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哥薩克在伊朗

陶短房:哥薩克在伊朗

提起哥薩克,人們會自然而然想到俄羅斯,沒錯,作為“沙皇的馬鞭”,哥薩克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為俄羅斯征戰,不少人很難將這個軍民合一的特殊群體和其它國家的名字聯為一體。當然,隨著蘇聯的解體,如今也有不少人在諸如烏克蘭、摩爾多瓦、格魯吉亞甚至中亞國家的熱點新聞中看到當地哥薩克團體的身影,在近期的烏克蘭危機等事件中常常可以看見他們在活動。但那些生活在俄羅斯以外的哥薩克群體,說到底也還是舊沙俄-前蘇聯的“歷史遺留問題”。

不過曾經有那麼一個哥薩克團體長期存在於另一個和俄羅斯帝國版圖無甚瓜葛的國家,活躍於其軍事、政治、外交各領域,甚至一度創立了俄羅斯境內任何哥薩克團體都未能創立的功業: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王朝。這個團體就是如今較少為人所提及的伊朗哥薩克團體——波斯哥薩克師。

哥薩克本是流動客 波斯王邀請入家園

話說哥薩克一詞其實源自突厥語,意思是“自由人”,原本是在欽察汗國時代為反抗汗國強加義務而結成軍事自治團體的遊牧集群,其誕生甚至早於俄羅斯本身,民族構成也很複雜,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混血”群體。只不過隨著沙俄的誕生和崛起,哥薩克團體出於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開始依附於沙俄,而沙俄也需要這樣一根“馬鞭”,為自己看家護院、開疆拓土,雙方脾性相近,一拍即合,也就漸漸地成為“天生一對”。

儘管沙俄皇室被許多西歐朝廷譏諷為“文明度不夠”,但他們自己卻又對哥薩克團體的“野蠻性”又愛又怕,愛的是其戰鬥力和闖勁,怕的是一旦這種蠻力反噬自家,後果不堪設想,事實上早期俄羅斯幾次宮廷政變、血案,都或多或少和哥薩克人有關,一些哥薩克團隊也爆發過暴亂和譁變,這樣一來,沙皇們便千方百計將一個個哥薩克社區、部落派到沙俄的邊疆、要塞,或先讓他們開疆拓土再讓他們就地屯墾戍守,如此哥薩克滿足了征戰和圈地的癮,沙俄皇室既人盡其用,又遠離了這樣一隻危險的火藥桶,可謂皆大歡喜。

許多人都知道,沙皇的稱號始於伊凡雷帝,其由來則是因信奉東正教,借拜占庭帝國被奧斯曼土耳其所滅、東正教的皇帝從此“缺席”的機會,為自己所加的冠冕,以示自己的帝位系“根紅苗正”,且不僅有權統治俄羅斯,更有權管轄所有信奉東正教或曾經屬於橫跨歐亞非三洲的拜占庭帝國故土。拜占庭帝國即東羅馬帝國,許多制度、規則和風俗沿襲羅馬,拜占庭也自稱“第二羅馬”,而沙俄稱帝后更將莫斯科自封為“第三羅馬”,以強調沙皇的“高貴血統”。不僅如此,歷代沙皇都對“溫暖海洋”出口興趣盎然,不願被拘束在洗臉盆般的黑海,渴望衝出地中海,衝向波斯灣,從此“海闊憑熊躍”。

不論從“第三羅馬”的大義名分,或打通土耳其海峽的戰略利益考量,沙俄都勢必和奧斯曼土耳其為敵,歷史上他們一次又一次攻打奧斯曼帝國,並攫取了後者在黑海沿岸的眾多領地,卻始終無法衝過“卡脖子”的土耳其海峽,無奈何,只得在新攫取領地上建立要塞和總督區,並留駐一個又一個的哥薩克部落,他們既是就地屯墾的社區,又是駐地、兵源、後勤完全地方化的哥薩克師、旅、團,每個團以上單位都有特色鮮明、易於辨識的軍服、標誌,顯得精神抖擻。對這樣一支哥薩克軍隊,歷代俄羅斯領導人往往都難掩自豪之情,甚至到了蘇聯時代,20世紀30年代蘇聯整軍,實行“部隊駐地化”,還刻意模仿了這種“哥薩克制度”,甚至在1936年“復古”了多個哥薩克騎兵師,除了武器變現代化,番號、服飾都竭力模仿當年舊制,二戰名將朱可夫就曾在這個時期擔任過一直這樣的“復古哥薩克部隊”——頓河哥薩克騎兵第四師的師長。

