29日，近衛軍沃倫營教導隊打死了上尉拉什凱維奇，部隊開始失控。普列奧布拉仁斯基近衛團的軍官們敵視皇后，對作為德國人的皇后與妖僧拉斯普京沆瀣一氣積怨已久，他們希望由杜馬來建立一個責任內閣，他們把自己的所作所為看作是十二月黨尚未完成的任務。
軍人們服從杜馬這個彎子轉得不算太大，從1905年《10月17日法令》以後，君主專制越來越不得人心，所以軍隊宣佈歸附臨時政府，一來是大勢所趨，二來可以儘快恢復秩序，三來軍隊避免了“劊子手”的罪名。不願實行鎮壓的士兵說，血已經流得夠多的了，今天讓我們殺人，明天讓我們坐牢，我們是大人物的替罪羊。上街遊行的民眾再壞，難道能比德國人更壞嗎？
杜馬前的人群
就這樣真到“狼來了”的時候，沒有人站出來“挽救”沙皇的家天下了，君主專制呼啦啦大廈傾。就像別爾嘉耶夫所說，沙皇專制制度與其說是被推翻，“不如說是自行瓦解和自己崩潰的”。二月革命勝利，沙皇退位，杜馬臨時委員會接管了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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