正應了“牆內開花牆外香”的典故,這支儀表堂堂的哥薩克騎兵,在當時被一位外國君王看在眼裡,羨在心中,這位外國君王就是現在的伊朗、當時的波斯國王納賽爾丁.沙(Naser al-Din Shah Qajar)。

納賽爾丁.沙是波斯卡扎爾王朝的第四任國王,在位長達49年,是伊朗歷史上著名的“長壽君主”(指在位時長居伊朗歷史第三位,非指壽數,他只活了65歲)。這位君王即位後一心富國強兵,無奈國運多舛,內外交困,內有巴布教徒起事,外有英國在中亞、南亞步步緊逼,迫使波斯不得不放棄收復被沙俄奪取舊疆意圖,專心在東線對付英國,卻依然丟失了赫拉特(在今天阿富汗)。

偏這位國王又不知怎地迷上了“海外遊”,一次又一次打著“勵精圖治”、效仿沙俄彼得大帝的旗號去西歐“考察”,為籌措經費甚至在國內賣彩票、開賭場、搞菸草專賣(而且包給了英國人),不過國王也不是光玩不幹正事,偶爾也會順便管管跟“改革開放”有關的問題——比如把哥薩克引進家門。

這是1878年,他第二次動身去歐洲的事。

那次他從波斯動身,取道沙俄高加索總督轄區,準備由此抵達黑海之濱,再乘船去西歐。途徑今天亞美尼亞首都埃裡溫時,束手當地的哥薩克騎兵團為表示對外國君王的敬意,舉行了一次閱兵儀式,令苦於自己御林軍“疲軟”的波斯國王豔羨不已。

檢閱已畢繼續趕路,不數日便抵達今天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當時這裡是沙俄高加索總督府所在地,照禮儀總督自然要來拜會這位波斯國王,國王老實不客氣,寫了份正式照會讓總督轉交沙俄政府,表示希望引進哥薩克,在波斯“克隆”一支哥薩克騎兵部隊。

總督不敢怠慢立即報告沙皇,沙皇正為打不開土耳其海峽犯愁,聽到這一消息登時大喜過望——波斯北接裡海,南臨波斯灣、阿拉伯海,如果能擴大俄在波斯的影響力,就等於繞過土耳其海峽,直接獲得了擁抱“溫暖海洋”的機會,因此他立即指示總督“照辦”。

1879年,幾十名俄羅斯哥薩克在騎兵中校阿列克謝.多曼科維奇(Alexsei Domantovich)率領下抵達波斯,當年7月15日,波斯哥薩克騎兵團宣佈成立,兵力為400人,翌年,騎兵團擴編為波斯哥薩克騎兵師,兵力為1500餘人(騎兵三個團666人,步兵三個連480人,炮兵一個營132人,軍官143人),這也是當時波斯最精銳的一支軍隊。

俄羅斯為人作嫁 哥薩克落地生根

前面提到,沙俄之所以如此熱心,是想借“克隆”哥薩克干預波斯內政,並最終控制這個古老的南方國家。因此沙皇實際上是把派去波斯的哥薩克軍官團,當成了俄羅斯的一匹“特洛伊木馬”,在這一指示下,多曼科維奇被要求聽命於俄在波斯的最高政府代表、公使金諾維耶夫(I.A Zinoviev),而後者則以“襄助哥薩克軍事顧問工作”為由,一再要求列席波斯內閣會議。

但此時多曼科維奇的“哥薩克情結”開始發揮作用,按照“自由人”的傳統,他覺得自己應該“照合同辦事”,效忠於波斯國王,並開始認真為後者籌組一支有戰鬥力的哥薩克部隊,波斯王室對此看在眼裡,喜在心裡,對這位哥薩克軍官信任有加,經常邀請他出席內閣會議,卻把公使撇在一邊。

“合同”是有期限的,為期兩年,1881年12月31日到期,覺得幹得不錯的多曼科維奇躊躇滿志地返回俄羅斯,謀求續約,沒想到,約是續了,但派往波斯的哥薩克卻來了個“大換血”。

原來公使金諾維耶夫向沙皇打了小報告,稱多曼科維奇“妨礙公務”、“謀求在波斯升官發財”,並“藐視公使列席波斯內閣會議的正當要求”,而且“試圖在波斯建立一支強大的、足以威脅俄羅斯的軍事力量”,最終導致後者被留在了俄羅斯——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沙皇究竟想在波斯做什麼了。

為了讓波斯哥薩克騎兵師“俄羅斯化”,沙皇通過公使操縱騎兵師的任免,軍官、軍士的任職都要由俄羅斯人首肯,武器裝備也全部俄羅斯化,包括高加索直刃馬刀、10.67毫米別旦式單發步槍,以及俄製野戰炮等。

不僅如此,俄國人還試圖將波斯哥薩克騎兵師從頭到腳包裝成一支俄羅斯軍隊:三個騎兵團和三個步兵連分別被命名為庫班、塔拉克和頓河,分別佩戴象徵三個俄羅斯哥薩克駐防地的哥薩克帽,穿相應的哥薩克制服,每個騎兵團也照俄軍規矩,分為黑馬、紅馬、黃馬、白馬等中隊。為了逐級控制這支哥薩克軍隊,俄國人不僅在軍語中完全使用俄語,甚至專門設立隨營學校,力圖將伊朗級軍官的子弟從小“俄化”——因為所有課程都用俄語。

沙皇和公使什麼都算到了,惟獨漏算了一點:人。

派到波斯的俄羅斯哥薩克多時不過幾十人,少時只有10人,大多數軍官和全部士官、士兵都是波斯人,而且層層選拔自傳統的波斯世兵部落(如尼扎爾人),他們可以接受哥薩克式的“外包裝”,但骨子裡卻依然流淌著波斯血脈。

事實上就連“外包裝”也從一開始就出了問題:哥薩克的標誌是哥薩克帽,庫班、塔拉克和頓河哥薩克帽原本分別為紅底白色雙十字、藍底白色雙十字和紅底白色單十字,但波斯人以宗教理由堅決反對在哥薩克帽上使用十字,但取消十字後庫班哥薩克團和頓河哥薩克團幾無分別,不得不將後者換成全白帽,而“白哥薩克帽”也就因此變成了“伊朗土產”。

波斯王室看出俄國人的“小九九”,便採取財政上“卡脖子”的辦法對付過於聽命於俄國人的波斯哥薩克軍官,左右為難的波斯哥薩克軍官不是被波斯人搞得“破產”,就是被俄國公使弄得安身不牢,直到第五位波斯哥薩克師長科索哥夫斯基(Kosogovski)上校的出現,才扭轉了這一局面。

科索哥夫斯基上校是個公關高手,他巧妙周旋於各方之間,成功地讓各方都認為自己是“他們的人”,讓哥薩克師度過了危機。1896年,納賽爾丁.沙遇刺身亡,王儲、阿塞拜疆總督穆扎法爾丁.沙(Mozaffar al-Din Shah)的繼承人地位受到挑戰,科索哥夫斯基審時度勢,果斷以“哥薩克一貫忠君”為由站在王儲一邊,幫助後者穩定了王位。

但在俄方而言,波斯哥薩克騎兵師長仍然是“自己人”,是俄方派駐波斯的官方軍事代表,他們仍然不斷向其發號施令,命令其配合俄在波斯北部的擴張行為。

此時英國和沙俄正在波斯爭奪霸權,前者通過議會扶植代理人,而後者則一方面通過哥薩克騎兵師影響國王,另一方面借地利直接擴張,債臺高築的國王惟恐被議會分權,也不得不依賴哥薩克人。

1907年英國和沙俄簽訂公約,暫時在波斯握手言和,但俄駐波斯公使哈特維格(Hartwig)對此心有不甘,和時任波斯哥薩克騎兵師長的李亞克霍夫(Liakhov)串通,利用國王父子(1907年繼位的是穆罕默德.阿里.沙國王Mehmet Ali Shah)對議會的嫉恨,在1908年導演了“哥薩克騎兵師炮轟國會大廈”的一幕,從而加劇了伊朗憲政危機。

然而這一幕對國王和沙俄而言都是弄巧成拙:在各地革命和英國施壓的威脅下,穆罕默德.阿里.沙在1909年退位流亡,英國和沙俄在討價還價後妥協,裡外不是人的波斯哥薩克騎兵師則被邊緣化。

1917年俄羅斯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先後爆發,頓河哥薩克騎兵師的上層也被捲入,先是代表臨時政府的克萊爾吉(Clergi)上校“空降”奪權,繼而白俄軍官斯塔爾羅謝斯基(Starroselsky)又取而代之,後者積極捲入蘇聯“紅白內戰”,給波斯哥薩克騎兵師帶來了滅頂之災。1920年秋,波斯哥薩克騎兵師從蘇俄高加索地區潰退,為躲避紅軍追擊,躲入加茲溫附近一座英軍軍營,英軍指揮伊隆塞德(Edmund Ironside)趁機將斯塔爾羅謝斯基以下所有俄籍哥薩克軍官全部扣押,並脅迫國王艾哈邁德.沙.卡扎爾(Ahmad Shah Qajar)將之全部解僱,自此波斯哥薩克騎兵師徹底伊朗化,沙俄苦心孤詣培植幾十年的“特洛伊木馬”,最終為他人作了嫁衣裳。

英國人借花獻佛 禮薩汗順水推舟

英國人何以在波斯駐軍?

原來當時正打一戰,英俄聯軍在波斯境內和土耳其作戰,但十月革命讓兩軍反目成仇,因此縱橫捭闔的英國人先是讓駐波斯英軍聯合哥薩克人干預高加索“紅白內戰”,繼而又趁火打劫,在波斯哥薩克騎兵師驅逐了俄羅斯的影響。

但此時波斯國內民族情緒升溫。1918年1月,皮爾尼亞首相(Hassan Pirnia)照會英國,提出著名的“五項要求”,要求廢除英俄1907年協定,英國從波斯撤軍,修改不合理的關稅稅率,允許波斯參加巴黎和會,將包括哥薩克騎兵師在內武裝指揮權交還波斯政府等,英國迫於壓力,答應廢除1907協定和修改關稅兩項,並拒絕其它三項。不久皮爾尼亞首相下臺,新任首相薩爾塔內(Samad Khan Momtaz os-Saltaneh)蕭規曹矩,於1月30日宣佈取消英國在伊朗的治外法權。儘管薩爾塔內不久後被英國設法趕下臺,但隨著10月30日土耳其退出戰爭,英國再無在伊朗駐軍口實,伊朗境內反英情緒更加高漲。

此時英國外相寇松正夢想建立一串圍繞印度的緩衝國,並將伊朗視作“最弱而最關鍵一環”。1919年8月,在寇松主使下,伊朗親英首相沃蘇格.多拉和英國公使科克斯簽署“英伊德黑蘭協定”,規定英國向伊朗派出軍事、財政顧問,並與伊朗合作修建鐵路,伊朗實際變成英國獨家保護國。

然而此時因英國在巴黎和會中蠻橫阻止伊朗與會,伊朗國內反英情緒達到頂峰,連國王艾哈邁德.沙也對沃蘇格表示不滿,6月24日,沃蘇格內閣垮臺,中立派莫西爾.多拉組閣,旋即宣佈終止英伊協定,拒絕將伊朗哥薩克師按協定要求轉交英國軍官指揮。

英國對此無法容忍,當他們發現,即便顛覆伊朗內閣也無濟於事時,便產生了“換朝廷”的想法——我們連國王都換了,總行了吧?

英國所看中的,是哥薩克師近衛團團長、上校禮薩.汗(Riza Khan)。

禮薩.汗出身貧寒,14歲投身行伍,積功升至上校,控制著伊朗最精銳的哥薩克師近衛團,因這支武裝充斥著英國顧問,他和英國早有往來,被視作“可靠人物”。1921年2月21日,英國駐伊朗軍事顧問團扶持親英政客賽義德.塔巴塔巴伊(Seyyed Zia'eddin Tabatabaee)和禮薩.汗發動政變,囚禁國王,由賽義德出任首相,禮薩.汗為“薩爾達爾.賽帕赫”(大元帥)。

然而這次英國居然看走了眼。

禮薩.汗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民族主義者,他之所以低聲下氣討好英國軍事顧問團,是想借英國的手,從俄國哥薩克貴族手中奪取哥薩克師的控制權。當英國鼓動他和賽義德發動政變時,他不動聲色,順水推舟,但政變成功後不到3個月,他便毫不客氣地趕走賽義德,自任首相,並先後兼任陸軍大臣、武裝部隊總司令、哥薩克師師長,成為伊朗的實際獨裁者。在禮薩.汗的運作下,伊朗在政變後僅1個月零兩天便廢除了英伊協定,1921年5月15日,英軍不得不從伊朗撤軍。

這次事件讓禮薩.汗和英國結下冤仇,但當時雙方並未發作,因為此時蘇俄正向伊朗輸出革命,並在伊朗北部建立了“吉朗蘇維埃共和國”,雙方不得不維持表面合作關係,最終迫使蘇俄退卻。

1925年,禮薩.汗宣佈廢黜卡扎爾王朝末代國王艾哈邁德.沙,自己出任國王,這就是伊朗最後一個王朝——巴列維王朝。

這是哥薩克在世界範圍內建立的第一個王國,恐怕也是最後一個,雖然禮薩.汗“除了制服外其它都和哥薩克沒有血緣關係”,但畢竟哥薩克並非種族、民族,而是一個武裝團體的“混血概念”,說巴列維王朝是哥薩克所建立毫無問題。

不過王朝建立後,禮薩.汗進行了大刀闊斧的現代化改革,引入德國顧問建設新式軍政,廢除了哥薩克師及其全套“行頭”,此後的巴列維王朝歷史,恐與哥薩克扯不上什麼瓜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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